国学之三思——浅谈东西方哲学之异同
方天化
据2005年8月9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所载，李醒民先生所著的《跨越休谟原理》一文，对我多有启发，不禁使我提起笔来，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该文开篇即介绍休谟原理：“休谟关于科学与价值断然二分的观点，往往被称为休谟原理或休谟命题。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休谟原理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命题。在20世纪有关科学和哲学关系的系统阐述中，关于‘应该是什么’的命题，从来也不能从关于‘是什么’的命题中推导出来，即价值不能从事实中推导出来。”
作者接下来写道：“爱因斯坦向来赞成休谟原理：是什么的知识并未向应该是什么直接敞开大门。美国哲学家杜威也推崇休谟原理：价值是规范性的，而事实是描述性的，其间的鸿沟无法超越。”
对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观点，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善”与“真”的关系
所谓“价值判断”即“应该是什么的知识”，即为“善”之范畴；所谓“事实判断”即“是什么的知识”，即为“真”的范畴。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这一哲学名著中，讨论的“认识论”仍与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理念如出一辙。在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中，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惯有特征：“在人类的直接的思维圈中打转”。
休谟采用分析的综合的方法，对人类的理解形式形成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但是，在“我思故我在”的范围中，“善”与“真”作为人类精神的两个向度，从来而且一直都是割裂的。不论通过“审美作为弥合裂痕的中介”，还是说“每一个价值都负载着某个事实”，仍然是像两条无限接近而永远不会合一的抛物线——是两回事，即使它们往往像孪生兄弟一样联袂而至。
在西方哲学中，我们没有发现东方哲学里庄子式的断想。庄子说，有一物（“中央之帝”）名叫“浑沌”，当它被凿出“眼”、“耳”、“鼻”等七窍时即死亡了。（原文见于《庄子？应帝王》篇末。）
当感觉出现分立——“善”的道德观念与“真”的事实观念时，在这之前的“全面把握”就被割裂了。故西方哲学里称为“单向度的人”，这样的人是割裂的、痛苦的，而非“天人合一”的、幸福的。
《道德经》中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明朝高僧憨山解释：第一个玄，还在语言里；第二个玄，已经脱离了语言。只有超越语言，才会步入“众妙之门”。
西方哲学建立在语言的表象上，所以无法超越语言，达致“众妙之门”（道），在“众妙之门”里“真”与“善”并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完全是一回事。儒家学说讲“格物致知”。“格物”是否能够致“知”？这个“知”是道德的还是事实的？我们从王阳明的悟道实践中可以寻找到答案：他悟出“良知”时，其实“良能”也在其中。他从对事实的深入推研中，寻找到了完美的道德答案。即与孟子“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相遥接。可见，在东方的精神世界里，从对事实判断的推求中可以得出道德判断。再进一步说，释迦牟尼睹明星而悟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众生皆有如来清净德相”，原来人我一如，皆能悟道，只是“道”深埋在人们的深层次心理结构中（或称“潜意识”里）。
当然，这里又会有人提出那个老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什么中国的数学没有形成西方的清晰、严密的体系？
是的，正如杨振宁先生所意识到的，中国自然科学的不发达与《易经》有关。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消极的，甚至认为是积极的。《易经》透出的精神气质，正是一种对自然界“事实判断”总体把握的至高境界。
《易经》涵括了数理世界最抽象的原理，也就不再深入下去作低层次的演绎（如果演绎下去，就是西方的数学科学体系）。在此，中国或称东方的精神路向以及生存方式发生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变化途径。
这里，我有一个比喻。就如同开汽车，汽车可分为“自动挡”的汽车和“手动挡”的汽车。中国文化通过《易经》及其衍生哲学，一来就成为“自动挡”的汽车，便不再有新的演变和发明。西方制造了“手动挡”的汽车，而又不断在此基础上穷索，发明了“手动挡”的火车和轮船。
西方哲学迷恋于事实判断，从培根开始，又得到无以复加的推动，但它并未触及世界的“本体”。
因为正如佛教经论深刻阐释的“但有言说，俱无实意”。
从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从解构主义到语义哲学的演变，从维特根斯坦、萨特到德里达，似乎都想冲出“语言”（思维）的困境，然而仍然陷于“语言”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二、康德的卓越贡献
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休谟发出了东方式的疑问：“我是谁？我的周围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到哪里去？”
然而迄今为止，西方哲学只是从休谟发端，提出了问题，而非解决了问题。
在佛教禅宗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父母在生你之前，你的本来面目如何？”这是禅宗里最著名的公案，使无数的参禅者由此“开悟”。然而，它的答案绝不在逻辑境界中，而在超逻辑境界中。
请问，西方哲学中，有没有“超逻辑境界”？
康德说：“休谟将我从独断论中唤醒。”
什么是康德所指的“独断论”？我们从他的三大批判中——《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看出，康德从休谟那里得到启发，认识到人的思维是有局限的，人的思维无法认识真正的本体。
康德的“物自体”仍然是本体的投影，而绝非本体，类似于佛教唯识宗提出的“所缘缘”（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
由此，康德进入了不可知论和二元论的判断中。
然而，康德意识到在必然王国的事实判断（理性）之上应当存在价值判断——自由王国的意志（或称信仰）。
康德只是感到了，而未实证到，有如“康德猜想”。
这正是东西方哲学的分野。
可将西方的哲学称为分析的哲学，将东方的哲学称为实证的哲学。
是的，西方精确的思维形式——数学，演绎至今还未出现不能演绎下去的逻辑障碍，但是，西方的物理科学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已经发生了解构般的变革。
爱因斯坦最杰出的四大贡献——量子力学、原子存在、相对论、质量是凝固的能量（E=mc2)，在东方哲人的实践中早已证实，即使只是个别杰出人才的实践与体验。
