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头人引起嫉妒的面容，
他用自己在这个世上不断干出的一切，
使他人羞愧难当，
这就是我们的首领，
举办招待所有部落的盛宴，
四次三番。
……
里奥福琼在《多布的巫师：西太平洋岛上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对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有过详尽的描述，本尼迪克特正是在福琼研究基础上分析多布人的文化特征。在她看来，多布人—一个伊阿古似的人种，其文化隐秘、无法无天、背信弃义、执拗冷酷、鬼鬼祟祟、反复无常——在个人与恶劣环境的冲突中看待人生；他们对自然有精神病患者式的恐惧，对邻人则有病态的怀疑。她借用了精神病学的术语“妄想型”来概括多布人的性格。
本尼迪克特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并阐述了其主要特征。但她并没有认为世界文化模式就是这三种或者日神型和酒神型两种。只是因为其巨大的影响，使人误解而已。如李泽厚就说过：“世界的文化类型分为日神型和酒神型。酒神型文化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日神型文化注重的是群体的和谐。”中国文化属于日神型，中国人一直崇尚中庸之美，所以中国文化缺乏上文所说的剧烈的凄怆之感。虽然没有说是本尼迪克特，但意思是明确的。相反，本尼迪克特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有多种模式，尼采或精神病学的标签不能概括所有社会文化。
另外，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后来对日本民族的耻辱感型文化模式和西方的罪感型文化模式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的决定作用。她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一致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当那些最不协调的行为被完全整合的文化接受后，它们常常通过最不可能的变化而使它们代表了该文化的具体目标。我们只有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与理智的主要动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行为所采取的形式。”
很多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都注意到文化模式对个体行为的强制作用。他们认为，由于文化是群体的和共同的，所以它对个体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如果明显背离其所生活于之中的文化时，他的生存就将陷于困难。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2.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模式
在世界著名跨国公司IBM人事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霍夫斯泰德教授发现，尽管公司有一套深厚的公司文化，但是IBM遍布世界各地分支机构的员工的文化价值观却差异很大。1968年和1972年，他在IBM员工中做了两次研究，调查了11．6万名员工，这是当时针对员工态度的最大规模的研究。这项研究从美国IBM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的雇员中收集的116000多份问卷。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于北美、南美、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包含了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阿拉伯等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文化。在大量的调查数据中，霍夫斯泰德教授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从而形成像IBM这样庞大的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的思路。基于这项研究，霍夫斯泰德在其《美国的动机、领导和组织的管理理论适用于外国吗？》一文中，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各国的文化：权力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化/女性化。形成了关于文化差异的四种维度模式理论。
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不是个人的特征，而是包括由相同教育和生活经历共同造就的一群人的特征。文化可以是多层次的——家庭、社会、群体、地区、职业环境以及国家。由于霍夫斯泰德把文化界定为“在一种环境中人们的共同心理程序”，因此，与作为人类学家的本尼迪克特不同，作为IBM公司的人事部门管理学家的霍夫斯泰德，其文化模式是指“国家文化”，如美国文化、日本文化、法国文化等等。虽然这种“国家文化”并不意味着该国每个人都具有这些文化特征，但它代表了国家主流特征，“大多数国家居民享受一种国家的文化特色”。而区分不同国家文化，霍夫斯泰德按照四个标准并形成以下四种维度。
权力差距。即一个社会成员承认、接受在机构里和组织里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程度。例如向属于不同国家文化的管理者询问，对于其部属提出的有关工作的大多数问题，给出精确的答案是否非常重要，大约四分之三的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管理者回答是，这表明高度权力距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不列颠、丹麦和美国管理者相信他们应该是一种资源，是问题解决者，可以提供一种个人支持（表明低度权力距离）。权力差距小的文化认为社会上的不平等应缩小，所有的人都应当相互依赖等。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则认为世上存在不平等的秩序，人们的地位的高低由该秩序保护。霍夫斯泰德认为大多数国家都处于这两者之间。
回避不确定性。即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环境所感到的威胁的程度，并试图通过对事业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建立更正式的规则、不容忍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行为、信仰绝对的真理和专家的学识，来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在这方面的两个极端文化的对比是，回避不确定性较弱的社会，对生活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比较容易接受，并把它当作每天都会出现的事。回避不确定性较强的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必须要不断克服的威胁，有较大的忧虑和精神压力。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表示一种组织松散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及其直系家庭。集体主义以紧密的社会结构为其特征，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加以区分，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亲属、氏族、组织)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价值标准是衡量个人与集体联系是松散还是紧密的一个尺度。该尺度描述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一起生活的方式。它相应地体现在各色各样的价值观上。个人主义文化强调的是自我和个人的成就，同集体、社会的关系松散，相互依赖程度低；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区或群体的和谐，与集体、社会联系紧密，相互依赖程度高。在个人主义的文化里，个人的目标高于集体的目标；而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则刚好相反。在个人主义的文化里，人们认为，只要照顾好自己与直系亲属即可；而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个人属于集体，有时为了集体的利益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比较而言，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拥有更多的具体团体，如家庭、宗教团体、各种社会俱乐部、职业组织等等，左右着他们在某个具体社交场合的举止行为。同时，正因为社团的众多，结果每个团体对所属人员的影响力较弱。而集体主义文化里的成员只有几个普通的社团，如在亚洲的集体主义文化里只有工作、单位、学校、家庭等，这些组织对所属的成员产生很大的影响。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倾向于平等对待圈内与圈外人，而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却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圈内与圈外的人。因此，同一种名称的社团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里，其势力影响范围是不同的。通常是集体主义文化的社团影响范围大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团体。如家庭，在个人主义文化里主要指的是其核心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里往往指的是大家庭。
