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错划为右派、经过四年劳改生活的章永璘在生理和心理上经受着双重饥馑，而幸运女神(马缨花、黄久香)的降临和护身符《资本论》的庇佑使得他终于走出生活的阴影，从动物搏食的本能到人的尊严、责任感的复苏，他意识到“一九五七年对我的批评，我抵制过，怀疑过，虽然以后全盘承认了，可是到了‘低标准’时期又全部推翻。而现在，我又认为对我的评判是对的”，他认准了他“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象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终肯定的是国家和党的意识形态，所以80年代的文学界普遍认为：“章永璘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具有真实的、普遍的代表性，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足迹的形象记录。”
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许灵均在遭父亲遗弃后，又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而遭到人民的遗弃，这“使他来和牲口为伍”，当只剩下马“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给他以安慰时，“他的心颤抖了”。尽管生活对他板起一幅冰冷的面孔，可许灵均却在解除劳教后通过劳动建立起了普通人的感情，当昔日抛弃他的父亲要带他出国享受荣华富贵时他拒绝了，多年的改造已经使他明白了“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的道理。最终通过采取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外宣告“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以对人民、对劳动的衷心认同圆满结尾。
一首总共不过四句的小诗《冬小麦自述》令钟亦成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由最初莫名其妙、诚惶诚恐获罪以致被迫接受外在不断升级、上纲上线的批判到自觉内省反思有罪。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污秽的言语还是恶毒的皮带都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信念，就像作者王蒙所赋予他名字的深意一样，他对党的赤子之心实在是天地可鉴、又忠又诚。正如钟亦成最为挚爱的凌雪所说：“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大震动，然后你会更好地改造自己……”这段言语无疑具有浓重的教条意味，不仅借凌雪之口为改造之后面貌一新的钟亦成表情达意，更是作者自我表白意图的有意为之。
具有同样功能，为文中主人公阐明政治立场和价值信仰的说教也在《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出现过。饱受屈辱的范汉儒在劳改农场担任被视为肥缺的“鸡倌”一职时受到所有人理所当然的怀疑，在那样一个饥荒的年代，谁会不舞弊营私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呢？在一次“黑姚期”的突击检查下，真相大白于天下，范汉儒宁肯吃老鼠，也不拿集体的一针一线。于是有了“黑姚期”给范汉儒送鸡蛋时这样一番有意激发读者共鸣的话：“我没给孩子，没给老婆，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国人的骨头：将来政策松动一点，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范汉儒的形象在这一番话中被高高托起，右派身份的范汉儒无形之中向社会栋梁转向，通过这一细节为范汉儒正身扬名的作者丛维熙通过文学形象的打造同样带有自明心迹的目的。
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读者读这部分作品可能会有一个共通的感觉，那就是这些知识分子怎么就能这么诚挚天真得近乎夸张呢？看不到睚眦必报的负气，却感受到热血沸腾的温度，这用我们正常的心理逻辑似乎是难以解释的。如何解释这种今天我们看来近乎夸张的热诚呢？或者进一步表述一下这个问题，这种英雄受难叙事模式的泛化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概念，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知识阶层却是由来已久，追根溯源，中国知识分子的前生就是“士”阶层。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士志于道，“一方面，知识分子以‘道’自任，‘道统’高于‘政统’，以‘王师’、‘官师’自居，甚至要规范王权；另一方面，王权要维持自身的合法性，必须与‘道统’合作，但又对知识分子以道自命，以道统导引、规范政统的做派总是难以接受，甚至严厉打击，形成一部政统与道统、‘君’与‘师’之间既合作又离心的艰难磨合的政治史”。总的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只有与君权相统一起来，才可能得到发挥和实现。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理想的知识分子揣着社会的良心充当公众雪亮的眼睛与批判的喉舌，在漫漫而修远的人生道路上，潜移默化地造就了一种集体无意识，那就是忠君。
另一方面是由于情感价值的选择和皈依。“对于文学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文学活动，或者是言说主体试图以其话语实践来结构某种身份，或者也是具有某种确定身份的言说主体的话语活动，这时，话语行为便成了对其缘由身份的‘固持’或‘显示’。”在“祖国”、“党”和“人民”等宏大价值理念寻求到坦诚心迹的合理资源，心甘情愿为祖国为母亲受难是他们最终的情感皈依，最终自然而自觉地暗转到对自身合法身份的认同，这种合法身份被大部分学者归纳为革命身份。“革命”作为近代以来具有强烈历史进步色彩的强势话语，意味着顺承历史，继往开来，这种革故鼎新顺应了历史与时代的发展，是必须的，也是先进的。相应地，如果获得一种与革命相联系的身份诸如“革命者”、“党员”、“无产阶级”等，不仅理所当然地与那些落后的、反动的身份指向区分开来，更显示了一种自身“革命”身份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与国家权力、地位紧密相连。正如有评论者所深刻指出的：“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党保持忠诚，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满纸满页都抒写着对党的忠心，都抒发着对国家的热忱。
大多数人和鲁彦周一样，强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身份，强调“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责任感”。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蒙纵声高呼：“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向着党。”他说：“如果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胸怀，没有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进步事业的炽烈情感，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与生活经验，没有思想家的独具慧眼的见地，没有广博的学问知识，没有与当代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血肉联系，没有为人民代言、为新事物开路、为推动历史车轮出一把力的热忱，那么你写得再努力、再好，常常仍然是小打小闹小摆设……广大读者却会觉得与自己有距离、有隔膜，打不动自己的心，引不起自己的关切、共鸣、焦虑、兴奋。”丛维熙则出于其“革命良心”以自己的写作行为来“千方百计医治我们国家的伤痕”。
张贤亮虽然在当时并未入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党”与“革命”的认同。他以赞扬的口吻说：“委屈了三十多年，而只要党一旦相信了他们，承认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士，就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毫不计较个人恩怨，马上忘我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他们在这样那样的考验面前，却都作出正确抉择，始终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这和我本人以及我所接触过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完全合拍”。在给李国文的信中，他不无遗憾地说：“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既然党员作家的身份在非党员的张贤亮这里得不到确认，作家便另辟蹊径在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个仍然与革命紧密关联的身份下找到了最终归宿。
正是在这种有意为之的用心打造下，即便知识分子被不情愿地戴上了“右派”的高帽并饱经磨难，但仍阻止不了知识分子自塑形象——悲剧英雄崇高形象的诞生。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被打为“右派”的戴着枷锁舞蹈的受难英雄实际上经历着类似的情节，倾诉着类似的感情，他们在控诉着“文革毒害”的同时却难以抹掉他们思想意识上向主流意识形态依附的倾向，他们以儿女对母亲的忠诚和热爱重塑了自身受难英雄的形象，这种身份的自我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饱受“伤痕”之后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为自身正名之际却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极度危险的代价，那就是独立性的丧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一旦他们的苦难得到解释，身份得到确认，他们在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苦难的虚假敌对自然也土崩瓦解，苦难的沉痛感消泯于他们重回社会政治怀抱后的无限幸福中。他们惬意地闭上眼睛，在消逝的深渊和退后的悬崖边，承领新时代的恩赐和福泽。”
(作者单位：重庆第八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