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如箭如梭。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就要告别自己心爱的南京大学了！而回想在南大校园的生活，历历在目，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帮助，与老师和同学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仿佛就在昨天……
我本与学术无缘，但对于佛教禅学却又情有独钟和兴趣斐然。我对于佛教禅学的兴趣缘起于大学期间西安实习之行。1996年我在西安实习时，有缘前往扶风县参观了法门寺，目睹了佛骨舍利，受到极大的震撼，并对佛教产生了好感，可谓是种下了喜好佛教的因缘。因此，在我大学毕业时，我虽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却选择了以慧能为题，我详细阅读了《坛经》数十篇，产生了心灵的火花而一夜之间写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心性论”——评慧能的佛学思想》这篇接近一万字，且是偏重于宗教哲学的论文，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和难以言说的选择，也是我从未想过的结果。兹后我将其数次修改而成六千字论文《试论慧能的“心性论”思想》发表于《贵州大学学报》，为1999年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或许我的佛教因缘和兴趣是在作本科毕业论文时就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不过，对于真正意义的佛教学术研究，我还是门外汉，因为当时我身边缺乏佛学研究方面的良师益友，故自己未能得到规范性的佛教研究方面的学术训练。1997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工作后一直从事的是行政管理工作，没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自己心爱的佛教知识，更不要说进行学术研究了，但是对其却有挥之不去的念头，于是这股莫名的力量不断牵引着我走向佛教禅学的研究之路。因此，2005年之后，考博、攻博成为我继续实现情系佛教禅学研究的重要途径。然而，我的考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颇有坎坷，几经曲折，而每当我处于难关之时，我的恩师洪修平先生和师母孙亦平先生都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并坚定了我继续向佛学研究之路的方向前进。一切都是因缘际会，我终于在工作十年后的2007年，在恩师洪修平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下而考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当时，我感到无限的激动与喜悦，终于实现自己系统学研佛学的梦想了，转型走学术研究之路的新起点出现了。可以说是在恩师洪修平先生的接引之下，我才能有机缘真正进入佛学研究之学术殿堂的。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名校南京大学就读我也倍感新鲜和自豪，并且能够投身于洪先生的门下，成为“洪门子弟”，也是我一生的荣耀！
南京大学是佛学研究的重镇，汇集了诸如著名的佛教学者赖永海教授、禅宗专家洪修平先生、道家和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徐小跃教授等一大批老中青年专家学者，是学习佛教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理想场所。因此，在攻读博士的三年时间里，我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自己争取多学习佛学知识、获取新鲜的学术养料，接受更多的专门知识教育和更规范的学术训练。在学习中，由于我过去没有接受过专门、正规的学术训练，故对于学术研究可谓还是未入门的小学生。因为半路出家，基础不好，因此对于禅学研究心存担忧。然而，我的导师洪修平先生却经常给予鼓励和帮助说：“不要等你什么都弄清楚了再来开始研究，而要边学边研究，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先生的话犹如晨钟暮鼓，敲打着我迷失的心，纠正了我不正确的想法。而博士三年的学习期间，导师洪修平先生对于我们师兄弟要求是十分严厉的，而我的浮华文风也经常受到先生的训诫，不过先生给我们的教诲和指点却使我们大家终生受益，能让我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更好地进行有效地改正。若借用军队里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一句话来比量先生的要求，则是较为合适的，这也表明了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严谨精神以及对学生关爱负责的态度。先生不仅在课堂上教人知识、授人以渔，他还利用工作中的余暇时间定期召集我们大家到他的办公室里了解情况和指导学习，而且他会当着众多的师兄弟面点评我们各自的优缺点，而让大家得到共同学习，从而达到举一反三之目的。每当先生点评每一个人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时，我都在作一一的对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先生的这一教学方法能使大家受益，在大家交流互动中也能得到共同进步，而且节约时间，收获较大。总之，在我生命成长的关键时刻，我的导师洪修平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关心，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经过不断思考并与先生商讨而定下的。过去虽没学者将法眼宗作为一个宗派进行整体性研究，但是涉及法眼宗的某一问题则是有研究的。我选择一个宗派研究，当初还不知其难度有多大，而一旦真正着手撰写论文时，其难度比想象的要大得多，超出了自己的预计。由于五代禅宗情况比较复杂，可利用资料较少，而且禅法研究本身较难，故在研究时候遭遇到了莫大的难题，在撰写论文的时候走了许多弯路。于是我的导师洪修平先生经常告诫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要把握重点，要从大局上着手，不要在枝叶问题上纠缠。因此，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完成与先生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是分不开的。论文初稿完成后，先生在指出了论文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我进一步提炼，要关注“问题意识”，让我向优秀论文的方面努力，我知道这是先生对我所给予的期望，于是按照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力求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朝着先生的要求方向大力改进，不过，由于自己的学养和才识不够，论文虽然有所改进，但也未必就能真正地能够达到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和寄予的期望，所以修改中经常是情绪焦虑、心性不安，生怕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这种心情的确是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的！在修改博士论文期间，师母孙亦平先生也给予了我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我论文的修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师母孙亦平先生还亲自为我改写标点符号，找出错字、漏字和别字，指出论文写作格式等错误问题，令我心生敬仰而又十分感动！敬仰的是孙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一丝不苟精神，感动的是孙先生愿意花费自己宝贵时间用在非自己亲自指导的学生身上，帮助我不断向良好的方向进步。总而言之，先生与师母的言传身教对我来说既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一种鞭策的力量，成为我克服各种困难和继续修改论文的精神动力。
