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强调“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古耕虞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
1948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1950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1950年6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给国家，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才放心地动身赴美。他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份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一路上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份，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他抵达美国不久，6月25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1950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10万箱，价值8000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纪录（直到1976年才突破这个纪录）。到了12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实际上是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受损。
1951年2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也译得非常巧妙。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仍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所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1948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得到的。
耿直
1958年，古耕虞要求到社会主义学院进修。该学院是全国政协两年前成立的。学员通常的学习时间为一年，他自动要求延长，结果上了近两年。
一次，学院组织学员开会，批判一名曾担任过某省医学院院长的同学。古耕虞在会上多次发言，话说重了。他后来检讨说：“这是一位留美学者，确实说过一些错话。大家批判他，我也批判。但这里面没有一点违心之论吗？不是。我赌过咒，在运动中不要‘顺风跑’，但结果还是顺风跑了！”
还有一次，他和一名右派同学谈心。那位同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教授，解放前跑到了解放区，建国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一个部的副部长。这位前副部长对他说：“老古，听你说过，资本家学乖了，你在外贸部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乖’的。我可没有你这么‘乖’。有人说，中国已经没文盲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人们就批判我，说我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结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对你学‘乖’，十分感慨。”
古耕虞听完他的话，给他讲了一个老而又老的笑话：孔子有两位得意弟子，一个是做学问的子路，一个是做买卖的子贡。孔子在陈绝粮，先派子路到一个老头儿家借。老头儿听子路说他是孔门弟子，要他先认个字：真。子路说，这字念真。老头儿摇摇头说，不对，这字念“直八”。子路说，这明明是个真字，怎么能念“直八”？老头儿生气了，说，你不念“直八”，我不借粮给你。子路怏怏而回。孔子再派子贡去，老头儿照样来一遍，子贡马上改口说，对对，应该念“直八”。于是子贡把粮借回来了。
讲完笑话，他概括说：“这个笑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有些人爱听假话，听不进别人的与自己相反的意见。我觉得你有些像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书呆子气重。子贡毕竟是做买卖的，会说别人爱听的话，买卖人讲究的是发财，不论是非，你爱听‘直八’，我就念‘直八’，反正我把粮食弄到手了，吃亏上当的是你，于我无损。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真正喜欢这种光会说漂亮假话的人。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完全不必感慨，对共产党讲真话总没有错。”
“大跃进”开始了。大跃进最大的特色就是放“卫星”。古耕虞仍在社会主义学院上学，不到公司工作。但有时也回去看看。一天，他偶尔看到下级公司报来一个文件，说某人民公社的养猪场放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大卫星”，一只母猪生了64只小猪。
“我们最好先去问一问养猪的农民，或者亲自到猪肚子下看一看，老母猪到底有几个乳头？”他放下文件，气愤地说，“现在一胎竟生了64只，这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的。至少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大卫星’。我看就不要再上报了！”
大跃进以及其后的自然灾害，使一切都乱了套。四川的猪鬃年产量，差不多一直占全国年产量的30%，历史上没有低过一万箱；而1960年产量仅有几百箱，不到大跃进前的十分之一。古耕虞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差点跳起来：“我们古家几代人，在四川搞了几十年猪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不相信这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人搞出来的。”
