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这些从外部对旧体诗词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却很少有真正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或专业从事旧体诗词创作的学者介入。他们大多不从事诗词创作，而是从事文学史层面或者宏观的现代性研究。从唐弢、王富仁到王泽龙先生，大多在文学新旧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既展示了他们捍卫新文学精神的可贵，也造成了对当代文学整体形态的遮蔽。编新文学史的人总是站在维护新文学的立场，很容易接受、采用文学革命先驱者留下的史料和见解。这是后来编出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不记述旧体诗词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把诗歌形式的旧和思想内容的旧等同起来，认为它采用了旧的艺术形式便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但这明显不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和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实际。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旧体诗词是否具有新诗一般的“现代性”特征。
二
是否具有现代性也是旧体诗词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并颇有争议的概念。康德、黑格尔、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都有自己的理解。总体看来，现代性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形成，并产生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其中，理性意识和主体意识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构成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现代旧体诗词的定型化导致它的一些情感以及情感模式未能走出传统文人诗词的套路，他们的情感世界与古人诗词的文人情怀之间的差异性小。刘纳说：“在旧体诗定型化的表达方式和它所对应的情感现象之间，早就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感时书愤、陈古刺今、述怀明志、怀旧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说禅慕逸……构成了吸引着历代诗人的情感圈。中国诗论重视诗人的个人风格，但在种种格调风格的覆盖下，我们看到的却是情感内容的相似性与连贯性。”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现代旧体诗词在格律、用词上，和古典诗词相比，虽然有许多大胆创新，比如用新韵、用新词甚至外语词汇入诗等。但我们仍然不能无视现代旧体诗词在形式上非常保守的一面。现代旧体诗词的诗形、节拍、用韵仍然大体上沿袭了古典诗词的一套，显然与文学现代性所要求的创新精神是不符合的。
然而，很多学者认为旧体诗词同样具有“现代性”。他们认为盛行于学术界关于旧体文学不具有现代性的观念，其实源出于一种“误解”。袁进先生指出：“中国旧体文学的存在与衰亡，恰恰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的民族特点”，它“只是不具有新文学那样的现代性”而已。而有的学者经细致研究后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20世纪中国学者的旧体诗词的价值“在于它表现了现代性追求，满足了人的自由需要和社会需要，弥补了新文学的某些欠缺”。把深蕴着中国本土文化经验的旧体诗词写入文学史，非但不会由此削弱、乃至否定新文学的“现代性”，反而会有助于我们在新文学同旧体文学的相互比较中准确地把握、理解和体认这种“现代性”，进而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确认真正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同时，只有在同包含旧体诗词在内的旧体文学的相互辉映中，新文学的“现代性”才会彰显得格外鲜明，我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才不致因缺乏本土化的价值坐标而流于空疏。
为了打破新、旧诗的二元对立模式，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首先需要理解其合理性，用一定的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正如牛汉指出的，“对诗来讲，一千年前的诗有的到现在仍觉得清新，而当今新出现的诗，有不少一诞生已苍老不堪”。这句话既道出了诗歌创作中现代性判断的辩证关系，又承认了新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历史性变革及其意义，也承认了旧诗在现代文学中的合法性。
对于旧体诗意义和必要性研究，很多学者从诗词写作的外部环境、自身成就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倪墨炎在1985年《书林》第5期上发出呼吁：“应当重视旧体诗词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公木在1998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当代诗词的变革之路〈当代诗词学〉读后》，指出：当代诗词的繁荣发展之势“实在是研究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者都必须认真钻研的一项重大课题”，并对“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偏偏莫名其妙地将这些同样富于现代性的旧体诗词逐出了文学史”而大惑不解。舒芜在1998年11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另有一个诗坛上》，介绍当代青年诗人的诗词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认为应重写文学史，充分肯定现当代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凡此等等，其真知灼见，深中肯綮。钱理群在1998年第1期《安顺师专学报》上发表文章《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二十世纪诗词选〉序》，指出应该“关注与思考旧体诗词在本世纪的命运”，并加以“研究”与“认同”。他从文学史写作的高度，对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予以关注，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事实，迫使人们关注并思考旧体诗词在20世纪的命运、历史变迁、发展轨迹、特点、价值与地位：这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有许多文学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与深思。其中最有意思的可能是‘新文学作家(包括新诗人)的旧诗词创作’。”李中原先生说：“当代中国古典诗词，才是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中，最有历史价值，亦最具有艺术价值，从而亦最有永恒意义的珍宝。”
郑伯农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品种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没有任何一朵文艺之花能代替诗词。人们需要运用诗词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来倾吐心声，沟通感情，表现新的时代”，“不仅在华夏大地，在世界各大洲，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蓬勃的诗词活动。海外赤子们组织诗社，互相唱和，并经常与国内诗友联络沟通，包括与中华诗词学会进行联系。可以说，诗词已成为联结炎黄子孙的一种精神纽带”。
这些努力本身表明了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研究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旧体诗词的发展，又有助于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改进。
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30章是“仍占一席之地的旧体诗词”，其中第一节为“旧式文人的旧体诗文”，专门介绍廖仲恺、黄炎培、于右任、许寿裳、吴芳吉、陶行知，简略论及的还有王季思、钱昌照、王昆仑、邓拓、赵朴初等。第二节“新式文人的旧体诗作”，有专门文字介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刘大白、田汉、刘大杰、毛泽东，还提到了茅盾、萧军、俞平伯、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创作。黄修己编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附录有《“五四”后中华诗词发展概述》，对现代旧体诗词的介绍也比较详细。这些文学史写作实践，大大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研究。
当然，这些研究往往纠缠于旧体诗词合法性、入史问题以及存在价值问题的呼吁较多，却因为自身缺乏诗词创作的体验，忽略了旧体诗词如何继承和发展古典诗词的传统、旧体诗词与新诗之间的美学形式差异、旧体诗词的精神品格等方面的微观研究。这些研究总体上显得视野有余，而真正的诗性探求不足。
三
文学思维的更新、文学观念的革命，逐渐将旧体诗词的研究拉入精神、价值、文本形式等文学的内部世界。对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总体研究，主要表现在创作目的和心态、写作技术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等方面。张海鸥注重旧体诗词的内部思考，探讨旧体诗词写作的技术因素，即旧韵与新韵的关系问题。丁芒在考察当代旧体诗词的状况时，指出其中的绝对化功利目的，还分析归纳出当代诗词创作的四种心态：一、求大不求小，二、求古不求新，三、求众不求独，四、求外不求内。他指出，这种心态不但从根本上破坏了诗的本质，还封闭了诗的种种艺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