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禅宗的形成和创立固然是禅思想自然演化的必然产物，但是也与外缘性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整个唐文化具有规模宏大、兼畜并包、思想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因此而造就了唐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气象。处于开放性文化多元化格局下的佛教人士敢于站出来大胆地学禅、习禅、谈禅和说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推动了禅宗的形成与发展。禅宗创立后，禅宗各派的分化与传衍而将一区域性佛教宗派推展到了大江南北，并且禅宗各支派在自身努力以及各种势力的支持下，获得了传播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禅宗在南方不断发展和壮大，继而出现了“五家七宗”的繁荣景观。
2.慧能禅在江南的传衍
不仅唐代开放的历史大环境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机缘，而且其较为宽松的佛教政策也为禅宗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禅宗正是在这一整体环境的影响下而取得了发展的有利时机。从整个唐代的佛教政策来看，虽有韩愈的反佛道运动以及唐武宗“会昌灭佛”事件，但是毕竟时间和影响较短，而在整体上佛教则获得了发展的生机，仍然处于发展的主流趋势，且“写经事业不发达和乱世经藏的焚毁，可能是以经为中心思想的宗派不弘盛之一因，也可能是促成禅宗独盛于五代的原因”。就禅宗而言，至唐五代时期，禅门“一花开五叶”，出现了“五家七宗”较为繁荣的历史新局面。固然禅宗的兴盛与自身的思想发展有关，但是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唐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积极的宗教政策为禅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宗教氛围和思想平台，也有利于禅师脱颖而出，是禅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禅宗流布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这有其自身的思想根基和文化传统，而且流布南方的禅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江南区域性政权的大力支持，因而它在南方出现了发展的繁荣景象。故有学者指出，“禅宗‘五家’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禅宗发展到了它的繁盛时期”。由此，法眼宗一派也开始催生形成并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拉开了其在禅宗史上登台表演的历史和思想序幕。
(1)菏泽神会禅派在北方的活动
菏泽神会(684—758)，系慧能座下弟子，主张“南顿北渐”，“因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滑州的滑台设无遮大会与北宗弟子崇远法师进行论战，其目的在于“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双方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师资传承与禅宗修行方法上，神会认为北宗神秀、普济无祖传袈裟，因而非禅门正统，而且指出北宗禅法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故认为顿门优于渐门。关于争论缘由以及有关情况，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云：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诗论一会，具在《南宗定是非论》中也，便有难起，开法不得。
神会与北宗子弟论战之后遭受到嫉恨，“便有难起，开法不得”。由于普寂一派的北宗受皇室尊重和保护而具有政治优势，加之于北宗在关洛两京地区颇有实力，故神会一派受到北宗的排挤与责难。诚如《圆觉经大疏释义钞》所云：
荷泽亲承付属，〔讵〕敢因循？直入东都，面抗北祖，诘普寂也。龙鳞虎尾，殉命忘躯。侠客沙滩、五台之事，县官白马。卫南卢、郑二令文事，三度几死。商旅缞服，曾易服执秤负归。百种艰难，具如祖传。达磨悬丝之记，验于此矣②。
《宋高僧传》也载有其事：
天宝中，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勒移往均部，二年勒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可见，神会论战之后受到打击与陷害，“三度几死”，命悬一丝。而且神会为玄宗勒徙荆州，这也表明神会当时未受皇权的尊重。只有到了“安史之乱”后，神会的处境和地位才有根本性的改变。神会因受请主持坛度，即“纳钱度僧”，为朝廷筹措“香水钱”充当军费而立下汗马功劳，遂受朝廷的重视。《宋高僧传》记述了这一历史情境：
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苦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勒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
