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诗文集《向右派开火》由该出版社出版。收江枫《我们挺身战斗》、宇锋《大字报，反右派的战鼓！》、北京师范大学“望远镜社”《变色龙》、谢冕《给朋友》等诗40余首。《编辑部的话》说：“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首都高等学校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全国青年一起，坚决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开火。为了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除了在理论上粉碎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外，还拿诗歌和杂文作为斗争的武器，发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号召，反对温情主义，激励广大同学积极投入战斗，对右派分子展开英勇的反击；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和丑恶嘴脸。这本集子就是首都高等学校青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9月苏添穆的诗论集《新诗与创作》由神州书局出版。
1957年10月
1日《星星》诗歌月刊第10期刊出田奇《社会主义的锣鼓在农村敲响了》、雁翼《故乡诗抄》等诗和山莓《公木支持了什么》、施幼贻《黑色的歪诗》、陶晓卒《剥皮》等文及本刊编辑部整理的《读者对“星星”诗刊的批评》，并重刊《稿约》云：“‘星星’诗刊，是社会主义的诗歌阵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是‘星星’诗刊坚定遵循的方针。”“我们的诗歌，应该是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的战鼓，鼓舞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诗歌，在政治思想上，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我们的诗歌，在这六条标准之下，作者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形式、体裁，让我们的诗歌百花齐放”。
1日《处女地》1957年10月号《锋芒指向右派》栏刊出方冰《温情》等诗和万福的文章《评“草木四咏”》。文章讲：“‘处女地’4月号饮可的‘草木四咏’，是借助于‘盘根草’、‘甘蔗’、‘玫瑰’、‘无花果’等植物，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发泄作者的忿懑情绪和散播对党极端不满的。”
5日《文艺月报》1957年10月号刊出袁水拍《反对冯雪峰的文艺路线》、艾芜《冯雪峰是一贯反党的》、梁文若《揭露右派分子洛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等文和郑成义《拦火车路记》、沙蕾《过关》、姚奔《“大诗人”》等诗。
5日《延河》1957年10月号刊出王亚凡《到延安去》、赵七星《山村》、高平《噶尔穆两首》、李孑《胜利的保证》、魏钢焰《编辑的诗》等诗和安旗的文章《再论抒人民之情——兼斥右派分子平平的修正主义和人性论》及柴世师、杨清南的文章《张贤亮是怎样的人？》。
6日《文艺报》1957年第26号刊出闻捷的诗《祖国！光辉的十月！》。
8日《人民文学》1957年10月号刊出阮章竞《向右公列传》、沙鸥《脸谱种种》、谈微《“歌德派”之歌》、戈壁舟《秦岭》、吴烟痕《黄河诗抄》、梁上泉《大巴山歌》、顾工《油印报》、方敬《路过石家庄》、杨文林《响在田野上的短笛》、安谧《桦哨》等诗和孙秉富《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等文及本刊编辑部整理的《这是什么样的“革新”——读者对本刊七月号的批评》。《这是什么样的“革新”》讲：“对于李白凤的‘致诗人们底公开信’，有十几位读者指出是‘诬蔑新中国、诬蔑诗歌界的毒草’，有的指出他所说的‘诗歌界的冻结现象’，‘知识分子的心情在“乍暖还寒”的时候’等，是和‘费孝通的臭名昭著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鼻孔出气的’。读者夏冰指出‘李白凤是带着黑色眼镜来观察我国诗坛的，并利用“公开信”诽谤诗坛，以期达到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编者的话》说：“本刊七月号出版的时候，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业已展开。在这期刊物上，我们不但没有积极组织文章参加这一场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国家前途的庄严斗争，反而以大量的篇幅和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内容含有严重毒素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有猛烈地攻击党、攻击新社会的小说‘改选’，恶毒地诬蔑党、诬蔑党员领导干部的杂文‘“蝉噪居”漫笔’，以及诽谤我们文艺界、诽谤革命文艺的短论‘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等。”
