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报恩光教寺永安禅师，浙江温州永嘉人，俗姓翁氏，年少时在本郡汇征大师处出家。后唐天成(926—930)中，随汇征大师参见吴越忠懿王，被任命为僧正。但是永安禅师不喜欢俗务，于是决定前往闽川参加禅会活动，由于路途受阻而转道天台山参学求法。在天台山“寻遇韶国师开示，顿悟本心”，获得悟道因缘，遂为德韶得法弟子。永安禅师悟法之后，受请而住于越州清泰院，后又居上寺，被署为正觉空慧禅师。开宝七年(974)六月患疾而寂。永安禅师在世之时，十分注意弘传佛法。他上堂云：“十方诸佛，一时云集与诸上座证明；诸上座与诸佛一时证明，还信么？切忌卜度。”③意思是说十方诸佛与诸上座本来无异，十方诸佛即是诸上座，诸上座即是十方诸佛，这体现了佛即众生，众生即佛的佛法精神。永安禅师在开示学人时，还处处体现了其“斥滞昏磨”、“调机顺物”的法眼禅风。
僧问：“四众云臻，如何举唱？”师曰：“若到诸方，切莫错举。”……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汝过这边立。”僧移步。师曰：“会么？”曰：“不会。”
从上述对答来看，永安禅师的语言朴实，但是言外之意又无处不在导引和开示学人之内心疑问。当学人问“如何举唱”，他却答“切莫错举”，显然有“斥滞昏磨”的用意。他针对学人所问“如何是西来意”而回答“汝过这边立”之语，实质上也是在“调机顺物”，是为了以此方法来启发学人开悟，而一旦学人不能领会其中本意时，他则又以诗偈来进一步启发学人：“汝问西来意，且过这边立。昨夜三更时，雨打虚空湿。电影豁然明，不似蚰蜓急。”②而且，对于学人一味执著传法传承而机械地不忘玄风宗旨的行为，永安禅师也给予严厉地批评，体现了法眼宗“对病施药”、“斥滞昏磨”的教学风格。
时有僧问：“昔日如来正法，迦叶亲传，未审和尚玄风百年后如何体会？”师曰：“汝什么处见迦叶来？”曰：“恁么即信守奉行不忘斯旨也。”师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
可见，在永安禅师看来，墨守成规，死守传承与“宗旨”，不是真正地懂得佛法之真理。一味的奉行和墨守成规，与禅的活泼形式也是向左的，所谓的“玄风”也仅是教学方法而非佛法本身。佛法的最大方便也就是“以人施教”而非“以法施教”，故禅的方法是应人而教，不能是依法而教。学人不明正理，执著于以法施教，自然在永安禅师看来是不解佛理了，故言“佛法不是这个道理”。永安禅师的一番言说，正是对学人执著于依法施教的批评，体现了其“对病施药”、“斥滞昏磨”的教学风格。
永安禅师在推动法眼宗吸纳华严思想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景德传灯录》云：“师以华严李长者释论旨趣宏奥，因将合经成百二十卷雕印，遍行天下。”这也说明永安禅师受到华严宗思想的影响较大，并对《华严经》有一定的研习，而且将《华严经释论》与《华严经》合经成百二十卷雕印刊行于天下，则进一步表明了其“禅教一致”的思想立场，这也与法眼宗一贯所倡导“禅教一致”具有一脉相承性。
总而言之，上述的朋彦禅师、志逢禅师和永安禅师对法眼宗的禅法、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由此也扩大了法眼宗在江南社会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推动法眼宗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诚然，在德韶法嗣中推动法眼宗在吴越发展的门人还不仅限于上述三人，其中还有杭州光庆寺遇安禅师、龙华寺慧居禅师以及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等均受到吴越国主的重视，并对法眼宗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不失为法眼禅派在吴越发展的中流砥柱。不过，杜继文、魏道儒二先生则认为最能代表法眼宗走向的还是永明延寿，尤其强调了永明延寿对于法眼宗的历史贡献。
