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与哪些学科密切相关？古迪昆斯特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来源大致有三个：一是扩展传播学的理论而形成跨文化传播理论；二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形成跨文化传播理论；三是在对跨文化传播进行特定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新理论。这实际上是从跨文化传播理论形成历时角度看待问题。孔德认为跨文化传播有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传统。这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和现实切入来分析。吴予敏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来源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的学术传统。这主要是从研究视角看待跨文化传播学。孙英春认为与跨文化传播接壤的学科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等。孙英春认为这是从传播学视野分析，但我们认为这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相关理论角度分析，即学科基础的角度分析，接近于古迪昆斯特所说的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形成跨文化传播理论。
任何学科都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从特定的研究角度形成自己的学科特性。从学习、理解和运用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从层级关系来看，我们认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最为密切的传播学，这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出发点。二是文化学。从本质上讲，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文化因素对于互动的影响及其控制。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及其影响是主要研究对象，但它肯定不是传播的主角，它是在追求有效传播框架内的研究对象。借用现代通信理论的视角，就是社会通信中的文化“噪声”的结构、方式和控制。而不同的文化及文化关系的研究，要借助文化理论。三是哲学。这里主要还是指人类认识论从主客观二元对立走向主体间性的统一的哲学思想。四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学与传播学
一般认为，跨文化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前所述，根据国际传播协会截至2008年3月的分类，传播学研究主要有18个学术分支：信息系统、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教育/发展传播、健康传播、传播哲学、传播与技术、流行传播、公共关系、女性与传播、传播法律与政策、语言与社会互动、图像传播研究、新闻学研究、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
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归属似乎没有多少争议，但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是运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以有效传播为前提，对于信息传播动态过程中，文化因子的影响及其互动的研究。因此决定了跨文化传播学在传播各个环节独特的研究视角。
跨文化传播学对传播学基本理论的运用，重点在跨文化传播的“互动”关系上。从根本上说，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传播学是对人和社会现象的一种特殊研究视角。同样是社会现象，当代语言学从语言角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从以语言文字为符号的艺术形象角度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美术从以线条、色彩、构图为符号的艺术形式角度研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人是社会性动物，而这种社会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互动，从人的社会性意义上讲，可以说人类一切行为都在互动中进行，包括人自己的自我互动。因此瓦茨莱维奇深刻地指出“人不能不传播”。传播学正是讨论研究人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为切入点广泛地涉及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传播学是从人与社会互动影响的角度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互动是传播学的根本。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众多中文的传播学著作总是首先要讨论communication的“互动”本质。严格地说，传播学在介绍到我国时，把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是不准确的，至少不妥帖。在中文里，“传播”一词并没有双向互动的含义。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对communication有不同的翻译和使用，如语言学、外语学界多称为交际，企业培训常称为沟通，拉里？A.萨姆瓦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一书尽管多译为“跨文化传播”，但也有译为“跨文化传通”，似乎都是在为汉语翻译“传播”一词纠偏。这也表现出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其不同的理解和切入角度。
霍尔指出：“文化即传播。”这是描述文化的动态存在方式，但也说明了文化与传播的密切联系。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存在于一切传播活动中。反过来，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说，一切传播都是跨文化传播。只要人们互动沟通就会有文化关系及其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的“村民”们也“不能不传播”，这导致学者们更加关注不同民族在传播互动中文化的影响，以及导致这种影响的文化关系等各种因素。
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是在传播学理论框架内，对传播各种构成因素进行研究，其至少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传播主体的文化属性、传播客体即信息结构与文化结构研究、传播对象的文化属性、传播媒介特性、传播方法以及传播环境等。
由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中文化的影响及其控制，对以上这些内容都主要从文化角度切入。如传播学对传播主体的认识往往是信息的发出者，与传播对象相对。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传播主体当然也是信息的发出者，但也是传播的接受者，与对象互为主体。更重要的是，复数的传播主体被看作是一个相互有差异的文化集合中的文化个体。又如传播载体也即信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是作为信息的文化附加，其中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特定传播中的文化变异、信息结构方式等，而且更多地是作为多维意义空间来研究。