8日《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刊出臧克家的文章《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和陈官煊《勘测短曲》、芦荻《通什之歌》、牧丁《渺小和伟大——大作家点滴》、吴平《某诗人的自画像》等诗。臧克家文章讲：“近一年来，艾青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作品。这里边，有诗，也有寓言。如果单从数量上着眼，艾青的创作热情是很旺盛的，事实上呢，在他的这些作品里，表现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富于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的东西，是很少的；正相反，年来他所写的，多半是讽刺新社会，反映他个人不满情绪的篇什，以及毫无新意的风景画片。”
10日《草地》1957年10月号刊出小木《斥流沙河的“个性论”》、刘开扬《也谈张默生的“诗无达诂”》等文和山莓《猫头鹰和狼》、温莎《我们和你们》等诗。
12日《解放军文艺》1957年10月号刊出白薇《梁军女队》、周纲《九龙江的浪花》、傅仇《红色的道路》等诗。
13日《文艺报》1957年第27号刊出何施良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诗人——记总政治部宣传部创作室对右派分子公刘的斗争》。
15日《奔流》1957年10月号刊出仝杏轩《肃清苏金伞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等文。
15日《新港》1957年10月号刊出诗歌特辑，刊有方纪《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必须彻底进行》等文和沙鸥《我的祖国正是春天》、阮章竞《一本书上的女王》、李瑛《致舟山群岛》、邵燕祥《乌拉尔坦克》等诗。
15日《青海湖》1957年10月号刊出歌铎《韩秋夫的灵魂丑出品》、《王昌耀现了原形》等诗和裴然《折断这只毒箭——批判“林中试笛”》、杨生俊《“林中试笛”试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笛”》等文。《折断这只毒箭》云：“《青海湖》第八期上，右派分子王昌耀的《林中试笛》(编者按——当时发表该诗时，即发觉它有阴毒的反党情绪，后经查明，王昌耀是隐藏较深的右派分子。)用含意晦涩的诗句，发泄了他敌视现社会的反动思想，因而，是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草。”“这两首诗给人总的感觉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又不敢大声疾呼，只得用隐晦的表现手法，托言‘车轮’‘野羊’以诉自己的‘宿怨’；已经完全超出了孤高自赏的情绪。”“在‘野羊’一首中，作者借野羊为题，恶毒的攻击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诽谤我们的思想改造政策，企图动摇人民为保卫党的利益、维护全国人民团结而向一切坏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20日《文学杂志》第3卷第2期刊出夏菁《时间三章》、黄用《给彗星马科斯》、叶珊《穆罕默德》等诗。
20日《文艺报》1957年第28号刊出闻捷《幻想、智慧、奇迹》、邹荻帆《第一颗星》、徐迟《当奥伊斯特拉赫在演奏》等诗。
22日《中国语文》1957年10月号刊出唐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秦华《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等文。
25日《诗刊》1957年10月号刊出李季《彩虹颂》、臧克家《科学、神话、诗》、楼适夷《写给莫斯科来的一位同志》等诗和沙鸥的文章《艾青近作批判》。《艾青近作批判》讲：“从开国以来，艾青的诗集‘春天’、‘黑鳗’和即将出版的‘在海岬上’，以及没有收集进这些诗集中的诗，长长短短一并计算，有六七千行。不算少，大约一百首。这些诗中，歌颂我们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表现了新人物或新事迹的，勉强说来，只有五首。我之所以用勉强二字，是因为这些写得太平庸了，只是从题材上来看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这五首诗还不到200行。”“以‘女司机’为例吧。这首诗是艾青的六七千行的诗中，唯一歌颂的一位新人物了。”“很容易看出来，艾青对于这样的新人物，是显得毫无办法；对于这样的新人物，是这样的陌生，这样的无话可说，这样的冷淡。前两段是极平庸的说明，谈不上对这样的人物及其生活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和真实的感受，第三段更显得苍白无力，到结尾，已是无可奈何的笔墨了。整个诗是单调的，乏味的。而‘女司机’却是艾青在建国以来唯一歌颂新人物的一首。究竟歌颂了什么呢？没有。这个人物新在那里呢？也不知道。”“艾青对党的关系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上；艾青的情绪是阴暗的，空虚的；艾青的主观世界落后于客观世界足足一个时代，应该算是艾青深刻的危机了。由于这种危机不但存在，更要紧的是这种危机还在发展，就使艾青的创作特别是他在表现我们国内的题材上，每况愈下，连解放初期的那点激情都看不见了，是越来越冷漠了。”“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所看见的，艾青对待这种危机的办法，不是以改造思想，端正个人与党、个人与人民的关系，必须深入生活来解决；而是用追求意境，追求技巧等等方法来解决的。这当然不能克服危机。这些东西虽然值得追求，但是，它决不能补救内容上的窘境及思想上的落后。”“今天当艾青的反党面目已在政治上彻底暴露，创作的危机也发展到了一个极峰。”
25日《蓝星诗选》第2辑刊出黄用《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罗门《论诗的理性与抒情》等文；是辑后停刊。
10月刘心皇的诗集《伟大的日子》由人间出版社出版。