$第三节 永明延寿禅师与法眼宗的发展
永明延寿禅师是法眼宗盛衰转折中的关键性人物。他是法眼宗禅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五代时的佛学巨匠”，为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雍正对其也曾有评云：“永明平生，行解相应，纯粹以精……比之法眼益天台韶，实为青出于蓝，直是释迦牟尼佛以后，佛法入震旦以来第一导师。”而且，延寿“不但主张禅净合一，而且主张禅净兼修，禅戒并重，内省与外求均行，有集一切佛法于一生的综合特色”。他的出现，既将法眼宗的发展推向了发展的顶峰，又成为法眼宗由盛而衰走向“中绝”的分水岭。因此，在法眼宗乃至整个禅宗的历史上，永明延寿禅师是一不可或缺不能不有所论及的重要思想人物。
一、延寿禅师的行历
永明延寿(904—975)，余杭人，俗姓王，“总角之岁，归心佛乘”，与佛门颇有因缘。少年延寿天资聪慧、才思敏捷，并具有特殊的才能，故《人天宝鉴》说他：“师生有异才。及周，父母有诤，人谏不从，辄于高榻奋身于地，二亲惊惧抱泣而息诤。”青年时期的延寿则酷爱佛学，且有以佛教戒律来要求自己进行修持的生活习惯，所谓“既冠不茹荤”，并乐于研读佛教经典，喜好诵读《法华经》，并表现出了超常的能力，所谓“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这为其日后走向弘化佛教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于延寿出家前的身份，《景德传灯录》说他“二十八岁为华亭镇将”，《宋高僧传》则说他“时为吏，督纳军须”，而《佛祖统纪》说他“吴越钱氏时，为税务专知”。然而，无论延寿是担任过华亭镇将也好，还是做过税务专知官也罢，都说明了其出家之前为一官吏，而具有官家的身份和经历。为什么这样一位颇有才华而又身居一定官位的青年才俊要投身佛门而一心向道呢？对于延寿出家之因缘，苏轼的《东坡志林》则有明确之记载：
钱塘寿禅师，本北郭税务专知官，每见鱼虾辄买放生，以是破家。后遂盗官钱为放生之用，事发坐死，领赴市矣。吴越钱王使人视之，若悲惧如常人，即杀之；否，则舍之。禅师淡然无异色，乃舍之。遂出家，得法眼净。禅师应以市曹得度，故菩萨乃现市曹以度之。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
从上引述的资料来看，苏轼认为延寿禅师担任“税务专知官”期间，因他为放生而盗用官钱犯下杀头之罪，由于吴越王对其视死如归的镇定精神所折服，并有感于其放生行为的真诚而对其法外施恩，免其死罪。可见，延寿在红尘浪里经历了如斯生死之役，故而断然出家。这或许是直接导致延寿出家的真正原因。《佛祖统纪》也有同样说法：
法师延寿，字冲玄，总角诵《法华经》，五行俱下，六旬而毕。吴越钱氏时，为税务专知。用官钱买鱼放生。事发当弃市。吴越王使人视之曰：色变则斩，不变则舍之。已而色不变，遂贷命。因投四明翠岩禅师出家。
由于吴越王“知师慕道，乃从其志，放令出家”而予以赦免，于是延寿就这样皈依佛门而走上了向佛之路。
延寿在参访求学的过程中，先礼时在龙册寺的雪峰弟子翠岩令参(永明)禅师为师，“执功供众，都忘身宰。衣不缯纩，食无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这说明延寿出家之时选择的就是禅悟之路，而且延寿在其早期的出家生涯中，曾过了一段苦行僧的生活，因而具有头陀苦修的精神气质，故《人天宝鉴》称他：“年三十四往龙册寺出家受具，后苦行自砺，唯一食。”后又自行前往天台山天柱峰修习禅定九旬。他在修习禅定时入定，有飞鸟巢栖于衣中而不觉的体悟和经历，足见其禅定工夫非常深厚，而且也说明延寿在佛法修学之中走的是修禅路线。其后，又参礼德韶禅师，并在德韶处获得了悟道之因缘。