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研究
《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研究
程娟娟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根据亲身参加土改斗争的经历体会而创作的，作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我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一次创作实践”。作为经历过整风运动，努力向工农兵方向靠拢的知识分子，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仅是作家个人艺术修养、语言能力的体现，更是衡量其思想改造、政治态度的标尺。周立波于1946年10月到松江省珠河县（后改称尚志县）元宝区元宝镇参加土改，1947年7月完成上卷初稿，感到材料不够，又带初稿去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10月回哈尔滨，完成上卷创作。其中，《暴风骤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分别连载于1947年12月25、26、27、28日的《东北日报》，抓地主（第十六节）、欢天喜地（第十八节上、下）分别连载于1948年1月15、24、25日《东北日报》。1948年4月，《暴风骤雨》上卷由东北书店出版。
1948年7月13日开始写作下卷，8月26日写出初稿，9月4日起，对初稿进行修改。第三稿到1948年12月2日，完成下卷的创作。1949年5月，《暴风骤雨》下卷由东北书店出版。之后主要的版本包括：（1）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10月初版。（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4月北京第一版。（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8月第19次印刷。（5）收入《周立波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6）收入“红色经典”，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暴风骤雨》在正式出版前即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其部分章节在《东北日报》上进行连载时，有位叫霜野的读者来信对其中的某些生活细节提出意见，如建议将“五十石”改为“五十多石”；绵羊票子没有五十元的票版，只有百元的；伪康德五年，不是民国廿六年，是民国廿七年。对于这些建议，周立波都虚心接受了。而出版单行本之后，比较重要的修改有两次，一是从1952年的第1版到1956年的第2版，二是从1956年的第2版到1977年的版本。
一
由于初版与1952年的版本只有细微差别，因此主要以1952年的版本为主，来对照比较1952年版本与1956年版本的不同。经仔细对校，1956年版本中大约修改500余处，上卷改动较多的是十九节（40处），十二节（36处），十五节（35处），下卷改动相对较少，变动较多的是第一节（29处），第六节（21处）。
首先是关于使用东北方言。周立波曾举例说明方言的必要性：“东北话里的‘牤子’，学名叫公牛，要是你把东北一个小猪倌的叫喊：‘牤子吃庄稼哪’，写成‘公牛吃庄稼哪’，不但没有东北味，而且人家还会说你是个书呆子，称呼牛大哥也要叫它的学名。这说明了，在反映东北农村生活的文章里，有时用‘牤子’的完全的必要。”既然作者认为文本有使用方言的必要，方言的使用又对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在1956年版本中，作者共增加了300余处注释，上卷加的注释相对较多，共238处。
作者使用方言的本意是为了接近人民群众，让读者感到熟悉与亲切，不过，需要增加如此多的注释也证明了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矫枉过正，适得其反。“作者在吸收群众语言时，也采用了一些使别处人难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方言……过多地使用这类方言，势必使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受到限制或发生误解，这是《暴风骤雨》在语言方面的一个缺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者也尽力对一些不必要的方言词汇进行调整，打破方言造成的语言隔阂，“有些表现法，普通话里有，而且也生动，在叙事里就不必采用土话。有些字眼，普通话和方言都是有的，只是字同音不同，那就应该使用普通话里的字眼”。因此，1956年版本就将原版本中的某些意思相同的方言词替换为普通话的词汇，如“电车道”改为“公路”（一节），“毛子壳”改为“向日葵”（四节），“猫”改为“藏”（四节），“唠嗑”改为“聊天”，“抬钱”改为“贷钱”（下卷第六节），“老儿子”改为“小儿子”（下卷的第七节）等等。另外，叙述话语和人物语言中末尾的“啦”全部换为“了”，这样就进一步减弱了小说叙述中的口语色彩。
其次，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对某些细节进行了调整。在关于郭全海的叙述中，初版提到李振江的老婆曾经主动诱惑他，遭到拒绝后情感上受到冷落，于是产生报复的念头，放狗咬他，并且指桑骂槐，大吵大闹。这样的情节铺垫就会让读者觉得李氏的吵闹是一种因爱生恨的心理失落，与阶级仇恨没有多大的关联。在1956年版本中，为了进一步塑造郭全海的形象，删去了与李氏的这段纠葛，这样人物形象更加纯粹、高大，与李氏的争吵也就单纯成为霸道雇主与受苦雇工之间的冲突。