跨文化传播对传播中主体的文化关系至少有三种理解，这从跨文化传播的英文表述可以反映出来，即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组在汉语中都是“跨文化传播”，但在具体语境中有不同的偏重意义。前缀cross-的实词cross在英文中是十字架、十字形、交叉、越过、跨骑等意，Crosscultural是指跨越不同形态文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侧重不同文化型式的交叉沟通。inter-是一个前缀，意为之间的、相互的，intercultural指在不同文化之间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目前被传播学、文化学普遍采用。侧重于不同文化内部或内在的结构层面的沟通对话。前缀trans-表示横穿、横断、通过、在(到)……的另一边、超越。Transcultural指在多种文化之间的超越。TransCultural Study多从宏观的哲学层面研究，从不同文化深层结构出发，融合贯通，从而获致新的文化理论。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偏重于通过平等对话，不同文化沟通、再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传播学是人类利用符号进行沟通并体验意义的基本理论。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已经深入到人类传播的各个具体领域，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到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传播学理论是为了说明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而指导人们更好地进行传播。但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基础上的传播理论随着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总在不断地丰富、修订甚至改变。例如关于传播一词本身，国内比较权威的解释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等等。这的确比较适合于大众传播。诚如德国哲学家克劳斯所说：“纯粹从物理学角度而言，信息就是按一定方式排列的符号序列，但仅此一点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定义。毋宁说，信息必须有一定的意义……由此可见，信息是由物理载体和意义构成的统一体。”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证明，信息所承载的意义是传播者和受众共同建构的，传播当然要传递信息，信息的意义尽管蕴含传播者的意图，但并不是仅仅由传播者单方面赋予，而是被共同建构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传播者双方的意义建构的过程。经典的传播学理论看重传播的双方互动，但更多地还是理解为信息的授受和反馈，而非意义建构本身。尤其是认为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这在同一文化内部都不一定如此，更不要说跨文化传播了。而且传播中的所谓误解是一种很正常的意义建构方式，且不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所谓误读，论者认为是指与传播者企图传递的意义有偏差甚至相反。不能否认传播者传递意义，但所谓误读是相对于“正读”而言，事实上，所谓正读并不存在。
除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外，跨文化传播研究也与传播学其他分支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例如人际传播对于语言的社会性研究，有些甚至直接来源于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查尔斯？伯格对于人际传播的不确定性削减理论，这项理论关注自我意识的对他人的了解。客观的自我意识表现为自我控制，在人际传播中通过反馈情况控制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对方。而对他人的了解是不确定性削减理论更为关注的。人们在遇到陌生人时会对对方的交际能力、行为方式、交际目标和策略规划等产生不确定性，同时产生削减这些不确定性的愿望和倾向。于是在交际中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所获取的对方信息制定交际规划，并采用积极的吸引力、归属感等实现规划，主要的还是通过获取与不确定性有关的内容的信息，不断对交际可能的结果进行评估，最终消减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与交际双方的距离成正比例，削减不确定性程度与吸引成正比例。古迪昆斯特把伯格人际传播的不确定性削减理论引入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出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古迪昆斯特等人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化在关系之初都进行削减不确定性工作，而且不同文化在削减不确定性时采取不同的方法。古迪昆斯特还对文化归属感的程度与焦虑情绪的关系，对交际前景的评估与焦虑情绪的关系，以及对对方文化的了解掌握状况与焦虑不确定性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跨文化传播涉及的自我概念、动机、对陌生人的反应、社会分类、情景化过程等作了详尽的理论阐述。其他如从布朗、列文森等人际传播语用研究的礼貌原则和戈夫曼等人的“自我展现”理论中，由汀？图米发展出的“面子——协商理论”等。
不过总的说来，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它在基本原理上与传播学一致，并主要在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上丰富和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学习研究跨文化传播学，要具备较好的传播学基础。
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这也意味着它与具体传播活动有更加密切的联系，相对于传播学的抽象来说它更加具体。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当代跨文化传播除了在传播学理论中获得源泉外，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也直接得到启发和教益。
$第二节跨文化传播学与哲学
传播是传播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而跨文化传播更加强调传播者的对等理解。文化根本地关涉价值观、本体论问题，文化之间的理解在根本上也就自然是价值论、本体论的问题了。跨文化传播的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而是主体之间的理解，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上节所讨论的对于跨文化传播无论是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还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其共同之处是对于文化关系的对等理解前提。
起源于大众传播的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中，把传播主体分为传播者和受众，其间实际上潜隐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意蕴。受众理论起源于大众社会理论，它把大众看作广泛的接受传播信息的大众，受众规模庞大，异质而分散，但作为接受对象可以忽略其异质性而看作同质的群体，并且有流动性和无组织性；与大众相对的是少数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精英。在传播学或者准确地说，在大众传播学中，受众就是大众，他们居于话语权力之外的被动地位，是“被传播”对象。所以早期传播研究中的传播效果研究理论就有“子弹论”、“皮下注射论”和“靶子论”等。虽然传播学的受众观后来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是群体观、市场观还是权利主体观，乃至于使用满足理论、说服理论等，对于传播关系的二元对立观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都是以主客观二元对立哲学观为基础的。
一般认为，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原论/本体论，近代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知识论，到20世纪（现当代），哲学注重的是语言。西方哲学史上所谓三个向度、两大转向的说法非常流行。西方哲学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本体论阶段哲学研究从人的视域之外探讨客观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认识论哲学以主体的认知视角看待客观世界，试图统一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到了语言论即语言哲学阶段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通过语言来透析人的概念结构，进而认识客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