德韶“一见而深器之，密授玄旨”，故延寿得以印心、开悟，而成为法眼一派的得法弟子，则进一步说明他是禅宗门徒。延寿开悟之后，遂辞别德韶而迁遁于明州雪窦山，住锡于资圣寺，一方面是应缘而随机传道说法，另一方面则继续修禅来保任自己证悟之境界，故《宋高僧传》说他“除诲人外，瀑布前座讽禅嘿。衣无缯纩，布襦卒岁。食无重味，野蔬断中”。不过，延寿在雪窦山仍然过着苦行、苦修的修行生活，体现了一位禅者勤于修炼、精进不息的精神风范。延寿曾在明州雪窦山资圣寺上堂传其道法时云：“雪窦这里，迅瀑千寻，不停纤粟。奇岩万仞，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什么处进步？”他的一番言说强调了禅门修学之法是以“无门为门”的顿悟之法，与达摩的壁观参悟禅道之法也有禅法思想上的承接性。蔡日新也认为，此处体现了延寿禅教中曹溪顿教思想。同时，也再次说明他悟道之后仍然乐于传播禅法，并努力弘扬禅宗之教法。时有僧问延寿曰：“雪窦一径，如何履践？”延寿禅师则云：“步步寒华结，言言彻底冰。”蔡日新认为，此处展现了延寿之机锋迅急与剔透玲珑。事实上，在延寿看来，修学佛法不仅需要身体力行、一步一个脚印，而且也要在学理上有见地、要通达，即所谓要深明佛理。
建隆元年(960)，吴越忠懿王钱俶迎请延寿禅师入居杭州灵隐山新寺，而成为灵隐山新寺第一代主持，建隆二年(961)又请住永明大道场，“为第二世，众盈二千”，说明其在永明寺聚集僧人众多，并且受到吴越国主的尊崇。虽然延寿门下门徒众多，但是学法人多，悟法人少，真正能够继承延寿道法并得到真传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故《景德传灯录》言：“杭州永明寺延寿禅师法嗣：杭州富阳子蒙禅师，杭州朝明院津禅师。已上二人无机缘语句，不录。”即是说延寿正宗法传仅有二人，并且二人无机缘语句，所以未能彪炳史册，这也为继续探究延寿系下的法脉传承及思想带来一定的困难，或许这一不详之纪录也从一侧面反映了法眼宗在延寿之后即有走向衰落的迹象。在永明寺住锡期间，延寿积极弘传禅法和接引学人，时有学人问延寿：“如何是永明妙旨？”延寿的回答是：“更添香著。”延寿的回答有针对学人执著于妙旨的禅病而给予破除之用意，继而促使学人豁然领悟。至于永明家旨，延寿自有偈语云：
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
言永明之妙旨，实际就是论永明之家风。由于永明延寿的学修成就昭著于世，而使得学人十分景仰和关注永明家风之究竟处。故有学人问曰：“学人久在永明，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对此疑问，永明延寿则回答说：“不会处会取。”学人不明延寿之意，又问曰：“不会处如何会？”延寿答道：“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红尘。”延寿与学人的一番互答，不仅显示了法眼一宗“就物呈心，句里藏锋”的禅风意趣，而且在循序善诱的言说中也表现了“调机顺物，斥滞磨昏”的清凉家风。从延寿偈语的内容来看，永明妙旨，本来清净，犹如一潭平静、清澈的湖水。当阳光普照湖水之时，湖面似如明镜，而一经阳光之照射遂生起耀眼的光芒，微风过处掀起层层波浪。但是，无论是光照湖水所产生耀眼的光芒，还是风吹水面掀起阵阵波纹，都不会因为有这一外在条件所引起的变化而使水性有任何的改变。虽然水能出现反光效果，水能产生波浪，但是水还是水，水的性质依然没有一丝的变化。水是应物随行，圆融无碍、真性不变的。故蔡日新也认为，此偈语体现了永明家风，即同永明寺前的西湖水一样随物赋形、圆融无碍。延寿以湖水示教，实质在于言心(即真心)之不变，即所谓的自然、随缘。唐代诗人皮日休诗云：“欲知心不变，还似饮贪泉。”即用泉水的不变性来比拟心的不变性，所谓“心如止水”，本心不变，即表明了水之清净与清净心的相似关系。延寿的“不会处会取”，正是体现了禅宗“无门为法门”的入道之法，而“牛象海尘”则超越了思量取舍，是超二元对待的直观之境。故也有学者认为，“‘不会处会取’正是般若无知而无不知的精譬表述”，体现了法眼宗“色相俱泯，触目菩提”的宗风及感悟境界。因此，以偈语明宗旨，一方面体现了延寿强烈的宗派意识，有使学人要自我明辨“宗眼”的用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法眼禅风的精神面貌，而令学人向往之。