男性化。这一维度测定的是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中主导价值观男性化的程度。表现权威和自信、挣钱立业而不顾其他、不管生活的质量、不顾他人等这些价值即被标以“男性化”，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几乎在所有社会“之内”，男性在这一维度上积极意义的价值观方面的得分，都要高于它在消极方面的价值观的得分。它对立的极端是“女性化”。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这是麦克邦德与一些中国同行基于亚洲研究人员所反映的儒家价值观的问题提出的一种新的调查方法。霍夫斯泰德据此补充了他的学说，提出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长期取向的文化关注未来，重视节俭和毅力。他们认为储蓄应该丰裕；固执坚持以达到目标；节俭是重要的；对社会关系和等级关系敏感；愿意为将来投资；重实效的传统和准则以适应现代关系，接受缓慢的结果。这种社会考虑人们的行为将会如何影响后代。在短期取向的文化里，价值观是倾向过去和现在的。人们尊重传统，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但此时此地才是最重要的。公司更关注季度和年度的利润成果，管理者在逐年或逐季对员工进行的绩效评估中关注利润。
霍夫斯泰德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他用了“维度”一词，所谓“维度”（Dimension）是物理学概念。维，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完全的加以量度”。维度就是连接两个同种空间的通路。例如：两条平行线可以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一维空间，要想从一条线到另一条线就需要建立一条新的直线连接二者，此直线就是维度。霍夫斯泰德的四种或者五种维度都通过图表的形式包括一些具体的内容，如“权力差距维度”中有“社会上的不平等应当缩小∕世上应当存在不平等的秩序”，既是有关维度包含的具体指数，也是对维度的测试内容。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区别可以从以上四（五）个维度上具体内容加以量化，并进行跨文化比较，甚至可以通过世界文化地图表现出来。这里面其实也暗含了不同文化的共通性。秉承美国实证传统，霍夫斯泰德的模式可以对世界不同国家文化简便而精确的予以描写、表述和分类。
当然，霍夫斯泰德的批评者认为，首先，文化与国家关系问题。霍夫斯泰德把文化与国家看作是一对一的关系，但许多国家有多种文化。霍夫斯泰德的研究过于单一和粗放。其次，元文化的影响问题。研究人员全由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视角和所关心的方面来向IBM公司雇员提出问题，然后对答案进行分析。因此，有人认为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结果只能证实西方的陈旧偏见。再次，研究对象文化代表性问题。霍夫斯泰德的研究对象，不但只是计算机工业单一行业里的工作人员，甚至只是IBM公司这一家公司里的人员。众所周知，IBM公司以自己强有力的公司文化及雇员筛选程序而闻名。因此，很可能IBM公司雇员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雇员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最后，要特别小心的是，霍夫斯泰德的工作开展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接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剧烈，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如此，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仍旧代表了一种比较成熟合理的、可以运用的文化模式研究框架。
3.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
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根据传播中信息交流到底是来自交流的环境还是来自传播的语言，把文化划分为低语境文化和高语境文化。这一对概念的提出，对跨文化传播中的传播与环境关系的研究颇有启迪，它拓宽了人们在这一方面研究的视野。
根据霍尔的观点，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传播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者蕴含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或者内化于传播者的心中。传播中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由身体语言、环境语言，或传播者内在素质来传递，相对地讲，明显的语言符号则负载较少的信息量。这也意味着，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对微妙的环境提示较为敏感。低语境传播则刚好相反，绝大部分的信息由明确编码的语言来完成，只有少量的信息蕴含在隐性的环境中。这意味着，在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习惯侧重用语言本身的力量来进行传播。高语境背景的人与低语境背景的人在交际中有很大不同，在高语境系统中长大的人比在低语境系统中长大的人怀有更多的期望。当谈论他们心中的苦恼与忧虑时，来自高语境的人会期望对方明白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但又不想做具体的说明。结果是他会在交谈中环顾左右而言他，除了关键的一点什么都谈了。而领会这最关键的主旨则是对方的任务。
当然，这样的比较是相对的比较。高语境与低语境传播存在于一切文化当中，当然只有一种传播(或低语境或高语境传播)在文化中占主导。不言而喻，不同文化中的传播，对传播环境的依赖程度可能相差无几，也可能有天壤之别。譬如，东方和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悬殊的。东方文化属于集体主义文化，高语境文化，其传播风格委婉，追求和谐；西方文化属于个体主义文化，低语境文化，其传播风格直接又明确。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人们传播时重“意会”。而美国人传播时，十分重视“言传”的缘故。霍尔认为接近低语境文化的有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德国以及北欧的一些国家；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及土著美洲人、南美、亚洲、非洲等国家和民族则接近高语境文化范畴；而日本文化被认为是一个由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过渡的文化。
威廉？B.古迪昆斯特根据他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消减不确定性理论，研究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对不确定性消减和具体行为的可预见性，得出的几项基本结论，也可以看作是高低语境文化的区别。
第一，在与陌生人初次交往中，高语境文化的成员比低语境文化成员更加谨慎。高语境文化主要依靠传播对象社会文化背景提供的信息，而陌生人正是缺乏甚至严重缺乏这方面信息，则传播中不确定性增大，引起的焦虑增多，因此高语境文化成员宁愿谨慎，以消减和控制传播中的不确定性。
第二，低语境文化成员比高语境文化成员有更多非言语行为。古迪昆斯特对此的解释是：“高语境文化非言语行为相对较少，正好与其在初次交往中显示出的高度谨慎有概念性的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