此后，神会获得了皇权的尊重，身份与地位得以提升，开创了“菏泽一宗”，为弘扬慧能禅派功不可灭，尤其是为确立禅宗南宗的正统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神会在北方弘扬南宗宗旨并非一孤立性事件，与其同时，在各地传播南宗禅法的还有慧能的其他弟子，如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等，使南宗禅学不断发展壮大，禅宗门徒相望于江湖，遍及大江南北。神会在北方的活动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政治上层的认同，而且门下也有一些弟子。有学者指出，“神会的弟子，据日本宇井伯寿、廉田茂雄的统计，在宗密《中华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有19人，在其《圆觉经略疏钞》卷四谓有22人，在宋赞宁《宋高僧传》中载有14人(与有关碑文合计16人)，在道原《景德传灯录》当中载有18人”。但是，总的来说“在中国禅宗史上，神会的弟子不很有名，对后世的影响不大”。这当与神会是弘法护教者而非真悟道者有关。因慧能在世之时，曾称神会为知解僧。据载：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对此则公案，文益禅师有评云：“古人受记人终不错，如今立知解为宗，即荷泽是也。”可见，文益认为菏泽一宗并未契入禅宗之真实悟境，仅是强调对义理的理解，而无真正的修行与证悟工夫，知与行完全是隔离开的。故道之不存，焉能传之。然而，对于菏泽一宗的禅法内容，《历代法宝记》有全面详尽的概括：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惠，不破言说云：正说之时即是戒，正说之时即是定，正说之时即是惠，说无念法立见性。
从其言说所涉内容不难看出，神会的禅法主张“如来禅”，提倡“戒定慧”三学，认为“无念”才能见性，与慧能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历代法宝记》所载内容与历史事实较相符合，比较忠实于神会传播禅法时的实际状况。冉云华先生也认为，“《历代法宝记》的编纂，上距神会去世只有十六年，书中对菏泽禅法的总结，足以代表这一派思想的主要论题”。神会十分重视“知解”，他为人说法，时常“立知见，立言说”，而且“立知见”则进一步表明慧能所评价神会为“知解宗徒”在后世已是禅门所公认之事实。
然而，为什么神会禅师及其法派会被慧能以及后世的文益称为“知解僧”或“知解宗”呢？神会曾说：“未得修门，但得知解；以知解久熏习故，一切攀缘妄想，所有重者，自渐轻微。”在神会看来，学习佛教教理教义等知识是修行的前提与基础。他还认为需要依赖于知识的熏修才能逐渐消解妄想。事实上，这已经背离了禅宗“直下顿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主张。因为慧能说：“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坛经?般若品第二》。实际上是强调“不假知解”，意思是说不执著于知解，而是要“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神会的言行却与慧能的禅学思想之本意相左，故其获得了“知解僧”的名号。有学者也认为“正是由于神会是如此地看重‘知解’，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被他更为‘正统’的禅宗中人视之为‘知解宗徒’而予以摈弃”。而且，主张“南顿北渐”的神会，虽滑台大会指责北宗是“渐”，即“师承是傍，法门是渐”，但是自己未能实践“南顿”的禅门宗旨而相反却大力推行知解，其言行并非一致，故他所传之法也就自然缺乏说服力。因此，菏泽宗经历一度发展之后而销声匿迹，这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菏泽神会门下的再传弟子宗密禅师曾对“知”有新发挥云：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由无始迷之故。妄执身心为我起贪嗔等念，若得善友开示，顿悟空寂之知。知且无念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故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但得无念知见，则爱恶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既了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烦恼尽时生死即绝。生灭灭已，寂照现前应用无穷，名之为佛。
在宗密看来，“知”即是修证佛法之门径。他回避了形下之“知解”，而将“知”上升为形上本体之义来对待，知成为了灵知，成了空寂之知，实有解决与完善神会知解之知的局限性之主观愿望。他“著《禅源诸诠》，写录诸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为一藏”，更进一步表明他是全面的知解僧，故他自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菏泽一宗陷入知解的泥潭或深渊而不能自拔，也不能阻挡其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宗密之后菏泽宗衰没，一蹶不振，故其后法脉传承文献鲜有记载。
