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范围里谈到，除非文化层面的分析包含在内，否则理论就不算完整。1995年，我认为跨文化公理要通过文化层面分析和个人层面分析的双重测试，现在我认为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我认为针对文化变异的公理只能通过文化层面的测试。
跨文化中的陌生人和群体内部关系的性质是有差别的。崔安迪斯（Triandis，1995）指出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如强调群体高于个体的文化）要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如强调个体高于群体的文化）认为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差别更为明显。尽管如此，至少有一个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差别会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掀起巨大的波澜，那就是种族群体间的分歧。
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群体成员大体是相似的，并不十分在意个人的贡献（Triandis等，1990）。相反，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认为他们的群体内部成员有很大不同。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比个人主义文化的的成员更倾向于用社会身份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见Gudykunst & Bond，对这一研究的总结，1997）。在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有很大差别。
公理40：文化上集体主义越强，陌生人和群体内部的差异就会越大。限制条件：这个公理不适用于以种族为基础的群体内部和陌生人的关系，并且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才成立。
这个公理暗示了文化上集体主义越强，群体内部成员在与陌生人交流时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就越大。
文化上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影响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的唯一文化变异的维度。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认为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文化(如认为不确定性很危险的文化)比低度避免不确定性的文化（如认为不确定性很有趣的文化）对外国人产生更强烈的恐惧。相反，低度避免不确定性的文化比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文化对多样性的容忍度要强。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认为高度避免不确定性文化的成员比低度避免不确定性文化的成员更容易拒绝其他群体成员作他们的邻居，认为移民应该被遣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对外来人员持怀疑态度，并且不准备出国旅游。
公理41：文化上的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越高，群体内部成员对陌生人的恐惧就越强烈。限制条件：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这个公理表明文化上的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越高，在与其他文化、民族和种族群体的陌生人进行交流时，我们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就会越大。
陌生人和内部群体关系的特定类型受到其他文化变异维度的影响。陌生人和内部群体关系中社会性别成分受文化变异的男权主义-女权主义的影响。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指出男权主义文化（对性别角色区分严重的文化）的成员与同性成员进行社会联系，而与异性成员接触较少，相反，女权主义文化（对性别角色区分不大的文化）的成员与两种性别的成员都有社会联系。因此，男权主义文化的成员比女权主义文化的成员认为同性和异性关系的差别更为明显。这也意味着男权主义文化的成员比女权主义文化的成员在与异性的关系中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陌生人的地位/权利和群体内部成员的地位/权利受到文化变异的权利距离的影响。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指出权利距离大的文化中的成员认为，社会中权利本身就被分配得不平等，相反，权利距离小的文化中的成员认为，社会中权利的分配是平等的。因此，权利距离大的文化中的成员比权利距离小的文化中的成员认为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交流者的差别更为明显，对不同地位个体的关系产生更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把代际间的态度和文化上的不确定性避免联系起来，他指出对年轻人合适的态度和对老者合适的态度均与不确定性避免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互间积极的联系。霍夫施泰德（Hofstede)认为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老者比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里的老者“可能更不赞成年轻人的行为，在把手中的责任交给年轻人之前需要很长时间”，“也更容易产生代沟”（p.158-15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认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上的权力距离的影响。例如，他认为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里“尊重父母和长辈是一个基本的美德”，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里“孩子要平等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和长辈”。
公理42：文化上男权主义程度越高，陌生人和群体内部在异性关系上形成的差别就越明显。限制条件：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43：文化上的权利距离越大，陌生人与群体内部在不平等地位上形成的差别就越明显。限制条件：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44：文化上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越高，陌生人与群体内部在年龄上形成的差别就越明显。限制条件：不是存在与家庭内部的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并且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陌生人和群体内部形成的差别越明显，我们与特定文化中的陌生人交流时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就越大，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交流上的差异就越大。可以这样描述，权利距离小的文化中地位低的成员与权利距离大的文化中地位高的成员交流时，比其与权利距离小的文化中地位高的成员交流时产生更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我们管理不确定性的信息的类型受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影响。例如，古迪昆斯特和西田（Gudykunst & Nishida，1986）指出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成员采用以个体为基础的信息（如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管理不确定性，集体主义的成员采用以群体为基础（如集体成员、年龄和地位）的信息管理不确定性。同样，盖尔芬德等（Gelfand 等，2000）观察到在预测时，个性化的信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用得多，而相互关联的信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用得多。罗伦萨扬等（Norenzayan等，2002）也指出当以环境为基础的信息很明显时，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比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多地采用这一信息做出结论。
公理45：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越强，群体内部成员越倾向于用以个体为基础的信息管理不确定性；文化上的集体主义越强，群体内部成员越倾向于用以群体和环境为基础的信息管理不确定性。限制条件：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采用以个体为基础的信息，比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多的寻找与陌生人的相似性。相反，把注意力放在以群体为基础的信息上，或者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差别上，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比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多地寻找群体差异，并且更多地注意环境的情况。
与陌生人交流时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的一般程度受到不确定性避免中的文化变异的影响。霍夫施泰德（Hofstede，2001)认为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员更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产生更大的焦虑，比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员更不能容异常行为。尽管如此，大多数的情况下，包括群际交流，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倾向于制定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减少成员可能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相比，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更有可能认为群际间的交流是消极的，因为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对群际交流有很明确的规则（Gudykunst等，1999）。
公理46：对陌生人和群体内部的交流中有明确的规则时，文化上的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越高，与陌生人交流时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就越小。当对陌生人和群体内部的交流中没有明确的规则时，文化上的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越高，与陌生人交流时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就越大。限制条件：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