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
王仁湘
一、两个方位系统：提挈纲维与统领四方
不久前在写作科普著作《金沙之谜》时，我注意到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比较特别，与中原古代方位系统有明显区别，觉得很值得关注。
我先是注意到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展示大厅内，有一处特别的遗迹，有7个排列有序的大洞让人望而生疑。发掘者推测原来应有九个洞。在这些洞的底部都发现了残留的朽木，证实它们都应是柱洞。金沙遗址的这些柱洞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立起来的木柱相当粗大。九个柱洞分布在近20平方米的土层中，非常整齐地排列成一个长方形。推测这九根柱子支起来的，一定是一个高台建筑物，因为这个建筑正处在祭祀区中心，所以发掘者认为它可能是金沙人的一个高大的祭台，也有人认为它是古蜀“大社”。更进一步说是“近500年时间，金沙人一直在此地举行祭祀活动，所以这块区域才能出土如此众多的珍宝” 。
面对这处特别的遗迹，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祭台，台是西北—东南朝向，这个方向是否有特定的意义呢？有关学者在对金沙祭祀区这九个柱洞进行勘测后，发现九个洞规则性的连线与地球北极方向成22°至25°度夹角，均值为23.5°，这个度数等于“黄赤夹角”（黄道与赤道夹角）。有的专家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测，认为3000年前的古蜀人就能够根据太阳的运行轨迹判断季节的更替，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每年春分即阳历3月22日前后，初升的太阳正好和祭台的朝向吻合，也许古蜀人正是选择在春分时节，在太阳升起时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所谓黄赤夹角，是指地球公转轨道面与地球自转轨道面之间的斜交夹角，太阳的回归运动是在黄赤交角之间进行的，在两条回归线之间出现了太阳的直射现象，所以夹角的存在使地球有了四季和五带的变化。黄赤夹角会有周期性变动，现在是23.5°，变动范围介于22～24.5°之间，每一个变动周期为 40000年，我们是不可能感觉到这种变化的。
试想一下，高高的祭台上下摆满了各色祭品，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刻，或是太阳即将落下的时间，巫师缓步登上了高台。也许还有乐有舞，一番虔诚的祭祷之后，巫师从上天领来了神的旨意。最后是献祭，无数祭品被倾倒在河中，被埋进泥土。沟通天与地，沟通神与人，祭台在人们的心中崇高而神圣。
不论假设金沙木构祭台方向与黄赤夹角是否吻合，但祭台建筑不是正方向则是肯定的。虽然至今还没有见到正式公布的这座祭台的方向数据，它是一座西北—东南朝向的斜向建筑是无须怀疑的，我们在现场便能一目了然。由黄赤夹角和木构祭台，让我们想到了一些有关方位的问题，觉得古蜀王国应当有一种特定的方位系统。
这个特定的方位系统是怎样的？古蜀人的特别的方位感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可以由古城址、宫殿址、祭祀坑和墓葬的布局方位，来了解古蜀方位系统的具体内涵。
根据初步报道，金沙附近一带发现的同时代的若干大型建筑基址和数十座一般居址，也“基本为西北—东南向”，而居址附近发现的一千余座墓也是“均为西北—东南向，头向西北或东南”。如金沙兰苑发现的17座建筑基址，“方向基本呈西北—东南向”。金沙芙蓉苑南地点发掘到7座房址，不是西南向就是西北向，个别为东南向，没有一座是正方向。又如金沙蜀风花园发现的15座墓葬，有6座是西北向，9座为东南向。金沙就是这样，施行的是一种斜向的方位系统。
这还让我们想起成都早年的一项发现，那是属于金沙时期的羊子山土台遗址。1953年发现、1956年发掘的成都市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一座人工修筑的高大的三层土台，这是经科学发掘的少见的大型夯土台建筑，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是古代用于盟会和祭祀的礼仪性建筑,是一处四边形高台建筑，它的方位同金沙遗址房址和墓葬一样，中轴方向为45°，也是四角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巧合。
古蜀时期的三星堆城，城垣轮廓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正南北方向，而是东北—西南走向。其中月亮湾内城墙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北端为32°，只是南端接近成正南北走向。而西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方向为40°。曾被认作祭台的三星堆后来也确定是一段残城墙，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南侧有宽30多米的壕沟。三星堆原本是一条内城墙，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约为北偏西35°，中轴方向为55°。这一段城墙的方向或许代表一个时期三星堆城的建筑选向，后来城墙应当经历过多次修缮，所以平面轮廓显得不很规则了。
三星堆城墙附近发现的两个器物坑，更是以45°角斜向排列，按发掘者的描述是器物坑的四角正好朝着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向。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两坑平面布局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与附近城墙方向大体一致。
此外在三星堆城内陆续发掘到一些建筑基址，1980~1981年发掘出土18座房址，多为西南或东南朝向，也不见正方向建筑 。青关山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平面呈长方形，也是西北—东南走向，与城址方向一致。
通过金沙和三星堆的发掘，我们可以确认古蜀存在一种特别的方位系统，它的特点大体是建筑的四角指向四方，完全不同于四面与四方平行的方位系统。根据年代更早的考古资料判断，我们还可以确定这个方位系统具有更古老的传统。再将我们的视野移到史前时代，看看成都平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几座古城址的方向。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这几座比较重要的古城，也都是呈东北—西南方向布列。宝墩新近发现外城遗迹，内城墙以外四个方向都确认有城墙或壕沟，城址平面形状大致呈不规整的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内城一致，约为北偏东45°，四角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郫县古城考古报告说城址方向为120°，这是指的北垣走向而不是中轴方向，据附图量出中轴方向为北偏东40°，与宝墩城方向接近。郫县古城村遗址发掘几座房址，还有一些方形大砾石坑，方向也都与古城一致。城址中部发现一座长方形大型建筑，方向也是坐东北朝西南，房址内留存有5个长方形卵石台，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