在南京大学学习的三年期间，南大的其他老师和同学也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尤其是赖永海教授、徐小跃教授、孙亦平教授、王月清教授、李承贵教授、徐新教授、杨维中教授以及陈林老师等，他们不仅在学习、生活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关心和照顾，而且也在言传身教中教会我们为学、做人和做事的道理；不仅在课堂教学中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们佛教知识、儒家知识和道家、道教知识等，而且还就个人的写作、为学经验倾囊相传，这些都给我以深深的启迪，从中获益颇多。徐小跃教授还专门宴请我们2007级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与宗教的全体同学，为大家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令同学们十分感动！无论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撰写还是在修改完善和预答辩中，诸位师长均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过非常中肯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是帮助我能够顺利完善博士论文的又一重要因素。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攻博期间，赖永海教授还提供给我到宁波参加弥勒学术会议的机缘以及李承贵教授推荐我发表文章的机会，这都是我要深表感谢的！在预答辩中，徐新教授、杨维中教授和师母孙亦平先生给予我论文的充分肯定，也坚定了我研究的信心，而他们指出我论文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对于帮助我修改和完善论文极有裨益，也为我进一步深化研究法眼宗指出了方向和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博士论文的顺利完成，也得到同门刘聪师兄、陈红兵师兄、许颖师姐、钟海连师兄、耿加进师兄和隋思喜师弟的大力帮助和指点；博士后刘鹿鸣师兄、沈文华师姐也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给予了许多帮助；同学赵锭华还专门为我收集资料，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和典籍文献，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诸多方便；江西社科院的研究员欧阳镇博士以及钟海连师兄还专门陪同我到江西云居山真如寺、青原山净居寺实地考察禅宗历史和收集资料；黄梅四祖寺的《正觉》副主编恒章先生也为我前往黄梅四祖寺实地考察提供了便利和罕见资料。可以说，这些师兄、学长和朋友给予我莫大的帮助也是我能够完成博士论文的重要因素。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工作所在的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领导、同事们为我攻读博士研究生也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支持和关心，让我能够集中精力和安心在南京学习，书院还专门为我提供了学习用的手提电脑、推荐发表文章等机会，对于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宋立道教授以及贵州大学研究生部的陈利琼部长在学习方面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南京大学的江莹教授也给予了我更多的关注。因此，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我成长的师兄以及朋友们表达无限的谢意！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此外，在南京学习期间，紧张的学习之余，生活也别有情趣，尤其是管国兴师兄和钟海连师兄多次组织大家赴江西、贵州、浙江等地进行传统文化考察，不仅是在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和要求，而且也为我增添了学生校园生活之外的乐趣。在生活中，我与钟海连、耿加进师兄弟三人在三年期间，简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亲密无间，三年间我们几乎徒步踏遍了南京市内的大街小巷。晚饭后我们经常沿着玄武湖散步和讨论学习问题而从中获益匪浅，而且与年纪稍长的府建明师兄、李光华师兄等也颇有交往、坐而论道，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自己所不具备的优点和能力。而且更为令人振奋的是我们2007级中国哲学专业和东方哲学与宗教专业两个专业同届之志同道合者在三年学习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有幸汇聚于管国兴师兄家乡常州金坛长荡湖的渔船之上而把酒临风，畅谈“南龙”文化腾飞之预言，以此因缘为契机而坚定了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信念与决心，由此使得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在贵州文化之旅后在赖永海教授、管国兴师兄、府建明师兄等师长的大力支持下而应缘催生。
在外求学期间，我的父亲、母亲、舅舅、哥哥、姐姐以及岳父、岳母等亲人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他们是我强大的后勤保障和精神源泉，让我有条件地安心和静心学习。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的妻子梁正玲女士，她身怀六甲而与我胡越相悬、参商是隔，每当我遭遇写作困难时，她还不断地关心和鼓励我，给予了我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南京就读的三年，由于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这是我十分遗憾和深感愧疚的。因此，博士论文的完成也算是我向他们进献的一份微薄之礼！
黄诚
庚寅（2010）年仲夏八月于花溪淳然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