慧能禅派的发展，当不限于菏泽之一家，在菏泽宗活跃在北方且大弘慧能禅思想与禅法的同时，活跃在南方区域的慧能禅派门徒也在南方大力弘扬禅宗宗旨，与北方的菏泽一宗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共同推进了慧能禅宗在大江南北的广范性传播与发展。慧能禅派遂由以南方区域为中心的山林佛教多军突起而备受重视，其地位、影响得以飞速跃升。慧能禅派也一改边缘佛教形象的面孔，一跃而成为中原佛教的代表，加之于禅宗宣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宗旨和提倡简单易行之方法，而使其获得了广泛性的社会基础和禅宗信徒，因而它能迅猛流播中土大江南北，而成为唐代社会宗教思潮之时代主流。同时也为“五家七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2)南岳与青原禅系在江南的传衍
江南的区域文化环境，为禅宗思想文化的生根抽枝、开花发芽与结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六朝之时，江南佛教兴盛，足以与中原(关洛)佛教相抗衡。可见，地域的自然环境对禅宗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影响。故有人认为，“六朝之时，除洛阳、长安、建业常为大帝国政治中心，且建都之时较长外；其余如恒安、邺县、太原、江陵，或窃据一时，或地仅一区，然其地寺庙之兴盛，有足多者……佛教之在城市与山林意趣有异。以城市人物辐辏，故弘法之士聚焉；山林景色清幽，故潜修之士赴焉。然城市之变迁无常，庄严宏伟之伽蓝，建设易，毁灭亦易；而大山则人迹罕至，陵谷之变迁甚希，故可就其遗址以推究当年之胜致，如嵩山、泰山、五台山、庐山、衡山之寺宇是也。”相比较而言，唐代，蕲州、衡岳是佛教禅宗的中心，黄梅是禅宗的策源地，名僧学人颇为众多，弘忍门下不仅有“会下七百余僧”，还有“十大弟子”，可谓极为繁荣。这当与弘忍所处的地理区位且具有地缘性优势有不可分割之联系。蕲州是南北交汇的要塞，水陆交通比较发达，而且黄梅双峰山既处于山林之中，又离交通枢纽不远，故其天然为人才汇集之所。既有修行的幽静环境，又有放眼看天下的眼光或视野，故此处能出现开宗立派的禅宗人物有其区域性的地理环境之优势。至于衡岳之地，“山势雄伟，风景秀丽，是佛教修禅的理想场所，高僧活动比较频繁”，“为江南西道最大的佛教中心”。可见江南文化生境为禅宗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促进了禅宗在南方的广泛传播与迅猛发展。
在禅宗的发展历程中，六祖慧能之禅法愈加兴盛与流行，一传而分为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两家，随后禅宗门下又流出了江西马祖与湖南石头两系，并演化出“五家七宗”，以至于“凡言禅，皆本曹溪”。文益禅师《宗门十规论》云：“能既往矣，故有思、让二师绍化。思出迁师，让出马祖，复有江西石头之号。从二枝下，各分派列，皆镇一方，源流滥觞，不可弹纪。”大致也形象地描绘出了慧能禅宗发展的脉络与走势。
其一，南岳禅的代表是洪州禅派，其代表人物是马祖及其门下弟子。该派以江西为中心形成全国辐射性佛教区域，而对江南的禅宗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祖的后继者有大智禅师百丈怀海，他主张禅院独立，著《百丈清规》而开禅林规式，所以又被誉为“开创丛林之祖”。百丈之后又有黄檗希运、沩山灵祐，沩山灵祐创立沩仰一宗，临济玄义承接黄檗之禅而开创临济一宗，并显示了该派强劲的生命力。关于对该派在江南的传播情况，可以通过《南岳怀让一系禅僧在江南的活动分布图》来展现南岳怀让一系在江南的活动情况。从表一则不难看出，江湖两地仍然是禅宗的基地，有较好的禅宗发展思想基础。而且从南岳禅派的法脉及其传承来看，有向江浙闽越一带传播和推进的趋势。
其二，青原禅派在江南的传衍。从《青原行思一系禅僧在江南的活动分布图》，可以看到禅宗由江湖区域逐步推演到江浙一带，乃至北方京洛，从而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禅文化和禅世界。如从丹霞天然禅师的行历变化轨迹亦反映了这一文化流动和传播的趋势或方向。天然禅师先在江西参马祖，又至南岳参石头希迁、后又回南岳又参马祖，之后又游历天台、余杭径山和洛京龙门香山，他的行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禅文化不断流向江浙的形势。当然，这一四处游历和参学的活动不仅仅只限于天然禅师一人，只不过他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而已。表中还简单地反映了一些禅师多处参学的经历，如禅人既在石头处参学又在马祖处禅修，而这样的学僧不在少数，且互访互学的文化现象确有深刻的意味。这一文化现象表明，无论多高明的禅师，也只有当机之时才有可能使学人开悟，并非所有的学人遇到高明的禅师都能得到开悟，也并非高明的禅师都能解决学人心中的所谓困惑问题。故玄沙云：“夫为人师匠大不易，须是善知识始得知。”可见，禅不可说而需悟，悟与不悟，不在禅师，而在于学人；教学当机不当机，不在学人而在禅师；以人施教，还是以法施教，取决于机缘巧合。不过，对于禅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向内求心而非向外求证。而所有的禅悟之道需要禅者的内修、内证，当然机缘也是不可少或缺的重要条件。
从《南岳怀让一系禅僧在江南的活动分布图》与《青原行思一系禅僧在江南的活动分布图》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南岳与青原禅宗主要集中在江湖一带，并形成了江湖为中心的禅宗势力范围。两派都选择自然环境幽静的山林作为栖身之所，但栖身之所又不远离交通要塞。这既可使禅师得以安心修炼，而又利于招引和吸纳徒众，对扩大禅宗的势力与获得更多的信徒以及占领佛教文化的市场也极有裨益。这也为禅宗“五家七宗”的出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