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家与悟道因缘
无论是僧传、还是灯史，对于文益禅师的生卒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或可推测的依据，但是对其身世和七岁出家之原因则少有探究，而这一细节恰恰隐含着一重要之社会历史文化信息。从文献记载来看，对文益禅师未有家世之介绍，至少已表明其出身可能并不显赫，而且七岁就出家更说明其家境可能很贫寒。唐五代时期，由于贫寒的原因而导致出家的事例并非少数，据《湘山野录》云：“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役］。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童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玉壶清话》亦说：“(李先主)主以光启四年生于彭城，会天下丧乱，因转徙濠梁，家贫，二姊为尼。”可见，乱世之中出家为僧、为尼的世人不在少数，即使就连南唐李主未成就帝王之业前，其二姊也难以避免出家为尼的人生命运。所以，文益禅师少年出家这一历史信息，则可足以表明当时僧人出家亦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文益禅师在年少之时就投身向佛门而长期受到了佛学的浸淫和熏染，这一境遇不仅为文益禅师奠定了坚实的佛学基础，而且也为他在今后能够弘扬佛法创造了条件。
文益禅师虽出家较早，却十分好学。他为了寻找真正的觉悟之路、成为真正的觉悟者而四处参访和求学。文益禅师的访学活动是其宗教生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为其日后悟道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之后能够成为一代法门宗匠奠定了基础。
时有律匠希觉法师在明州说法，文益禅师也前往听习，而能究其微旨。文益禅师虽然年少，在学习佛法、深研佛理之余还兼顾儒学，所谓“傍探儒典，游文雅之场”，因而受到希觉法师的高度赞誉，称他为“我门之游、夏也！”希觉法师的溢美之词，与其说是对文益禅师学习佛法教律的莫大肯定与精神鼓励，宁勿说是对其今后要担当起振兴佛教重任所寄予的殷切希望，也成为文益禅师之后在佛法学习上能够自觉地勤于修炼、精进不息的精神动力。因为希觉师是律匠，故文益禅师在其处学研佛法自然要受其律学的熏染和影响而自觉的接受律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而长期浸淫在戒律严密的佛教环境之中，这对于文益禅师后来对律制和规式的重视则不无影响。文益禅师所作《宗门十规论》明确提出了宗门应该遵守的要求或规矩，乃具有建立禅门规式的意义，而成为法眼禅派行动实践的指导性原则。当然《宗门十规论》不是禅门科仪程序，而是一系列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方法。
文益禅师为了在佛学上有所精进，早日实现其悟道的目的或愿望，于是他“玄机一发，杂务俱捐”之后，告别希觉，“振锡南迈，抵福州参长庆”，开始了他四处游学的求道生涯。福州长庆慧稜禅师，系雪峰义存一脉，为闽地禅门法匠。然文益禅师到福州参访长庆慧稜禅师却“不大发明”，更说不上有什么开悟，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因缘时节未到吧！文益禅师虽然在长庆慧稜禅师处学禅、参禅，未能开悟，但是他也受到慧稜禅师的禅法熏染，所谓“久参长庆稜”，“某甲同在会下，数十余载”，故不受慧稜禅师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慧稜禅师对文益禅师的思想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以至于文益禅师后来在举唱宗乘中时常会运用到长庆慧稜禅师的悟法偈语，而对宗门子弟进行开示：
师举长庆偈问曰：“做么生是万象之中独露身？”子方举拂子，师曰：“恁么会又争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师曰：“唤甚么作万象？”曰：“古人不拨万象。”师曰：“万象之中独露身，说甚么拨不拨。”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诚。
显然，“万象之中独露身”一语来自慧稜禅师，是慧稜禅师在雪峰义存禅师处悟法时的偈语。慧稜禅师曾在雪峰义存禅师处学法多年，“来往雪峰二十九载”，“疑情冰释”而顿明本性，其有一悟解玄旨的悟法颂偈曰：
万象之中独露身，唯人自肯乃方亲。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如火里冰。
以“万象之中独露身”为话头来唱扬佛法之义理，不仅说明文益禅师深受长庆慧稜禅师的“万象之中独露身”之语影响颇深，而且也表明了文益禅师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体悟，已领会了慧稜禅师偈语之真义，故能灵活运用，而成为其“活人”与“杀人”的双刃剑：
长庆会下，有子昭首座，平昔与师商榷古今言句，昭才闻，心中愤愤。一日特领众诣抚州，责问于师。师得知，遂举众出迎，特加礼待。宾主位上，各挂拂子一枝。茶次，昭忽变色抗声问云：“长老开堂，的嗣何人？”师云：“地藏。”昭云：“何太孤长庆师。某家同在会下，数十余载。商量古今，会无间隔，因何却嗣地藏？”师云：“某甲不会长庆一转因缘。”昭云：“何不问来？”师云：“长庆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意作么生？”昭竖起拂子，师便叱云：“首座，此是当年学得底，别作么生。”昭无语，师云：“只如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拨万象，不拨万象？”昭云：“不拨。”师云：“两个也。”于时参随一众连声道：“拨万象。”