延寿禅师悟道之后主要行化于雪窦、灵隐，并在永明大道场广弘禅法，“师居永明道场十五载，度弟子一千七百人”，“开宝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由此可见其在传布佛法上不留余力，在振兴法眼宗一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有人说：“延寿度众、为信者授戒的规模在当时谓为宏阔，可见一代高僧受众景仰之深，亦可见当时佛教信仰于吴越之繁盛”。而且延寿聚众说法的这一实际行动与后果，还直接验证了其师德韶禅师对他所给予的期望：“汝与元帅有缘，他日大兴佛事”。德韶禅师的寄语与文益对其的嘱托有惊人的相似：“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这也许就是法眼一系付嘱时比较鲜明的个性，也是该宗的传法特点之一。当然这一付嘱的言说方式也与本宗历史传承以及所认知事相的知识结构与习惯经验也有莫大的关系。
延寿一生，不仅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大行菩萨道和践行佛法的慈悲精神，即“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算”，而且注重经教在导引学人悟法上的作用，诵读《法华经》一万三千部，并以教理指示学人悟道。他在弘扬法禅宗的同时，主张“禅教一致”，继承和发展了文益禅师的禅法和思想，“使禅教一致成为北宋以后禅宗的主流”郭朋先生也认为延寿“明确地提出了禅、教兼重的主张”，“这一点，可说是延寿更加发展了文益的思想”。延寿还在“禅教一致”思想的整体框架下而倡导“禅净合流”，积极主张净土念佛，提倡“唯心净土”，在客观上推动了净土法门的传播与发展，又似有改变禅宗门风的主观意图。关于延寿修持净土法门之说，《永明道迹》云：
师居永明，日课一百八事，未尝暂怠。至暮，每独往别峰行道念佛。然密从之者，常数百人。清宵月朗，空中时闻螺贝天乐之声。感忠懿王闻而叹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若是之切至也。特为建西方香严殿于赤岩，以成其志。
可见，延寿禅师在居永明寺期间有修炼净土法门的经历，故《佛祖统记》亦云：“二年迁永明(今净慈)，日课一百八事，未尝暂废。学者参问，指心为宗，以悟为则，日暮往别峰行道念佛。”显然，延寿在佛法修炼的实践中身体力行着“禅净双修”。至于延寿为何要弘扬净土念佛法门，《乐邦文类》则说得很明白：
于国清行法华忏，夜见神人持戟而入。师呵：其何得擅入？对曰：久积净业方到此中。又中夜旋遶，次见普贤前供养莲华忽然在手，因思夙有二愿：一愿终身常诵《法华》；二愿毕生广利群品。忆此二愿，复乐禅寂进退迟疑，莫能自决。遂上智者禅院作二阄：一曰一心禅定阄；二曰诵经万善庄严净土阄。冥心自期曰：傥于此二途，有一功行必成者，须七返拈着为证。遂精祷佛祖，信手拈之，乃至七度，并得诵经万善生净土阄。由此一意，专修净业，遂振锡金华天柱峰，诵经三载，禅观中见观音以甘露灌于口，从此发观音辩才。
按照《乐邦文类》的说法，延寿弘扬净土法门是因为抓阄决定的，而这一抓阄的前因后果却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不过，抓阄求抉择的现象本身，却表明了延寿由修学净土法门而转向了弘扬净土信仰，并开始对“禅净合流”思想进行真正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