“光”的波粒二象性，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印证，在禅宗、密宗开悟者实证的“金刚链”现象中早已证实。
原子的存在只是证实物质的可分性，原子还可再分为电子、质子、中子等等，仍然是“色即空，空即色”的印证。相对论揭示出的时间的相对性，无论是在道家“黄粱一梦”的神奇故事中，还是在憨山大师等高僧的入定中早已证明。
质量变能量在密宗高僧的“虹化”现象中都逐一证实。
这些现象说明，东方哲学所到达的高度，往往被用于作为单个杰出个体的悟道、修行和实践，或如《易经》所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而未将其进行理论演绎、开解、细化，走向自然科学的途径，并在物质世界中作为技术手段带来物质利益。
这再次说明，东西方精神的发展路向不同，对幸福的价值观的认识不同。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三、“哲学”的标准
有许多人，将哲学限定于西方哲学的观念、范畴，将其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从而得出东方哲学“落后”，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结论。
其实，哲学是什么？哲学仍然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内容，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学问。无论东西方，只要存在自成一体的这类学说，就都是哲学。
东方哲学的术语、概念、范畴指向“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即能达到人的至高幸福与自由。
例如，藏传佛教的宁玛派（红教）就对此阐释为：“境、行、果中的‘境’，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既非世间之心所能了解，也非超过世间之心所能了解的。”（详见《康藏佛光》第71页。）
禅宗公案里，有僧问老师：“如何是第一义？”老师回答：“你说的是第二义！”
这是不是哲学？我认为这是最深刻、最精美的哲学。
西方哲学提到的本体论，实际上就是认识论，提到的认识论，其实就是本体论。所谓唯物主义，是论者心中的唯物主义；所谓唯心主义，是论者心中的唯心主义。
只要你存在，就是你“心”的存在，你的心与世界紧密相连。所以我的恩师贾题韬先生说：“所谓缘起，你不能忘记了离不开你的存在。因你而缘起。”
所以，才有《六祖坛经》中的著名公案，六祖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故唯识宗提出“万法唯识”的哲学。
王阳明也有类似的提法：“这朵花在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是与我的心同开；在我没有看到它的时候，它是与我的心同寂。”
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本体不是“想”和“说”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
因此，禅宗公案里有“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哪里呢”这样的语句。在笛卡尔看来，既然“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不思”了，当然我就不在了。
而东方哲学绝不这样认为。王阳明逝世时，有人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要办的？王阳明说：“吾心安矣，夫复何言。”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已经把生活琐事安排完了，而是他表达出了他对本体的认识。
禅宗公案里常说：“有‘不动’者在。”万事万物都在运动，有没有一个“不动”的东西呢？
禅语里又有：“如何是活水龙？”答曰：“兴波不作浪。”
为什么“兴波”而“不作浪”，因为“波”是动的，“浪是不能动的”。
这一切都是不能作妄情揣想的，否则又是在自己的思维里打转。
我记得，有一次贾师题韬先生要我“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我即问道：“吾一日三省吾心，能不能悟道？”贾师回答：“不能。”
四、海涅对东方文化的偏见
西方思想往往因为无法深入到东方思想文化体系内部，而对东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提出各种质疑甚至偏见。连杰出的诗人、哲学家海涅也未能免俗。这种偏见在黑格尔那里，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只能说，东西方文化在深入沟通之前，确实存在着巨大鸿沟。
五、具有东方气质的西方哲人
我们在斯宾诺沙、费尔巴哈的哲学书籍中，读到充沛的道德激情。
其实，中国文化何尝不是充满了道德激情呢？新儒家哲学正是要充分展示这一方面。
从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人们感受到“诗意”的哲学。
儒家文化从孔子那里，将诗一般的感悟充分展示出来。
因此，与其说哲学更能反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毋宁说诗歌有时更能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关于“作为意志及表象的世界”的学说似乎来自于东方的小乘佛教，而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关于“生命冲动”的直觉主义、英国哲学家的“生机主义”均对“理性”表达出一种超越性的认识，具有一种东方气质。
在欧洲荣格以后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等）实际已经在研究中融入了对东方文化较深刻的理解，在实证领域表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运用。
六、关于《易经》
欧洲一位数学家曾说，中国有数学，就是《易经》。
莱布尼茨因为《易经》的“二进位制”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位制计算机。
佛教大德本光法师曾说：“《易经》展示的是世间极智。”
《易经》仍然属于世间智慧，而非出世间的智慧，虽然它已经达到了世间智慧的极限。
七、殷海光与方东美
殷海光早年时曾崇尚“全盘西化”，直到晚年触及中国文化的堂奥以后，殷海光开始充满忏悔意识地说道：“我过去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是错误的。我现在刚刚认识到东方文化哲学的深刻，却又将不久于人世，对此（指复兴中华文化）我是负有责任的。”
殷鉴不远，国人当对“国学”再三思之。
方东美则称“华严经哲学”为全世界最深刻、最高级的哲学。
殷海光、方东美、牟宗三均为学贯中西之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不能仅仅看做是辜鸿铭式的“中国女人是全世界最美”的美学偏好。
吾劝国人当对国学再三思之，“三思而后行之”。
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