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或者“民国机制”——民国话语空间推进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探讨
汤巧巧
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叙述，充满复杂、矛盾和纠结，从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划分，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融合，或者把“现代”作为价值概念的重新阐释，这一过程显示出学界在一些特别的时空回到基本史实之艰难，而又在可以回到基本史实时，放弃了一些简单有效、切合百年中国文学自身实际的阐释方式。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若干命名，许多学者已经精准地分析了各自的得失，我不再辨析。今天想讨论的是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的“民国文学”或者“民国机制”等概念。
近年来，诸位先生从不同角度提出“民国文学”、“民国机制”等概念或者写作“民国文学史”的呼吁。张福贵从中国文学史自身沿用的按时代、朝代为分界点的分期方法出发，魏朝勇从多年来关于现当代文学时间上下限争论的角度出发，梁子民、毕文昌、谢泳则从学生容易理解的教学方便出发，赵步阳从保护和开发南京民国时期文学旅游资源的角度出发，汤溢泽从大中国文学史谱系的完整性出发，李怡从“民国机制”阐释框架解决命名难题、刺激学科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出发，等等。角度不同，但其中包含有共同的前提，“民国文学”或者“民国机制”是切合中国文学分期实际、扩展文学研究时空边界、回到诸多历史事实、解决命名困扰的方便理解、简单有效的概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许多学者都对这类提法讳莫如深，宁愿舍近求远？个中原因很复杂。有两个大家不言自明的原因：一方面“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刻意回避或者淡化“民国”作为国家形态的实际存在和影响，作为经过改造的中国知识分子，正视这一基本史实是需要付出极大勇气，寻找恰当时机的；另一方面，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诞生是新中国政权力量合法性的证明之一，而在民国时期，新文学研究或者说现代文学研究其实地位是不高的。民国时期，新文学作为大学课程，只是被当作现代国文，还无法获得独立课程形态，同时，教授新文学课程也受到排挤。即使得风气之先，雄心勃勃地在清华大学推广新文学课程，并因之编成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朱自清，因后来任课的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的不满以及诸多原因，改革也偃旗息鼓。据考察，“1934-1935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的课程目录虽然还能看到‘新文学研究’，但实际上1933年以后，朱自清就已意兴阑珊，不再开设这门课了。1936-1937年度的《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已经看不到‘新文学研究’这门课程了”。王遥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现代文学才作为基本课程正式进入学科体制。正因如此，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史家们对于“民国”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甚至有些尴尬的。当时空环境变得比较松动的时候，学界一些质疑的声音造成了现代文学学科危机感。那么，以“民国文学”取消“现代文学”的设想对于学科稳定和合法性的冲击，也是提出概念时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提出“民国文学”是不是时机恰当以及如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要被广泛接受，除了学理的必要性论证，还要充分考虑解决顾虑的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
当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不仅在于将展示中国作为文化古国的独特魅力作为重点，更是从精神文化上展示我们自己对“普世价值”(比如基本人权保护、对待历史的态度等等)的真正重视。民国时期关于“民族、民权、民生”的集体想象与努力，是现代中国摸索民主价值观的宝贵传统。因此，正视历史、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的基本史实也是必需的姿态。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许多影视文学已经揭开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历史事实，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逐渐开放“民国话语”空间的重要开始。许多与民国历史、经济、文化、抗战有特殊关系的区域得到了重视和开发。比如云南腾冲，这个在中华民国抗战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边陲城市，近两年成为旅游热点，许多大城市开设直达腾冲驼峰机场的航线。腾冲火山温泉、和顺古镇、驼峰机场、国殇墓园等历史文化景点早已有之，过去却很少提及。盖因它曾是国民党正面抗战的英勇写照之一，它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取得战略反攻的全面胜利；第一次全歼入侵之敌；第一座在全国光复的县城。开发腾冲旅游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开放这些民国话语空间，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主流意识形态对拥有丰厚旅游资源且交通便利的腾冲进行了淡化处理，民国时期在当地修建的国殇墓园就是纪念为国家捐躯的中国远征军烈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几近毁损。而近几年，国殇墓园经过重新修缮，免费向游人开放，详细展示了腾冲抗战历史中的当地文化名人，包括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先生、当时的县长张问德先生以及中国远征军即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飞虎队官兵和腾冲人民英勇抗战历史的详细资料、照片、图片和实物，成为云南仅有、国内少有的国民党抗日大型纪念陵园。尤其是今年恰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主流电视台更是隆重推出了《腾冲抗战》、《民国往事》等大型纪录片。这一系列的举措，既是历史本身的力量证明，也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民国话语空间的扩容，更是国家打造文化软实力的眼光和睿智。在这样一个话语氛围下，民国政治史、民国思想史、民国军事史、民国科技史等都在向纵深发掘，将“民国文学”或者“民国机制”等概念付诸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推进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时代的精神历程真实地展开，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这并不是文学研究唯主流意识形态的马首是瞻，而是面向现实、让一个有利于文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推进能够少些干扰，多些成功的理性策略。毕竟，我们的文学研究或者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种动态关系中把握时机、实现有利于文学研究本身发展的理想是研究者的理性和智慧。
关于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民国话语空间”能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张福贵先生在2003年断言“‘现代文学’的称谓必然被取消而最终被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的时候，我们为他的眼光和学术敏感赞叹。但作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学科本身合法性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是一个现实困扰问题，学界对民国话题复杂的情绪前面已有论述。取消“现代文学”而定名“民国文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现代文学学科是否应该取消？我以为，这不是一个必要性就能解决操作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学界对此应者寥寥？可能是提出并阐释“民国文学”概念的学者忽略或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故意避开？我们可以探讨的操作方法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如张福贵先生或者赵步阳先生的对抗式，即以“民国”取消“现代”，这样直接的取消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很明显不利于整合稳定的学科力量，势必在学科内造成危机，反过来影响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二是在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下设置“民国文学研究方向”，如古代文学下设先秦、汉唐方向一样，这样的方法在不触动现代文学学科稳定的前提下，扩展文学研究对象和内容，在当前的学术现状下，是比较调和的方法。但问题是，这样的设置是把“现代”仅仅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为前提，而中国学术语境中关于“现代”的内涵是比较复杂的。在“现代”的前提下设置民国文学方向或者进行民国文学史的写作，势必会有一些矛盾和抵牾之处。综合以上考虑，我以为，近期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在推进“民国话语空间”的尺度、深度、节奏等方面更具有学科现实性。李怡在近期发表的《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中，把民国话语和现代文学结合起来，突出了精神生产的政治形态背景，以此打开了对现代中国文学主体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民国政治的结构因素、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氛围的全方位视野，更能在动态关系的把握中阐释现代文学；同时，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民国机制’并不属于民国政权的专制独裁统治，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与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通过对民国机制的梳理考察，将可能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本土规律”，从而把民国话语空间从历史书写的横向呼吁引入纵深。既不打破现代文学核心稳定的一面，又能成功扩展民国话语在现代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力。一种话语只有当它在一个范围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转变，实际上，提倡民国文学也是为了开放文学研究的“民国话语空间”。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要推进民国话语，我以为，必须把握“民国话语空间”推进的尺度、深度以及节奏，先做好“民国机制”在现代文学阐释中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操作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