关于郭全海的形象，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作者因为使下卷工作队有再来元茂屯工作的可能，而选择了二流子张富英窃取了农会大权……从这一点就明白的显露出郭全海的无能，尽管作者在下卷如何描写郭全海的机智，有办法，但绝不能完全遮掩作者在无意中所加于郭全海的损害。”为了显示出郭全海所进行的必要抗争和无奈的屈服，作者对初版本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原文为“郭全海嘴头不行，跟人翻了脸，到急眼的时候，光红脸粗脖，说不出话来”（1952年版，下册，8页），修改为“郭全海干活是好手，但人老实，跟人翻了脸，到急眼的时候，光红脸粗脖，说不出有分量的话来”（1956年版，260页）。原文只是直白地叙述了郭全海的性格特点，老实能干，不善言辞，修改后突出了叙事者的潜在情感倾向，让读者感觉到郭全海是一个朴实的好人，不会讲话只是其性格中的小缺陷而已。
原文中的“好老百姓说：‘郭主任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嘴上倒不出。’”（1952年版，下册，8页），修改为“好老百姓有的给蒙在鼓里，有的明白郭全海有理，张富英心歪，可是，看到张富英的人多，也不敢随便多嘴。屯里党员少，组织生活不健全，象花永喜这样的党员，又光忙着自己地里的活”（1956年版，260页）。经过改动之后，凸显了郭全海被赶出农会时的外在原因和客观条件，是由于一些百姓的胆小怕事和党员的自私自利造成了他在农会的孤立无援，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坏分子夺权。在1956年版中，增加了郭全海去找上级反映问题的细节。这样，改动后的情节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郭全海被赶出农会给人造成的无能为力的印象。
关于中农刘德山的形象，增加了他在前线受教育后思想改造的细节。“接着，刘德山滔滔地谈起前方战士的英勇的故事，谈起轻伤不肯下火线的那些彩号，听的人都感动了。萧队长说：‘你们这回可是受到教育了。’刘德山点头答道：‘嗯哪，我算是受了锻炼了。’”（1956年版，482页）这样，在前线受到感染和教育成为刘德山思想转变的起点，作为中农，他就不再是之前摇摆不定的观望者，终于成为农会中的积极分子，成了斗争中团结的对象。
再次，1956年版本也就原版本中某些不太符合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的地方进行了调整。上卷第八节中因斗争韩老六失败，小王和刘胜产生了悲观情绪，1956年版增加了开会批评的情节，十一节中白大嫂子将豆角、黄瓜、鸡蛋送给萧队长，增加“根据工作队规矩，萧队长婉言谢绝了”（1956年版，123页），强调了工作队的严格纪律。十三节中老孙头到工作队来找萧队长，他走了之后萧队长召集队员开会，总结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1956年版本则改为老孙头来时萧队长正在开会，这样就成为工作队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是被动地由群众反映问题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赵玉林入党时的手续进行了补充，这样在入党的组织程序上显得更加严谨正式。在赵玉林牺牲后追认为中共党员的叙述中，增加了萧队长开会讨论的细节，由领导个人的现场处理改换为经组织许可后的正式宣布。
土改中出现的打人、杀人现象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金人指出：“打人问题，书里写到了……作为工作经验来介绍，拿到新地区去，这点也是值得考虑的。”在1947年《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北方土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1948年后开始逐步纠正。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入孤立。”为了使作品更加符合政策的要求，作者对其中打人的细节进行了修改，原来的版本为群情激愤中大伙已经动手，而修改后则是萧队长及时制止打人行为，凸显了在群众运动中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
文中也对花永喜在打胡子时的行为进行了必要的改动。初版中花永喜是借了旁边小战士的枪击退胡子，带有几分炫耀本事的色彩。在战斗中是不允许随便把枪借给别人的，花永喜当时只是普通群众。1956年版本中则改为花永喜是替一位受伤的战士守住岗位，这样他得到战斗机会变得合情合理。
最后，作者对有些叙述细节进行了调整。1956年版本丰富了“美人计”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场景描写，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在端来的吃饭用具中增加了“醋瓶”（1956年版，158页），为叙述下文的闹剧做好了铺垫。炕桌上的菜增加了“糖醋鲫鱼、红烧麅肉”（1956年版，164页），两人打翻了炕桌，沾满了菜汤汁水，原文中“真是又咸又热，又酸又辣”（1952年版，229页），修改为“真是又咸又热，又甜又酸，又香又辣”（1956年版，164页），在味觉上更加丰富，以多种混合的刺激性味道来比拟这场闹剧的诸多意味，韩故意勾引杨而当杨上钩后自己又摆出正经的样子，可谓酸中带甜，杨不知不觉迈入陷阱，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真是先甜后苦。作者以饶有意味的丰富细节不仅给读者强烈的视觉效果，而且充分调动读者的味蕾，感受到作者描写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一些不合时宜的词语也进行了必要的改动。“老毛子”改为“苏联红军战士”， 以示对苏联老大哥的尊重；“娘们”改为“妇女”，修正了原来版本对女性的漠视和鄙夷之感；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便与现实保持一致。同时也相应地删去了一些民间口语中的粗话，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粗鄙村话不利于文本的传播与语言规范的建立，删去后语言的净化有利于农民形象的塑造。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