1966年6月底，古耕虞随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参观团，到河北省香河县参观“四清”运动。回来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快一个月了。他回来没有几天，公司的院子里就贴满了冲着他来的大字报，上面连篇累牍称他“资本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也曾有人贴大字报，涉及到他时，一般只批评党委“重用了资本家古耕虞”。这使他时常感到对不起领导们，因为自己连累了领导们。他用幽默中带点儿酸楚的口气说：
“说实话，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个姓‘资’的姑娘，嫁到‘无’家来，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公婆说我好，丈夫也认为我不错。但是有些尖嘴小姑、顽皮小叔却很难侍候，总说我这个嫂嫂‘坏’，而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嫂子的娘家不好。这些小姑、小叔们，只看我昨天，不看我今天，更不看我明天。成天口中念念有词，抓住我的‘娘家’不放。不过，劳动群众印象中，资本家要剥削人，总是坏的，有这些想法并不奇怪。”
但这次不同，那么多大字报，铺天盖地，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批评领导重用资本家，而是指名道姓，直接批判他本人。他突然感到紧张，思想斗争很激烈。
他去找公司党委（他不是党员，所以不是公司党委委员）问：“我再当经理还合适吗？”谁也无法明确答复他。
从那以后，大约四五十天时间，他的唯一“工作”就是看大字报。那些大字报上充斥捕风捉影、指鹿为马、说假话、作假证的东西。人们都宛若发疯似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他感到愤慨。无孔不入、无所不敢的红卫兵们跨进了古家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时，看到他在国外访问时与外国人的合影，说这是“里通外国”的证据。他对他们说：“我是里通中国共产党，外通外国资本家。”
红卫兵们试图从帮助古家料理家务的一对李氏老夫妇身上打开“缺口”，让他们揭发古耕虞的“罪行”。老头回答他们说：“我是贫农，我只感到他待人不错。”老太太则说：“我在古家几十年，过去亲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现在又看着他们的孙子、孙女长大，如今早解放了，他们若是待我们不好，我们早就走了。”红卫兵失望地骂他们“没有阶级觉悟”。
一天夜里，红卫兵们又来造访。一个红卫兵问他：“解放前你为什么不参加革命？”
他感到愕然。事后他对别人说：“这个孩子似乎在责备我解放前不应该去当资本家，而应该去革命。这叫我怎么回答呢？”
他给吵闹得没办法，试探着找到一个姓崔的“片儿警”诉说情况。崔民警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小伙子，他愿意提供帮助。他关切地对古耕虞说：“我完全了解，你拥护党的领导，学习是好的。你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公司，请他们再打电话与我们派出所商量。现在，红卫兵正在风头上，你千万不要去和他们顶撞，免得吃眼前亏。至于我自己，也不能和红卫兵见面。他们来了，我不来；他们走了，我就来。但有一条，他们没有权拿走你的东西。如果拿走了，我作为公安干部是要干涉的。你可以告诉我，我一定设法把东西追回来。”
古耕虞和崔民警聊天时，崔民警还说过这样颇见水平的话：“毛主席对民主党派说过，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难道只能长到17年，多一天都不行吗？”
崔民警的话令古耕虞深为感动。他认为，崔民警是他在“文革”期间遇到的最可敬佩的人之一。
古耕虞除了自己挨批判外，还得不断地为当年的部下们作证。证明那些职员们，包括分公司经理们都不是资本家，他和董事长及董事们才是“当之无愧”的资本家。
这天，又来了两个人，调查他的一个表亲。那位表亲解放前是“川畜”北平办事处主任，解放后成了国家干部，家中有银行存款七八千，“川畜”股票上万。来人要古耕虞证明他是资本家。他问：“他自己承认了没有？”
来人说：“不肯承认。”
他说：“他不承认是对的。要换上我，我还要写张大字报，说古耕虞才是剥削者，是资本家，而我是被剥削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感到，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家。有股票，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资本家。在私营企业中有“三权”（财权、经营决策权、用人权）的、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剥削他人劳动的，才是真正的资本家。
于是，他又对来人补充说：“我的表亲哪有什么‘三权’？他仅仅是个普通坐庄的，连襄理都不是。所以，他绝对算不上什么资本家。”
婚姻？？古耕虞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正是他来南通读书的那一年，民国时，中国的封建习俗仍然盛行，青年人尤其是富家子弟结婚都比较早。古耕虞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于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早早成亲。好在这门婚事还令他满意。他的夫人王崇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女儿，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二人婚后一直互相体贴、互相扶持、十分恩爱。
后来在重庆时，古耕虞已是名闻遐迹的大老板了，大老板的夫人到社会上应酬是难免的，比如经常到阔人家赴宴，或是打麻将等。按说，夫人在外应酬，丈夫应该陪着。但是古耕虞极少陪夫人外出。
一天，他的姑母打发人来叫他，说有急事。一进姑母的门，他就见夫人王崇德倚在姑母身上抹眼泪。一看这阵势，他就明白了，准是夫人在姑母面前告了状，说整天见不着他的面，肯定在外面拈花惹草。一问原由，果然是。于是，他大笑着对姑母说：“如果我真有外遇，没有陪她去应酬，她吃醋是可以的，但现在她是在对猪鬃吃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