长庆会下的子昭首座未契入万象拨与不拨之要领而仅仅是模仿其师慧稜禅师的言说方式，所以未能真正领会“万象之中独露身”之本意，固然败下阵来就在所难免。子方也是因为在万象拨与不拨之间，心有体会而“豁然悟解”佛法真义的。若果说文益禅师运用“万象之中独露身”之用意对子昭而言是“杀”的话，那么这对于子方来说则是“活”，而使子方当下即悟。可见，文益禅师将“万象之中独露身”法语加以灵活运用，作为开示学人的方法或公案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对“万象之中独露身”之参悟也往往成为僧徒开悟的契机。
由于文益禅师参学长庆慧稜禅师不大发明，且“虽缘心未息，而海众推之”，于是欲出岭南，“结侣拟之湖外”，遇到大雪而受阻碍，落脚于地藏院，因而获得了悟道之因缘。据《五灯会元？卷第十》记载：
过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炉次，藏问：“此行何之？”师曰：“行脚去。”藏曰：“座么生是行脚事？”师曰：“不知。”藏曰：“不知最亲切。”又同三人举《肇论》至“天地与我同根”处，藏曰：“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师曰：“别。”藏竖起两指，师曰：“同。”藏又竖起两指，便起去。雪霁辞去，藏送之，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著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师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抉择。近一月，日呈见解，说道理。藏语之曰：“佛法不恁么。”师曰：“某家词穷理绝也。”藏曰：“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师于言下大悟，因议留止。
从悟道因缘来看，文益禅师在地藏院桂琛禅师处也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论“三界唯心”时，桂琛禅师指责他安一块石头在心上，而使文益心灵上受到一种震撼，这迫使文益禅师不得不思考这一执著于心的问题；二是当文益禅师面对桂琛禅师的诘难而词穷理绝时，桂琛禅师则以一句“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对文益进行开示，而这一直指本源的言说之语，即犹如一道智慧之光照明了文益禅师迷雾中的心智，而使之醍醐灌顶，思想豁然开朗。有学者称，“文益言下大悟，深达一念缘起无生，性相不二之旨”。由此，文益禅师在罗汉桂琛禅师处“豁然开悟”，所谓“疑山顿摧，正路斯得”，从而领悟到了佛法之奥义。于是文益禅师与同行者决定拜桂琛禅师为师，而成为桂琛禅师的弟子，所谓“因投诚咨决，悉皆契会，次第受记，各镇一方”④。对于文益禅师悟道的这一精彩一幕，有学者特别指出：“法眼文益在桂琛下悟得‘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其生命获得大解脱，焕然一新，似乎这世界都充满了契机。”文益禅师之所以能够在桂琛处当即悟道，这是因为他先有律匠希觉法师的言传身教和精神鼓励，又深受慧稜禅师的思想熏陶，再加上本人的勤于学习、不断探究，于是其悟道因缘逐渐趋于成熟，故他能够在桂琛处的多日参访、学习而终究悟道。
关于文益禅师参学桂琛之年代问题，有学者说“文益入闽在福州参谒慧棱与桂琛的时间应在梁开平末年至贞明年间。文益得法后，桂琛禅师才移锡漳州”，又认为“文益禅师于五代后梁开平末至贞明初之间入闽，在福州城西侯官县怡山参长庆慧棱，贞明年间或贞明末拟往湖湘……而参谒桂琛禅师，嗣其法”。也有学者认为：“文益参桂深年代的上限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下限是地藏移锡罗汉院的年代。”据查，梁开平年间为907年四月—911年四月，贞明年间为915年十一月—921年四月，若按上述学者之说，则文益禅师参学桂琛年代当在907年—921年之间。据文益禅师《宗门十规论自序》云：“文益幼脱繁笼，长闻法要，历参知识，垂三十年。”从文益禅师所云“历参知识，垂三十年”来看，这说明文益禅师参学悟道的总时间应接近三十年，即便是再加上他七岁就出家的时间来推算，不难得知文益禅师参学悟道至多也就是在其三十七岁左后，又据有关资料可知文益禅师生于855年，以此可推算文益禅师三十七岁时悟道，也就完成了“历参知识”的任务，换言之，文益禅师参学桂琛当在其三十七岁之前，也就是在892年之前；又以文益禅师卒年七十四岁(958年)，僧腊五十五岁来计算，文益禅师应在十九岁左右受戒而取得正式僧人之资格，即便是以此为起点开始参学，再加上历参善知识近30年的时间，可推测其参学桂琛时约为四十九岁左右，也就是904年。可见，文益禅师在892年或904年前后就已经参学悟道，其参学桂琛之时间既非梁开平年间(907—911)，又非贞明年间(915—921)，故将文益禅师参学桂琛的年代认定为开平年间或贞明年间均似有不妥，因此对于文益禅师何时参学桂琛的年代问题，或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文益禅师出家、求学和悟道等一整体性的皈依向道活动以及佛学修持环节构成了其早期佛教生涯的全过程，是其人生经历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也成为他一生之中宗教生命的重要组成。
2.传道与交游