史前墓葬在成都平原少有发现，在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清理宝墩文化时期墓葬19座，除一座为东西向外，均为西北—东南方向，头向西北，排列有序。这表明史前墓葬方向的选择，与城址和居址的方向相关。史前末期的墓葬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城墙以西五百米处的仁胜村也有发现，发掘到小型土坑墓29座，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和象牙等随葬品。墓葬除M5大致接近正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北—西南向。
这样看来，古蜀城垣建筑的方位系统在蜀地应当是形成于史前时代。金沙遗址因为没有发现确定的城垣，我们还不知当时设计的方向如何。但是金沙遗址附近发现了一些古蜀宫殿和居民基址，它们的方向也都是西北—东南向，推测与城垣是同一方向，可以推论金沙城的四角也应当是朝向四方的方向。
另外由成都城内商业街发现的时代稍晚一点的战国大型船棺葬看，也是确定的东北—西南朝向，依然属于古蜀的传统方位系统。那是一座二三十具大小不同的船棺同埋一穴的大型墓葬，墓穴面积达620平方米，呈东北—西南方向排列，方向为240°，即是西偏南30°或者北偏东60°。可见到了战国时期，蜀国自古传承的方位系统并没有明显改变。
我们用上述例证对古蜀方位系统作一个概括：古蜀方位选择的中轴方向一般是45°，偏离一般允许在5°之内，即40°～50°之间。个别较晚的例子没有控制在这个限度，如商业街船棺方向偏离在10°以内。如果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古蜀这个方位系统其实是更强调建筑“角”的朝向的，这个角古称“维”（详后文），四维朝向四方，而非四面朝向四方。
古蜀时代的这一方位系统，与中原主体方位系统明显不同。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原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城墙基址，但宫殿基址一般是南向略偏东几度。中原地区商代早期，考古所见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盘龙城等处的城址和城内主要建筑方向一致，基本都是南偏西几度。这种偏东或偏西的现象，一时间还被作为区别夏商文化的一个标志。商代中期的安阳洹北商城，方向为13°，朝北略为偏东。洹北商城内发现的1、2号大型宫殿基址，方向均为13°，与城址方向一致。中原地区商代晚期主体建筑的方位，多是朝向正南或略偏西南，与城址方向保持一致。商晚期墓葬方向虽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取东北方位”，即是向南略为偏西，与宫殿建筑选取的方位吻合。商代中原区域从早到晚的城邑、宫殿与墓葬都维系固有的方位体系，一直没有明显改变。
往前追溯到史前时期，中原的方位系统从发现的城址看已经确立。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大城址的方向，与其东北方并列两小城的方向近似，均约355°，即北偏西5°；还有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为正方形，方向为6°，城中发现的两座房址F1、F4的方向也均为6°，房址的方向与城址一致，为正北略偏东。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350°，即北偏西10°。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方向与城墙一致。研究者所说的南偏东或偏西，其实是北偏西或偏东，一般偏离5°～10°。我们用上述例证对古代中原方位系统作一个概括：自龙山文化时期至夏商时期方位选择的中轴方向一般是45°，偏离一般允许在10°上下，即350°～10°之间。个别例子稍稍超出这个限度，如洹北商城方向偏离越过13°。这是一个正向方位系统，建筑四面朝向四方。
不论是夏的南偏东或是商的南偏西，其实与正南北方向偏离并不是太大，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合并在一起观察，归纳为同一个大方位系统，即正向方位系统，特点是建筑的四面与四方大体平行。而古蜀的方位系统是一种斜向方位系统，可称为第二方位系统，特点是建筑的四角分指四方。
在现代，四面八方这个成语的意义已是比较含糊，一般泛指各个方向。不过在古代它是确指的，四面包纳在八方之内。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说“四方四维谓之八方也”。所谓四方，实为四面，即东南西北，谓之四正，而四维则是四正之间的位置。所以《诗?小雅?节南山》有云“四方是维”，也是四个方向，但不是正方向。《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这里明确将“维”与太阳的运行联系到了一起，可见“维”在古代也是不可忽略的方位。《淮南子》又说“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指出了四维的意义。似乎“四维”之说较早出自《管子》，《管子》非常重视礼义伦理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在开篇《牧民》中提出了“四维”说，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所说的也是引申意义。
维又有边角之意，四维即四角，如《广雅》所说，“维，隅也”。用在方位概念上，正方向之间的方位便是“维”，是相差45°的斜向。
如果形象一点说，大体正方向的第一方位系统可以称为“统领四方”系统，第二方位系统可以称为“提挈纲维”系统。前者强调了建筑的面向，后者注重建筑的角向，方与维的区别相当明确。如果仍以传统的角度看待第二方位系统，那它的四面朝向的正是四维，完全不同于第一方位系统的四正传统。
二、正向、维向选择的决定因素：天文抑或地理？
在人类构造的建筑形式中，方形是成熟的形式。方形建筑出现时，方位设计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圆形建筑也会有方位选择的问题，只是不如方形建筑要求明确。一当方位选择得到认同，方位体系便形成了，这个传统一般不易发生改变。建房，建城，筑墓，都会以已认同的方位体系为依据，这样的体系可以代代相传。《周礼》开篇所说就是要辨别方位，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