传道与交游是文益禅师佛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对于发展和传播他的禅学思想也有极大的好处。文益禅师与政治上层交好，这样就容易获得上层权利人物的支持而有利于扩展本派势力。而且他在传道的实践中兼顾各类学人群体而进行不同方式的教育与传道，不仅有利于扩大本门影响、推动本派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在教学中形成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特色。同时，在传道与交游中，他自然离不开要对禅学有关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这为其著书立说和阐述佛教有关理论问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传道、交游等活动进行回顾。
(1)传道
文益禅师在罗汉桂琛处悟道，是其生命成长过程中一次伟大的转折，开启了其弘扬禅宗禅法的新道路。文益禅师在桂琛处悟道后，初传禅道是从同修绍修禅师开始的。据《景德传灯录》载：
(绍修禅师)初与大法眼禅师同参地藏，所得谓已臻极。暨同辞至建阳，途中谭次，法眼忽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拨万象不拨万象？”师曰：“不拨万象。”法眼曰：“说什么拨与不拨。”师懵然却回地藏。……师方省悟，再辞地藏，觐于法眼。法语意与地藏开示前后如一。
文益禅师悟道之后，又游历江南丛林，他受临川州牧之请，而住崇寿院开坛说法，在江南大力阐扬南宗禅法，所谓“住抚州崇寿寺，大振宗风”。有资料显示，在临川承天寺也曾留下了文益禅师传法的足迹。《清凉大法眼禅师画像赞并序》云：
至临川承天寺，寺基宏壮，可集万指，而食堂翛然，残僧三四辈而已。读旧碑知为大法眼禅师开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间画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渊然，而英特之气不没，岂荷负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
从上述描述，“寺基宏壮，可集万指”，即不难看出文益禅师在临川传播佛法的盛况；也不难想象当时学人对文益禅师的仰慕和敬仰，而“影堂壁间画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渊然，而英特之气不没”之诗文对文益禅师所作的精彩描写即是极度赞誉的明证。亦有资料显示，文益禅师或曾游历过南方的景德寺，因在景德寺(今湖北武汉？)有欧阳修《题净慧大师禅斋》诗云：“巾屦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落，孤月定中圆。斋钵都人施，谈机海外传。时应暮钟响，来度禁城烟。”从诗中内容所涉及的有“莓苔花吟”之好与“谈机海外传”的功绩来看，似符合文益禅师之人物形象。故此诗不失为文益禅师生平研究的一条资料线索，或可作进一步探究。
因江南国主重视佛教，故又迎请其住金陵报恩禅院，赐号净慧禅师。文益禅师后又住金陵清凉院，故又称为清凉文益禅师。文益禅师于金陵广传佛法，传法情境颇为壮观，“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海参之众，常不减千计”，他“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尊风化。……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可见玄沙一系禅法能在江南传衍，文益禅师可谓功莫大焉！
文益禅师在传道中，十分重视禅宗的心地法门。他教化学人的时候，时常以“心”为接引和开示学人的方便之法。据载，“有俗士献画障子，师看了，问云：‘汝是手巧心巧？’云：‘心巧。’师云：‘那个是你心？’士无对。”又载，“无心云死，且不能死，止于一切，只为不仍旧。”可见，文益在接引学人时，十分重视这一“心地”法门。但是，文益在宗教的实践中就学人对“心性”的简单化和粗浅化的理解方式则持有否定态度。据《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载：
举昔有一老宿住庵，于门上书心字，于窗上书心字，于壁上书心字。师云：“门上但书门子，窗上但书窗字，壁上但书壁字。”
在文益禅师看来，老宿在庵中四处写心字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禅宗不重形式和不执著的精神，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心”的问题，而且容易造成对“心”的极端理解，这将有对参悟佛法产生不利之影响。禅宗之“明心见性”是从本性中流出的，是从本心里悟得，而从外求则不可得也。诚如五祖所言：“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老宿“门上书心字，于窗上书心字，于壁上书心字”之行为，实乃外在求心，且执著于心字书写的表象上，如是求心求佛，何以能得？故文益禅师为了打掉老宿执著于心字的障碍和其心中所生之妄想，则以“门上但书门子，窗上但书窗字，壁上但书壁字”的言说方式来破其执著，指出了学人在参学悟道时不要注重形式而应单刀直入、直了见性。又据《景德传灯录》载：
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流出慈、悲、喜、舍。”
这即是说慈、悲、喜、舍是从古佛慈悲心或大悲心中流出的菩萨行，是本心之作用的自然流露或真实呈现，即心识所生起的大慈与大悲。文益禅师以流出慈、悲、喜、舍来回答学人所问之古佛心，不仅显示了他对古佛心有本体境域形上义的体悟性认识，而且也表达了其追求生命同体之悲和究竟圆成的超越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