10月黑龙江省文联编的诗集《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艾青的诗集《海岬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礁石》、《启明星》、《在智利的海岬上》等诗33首及《画鸟的猎人》等寓言4篇。该书《内容说明》讲：“作者于一九五四年越过大西洋，访问了南美的智利，他用诗歌记录下旅途中的见闻，和在智利伟大诗人聂鲁达家做客的情景。作者于去年访问了内蒙草原，他赞美了草原的生活。这部集子除了收录上述的诗篇外，还收集了作者最近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四篇寓言。”
10月李瑛的诗集《早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一堵断墙》、《给南昌》、《贝壳》等诗56首，分为《井冈山上》、《南方日记》等6辑。有作者《后记》。《后记》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沿着红军战士长征的足迹，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第二年九月，我又到东海、南海的一些岛屿上，作了一次有趣的访问；收在这里的五十六首诗，就是我在这两次远行中写下的。”“在这些旅行生活中，我发现：在我的祖国，阳光、大海、溪谷、山峦，无一不跃动着蓬勃的生命；特别是劳动在她胸怀中的质朴的人民和保卫着她的忠实的兵士，他们的新生活、新感情，给了我极大的激动和美好的感受，于是，我想和我的朋友们高声谈话。这些诗就是我当时感情的简单记录；如今把它们整理出来，作为我对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和军队的一点积极的爱的表示。”
10月梁上泉的诗集《云南的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云南的云》、《山泉流响的地方》、《巡逻组就要出动》、《庄稼成熟了》等诗56首，有作者《校后记》。该书《内容提要》说：“南方边境的云南，碧空彩云片片；这五十多首小诗，也像片片彩云，缭绕着平坝高山：有边防军的战歌，有苗家姑娘的欢唱，有爱尼猎手的芦笙曲，有佧佤寨的书声琅琅，有傣族青年雄壮的号角，有蝴蝶泉的奇丽风光。”
10月芦荻的诗集《海南颂》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琼州海峡》、《海南岛在海中间》、《修战船的工人》、《日日都是三月三》等诗76首，分为《老根据地杂咏》、《黎苗族之歌》等5辑，有作者《后记》。该书《内容提要》说：“本诗集共收入诗作七十多首……里面有歌颂海南人民革命斗争事迹和幸福生活的；有抒写海南美丽风光的。风格新颖，具有民歌色彩，适合朗诵和阅读。”
10月张永枚的诗集《南海渔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有《渔汛三月三》、《渔家红灯》、《织网女》等诗。当时的广告说，《南海渔歌》“包括诗歌十八首，对南海渔民辛酸的往事、过去渔霸的残酷专横、解放后渔民的幸福生活以及祖国美丽辽阔的海滨，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笔调清新、朴实，具有民歌风味。其中长诗《渔家悲歌》，唱出了旧社会中渔民所受的深重的苦难，有血有泪”。(1958年1月1日《长江文艺》1958年1月号)
10月邹荻帆的诗集《祖国抒情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给天安门的旗柱建立者》、《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歌》、《中国学生颂歌》、《糊火柴盒的女人》等诗30首，分为《和平与劳动的颂诗》、《前夜的诗》2辑。该书《内容说明》讲：“这个短诗集共分两辑，第一辑是歌颂祖国建设、和平劳动与幸福生活的赞诗；第二辑为建国以前的作品，主要是诅咒旧社会的黑暗，以及对解放区的向往。”
1957年11月
1日《星星》诗歌月刊第11期刊出戈壁舟《天上的飞鸿》、严成志《西藏诗抄》、彩燕《绍兴行》等诗和群夫《大力锄草，防止伤兰》、安旗《略谈诗歌的题材——兼斥流沙河关于题材问题的谬论》等文。
1日《处女地》1957年11月号刊出方冰《怀念》、井岩盾《十月颂歌》、吕远《黄土墙上的诗——“大家伙都来反击右派呀”》、阿难《沈阳文艺界群丑图》等诗。
5日《文艺月报》1957年11月号刊出芦芒《啊，小月亮绕着地球在飞行——献给十月革命四十年》、严辰《探寻》、钟锵《少尉同志》等诗。
5日《延河》1957年11月号刊出柯仲平《献给苏联》、戈壁舟《访苏诗草》、阮章竞《我的同代人》、段玫《你好啊，甘肃》等诗和李古北的文章《“方采英的爱情”是一首严重地歪曲现实生活的诗——兼谈余念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观点》及“延河”编辑部的文章《接受本刊七月号错误的教训为保卫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而斗争》。李古北文章讲：“‘方采英的爱情’这首诗是一首恶毒地歪曲和污蔑我们社会的诗。”“我们说它歪曲我们社会，是因为它把我们社会写成一团糟，和十九世纪的黑暗的俄罗斯差不多，正义得不到伸张，而犯罪的人逍遥法外。更重要的是像贾良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实际上应该是被否定的，他不过是旧社会遗留下的一种残余现象，生活的渣子而已。绝不能够成为胜利者的。但所妙的是余念却恰恰把他写成一个胜利者，在那里继续作恶。而相反，方采英这样的人，不管她是爱情主义者也好，软弱的女性也好，余念却把她写成一个现实生活的牺牲品，落到真正悲剧的结果。在现实生活里，无论从法律的观点，或是从社会道德的观点，她都不应该是一个失败者，而应该是一个胜利者。我们社会的法律和道德都可以保证这一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是，该胜利的没有胜利，不该胜利的却得到了胜利，这就决定了‘方采英的爱情’这首诗的反现实的、因之也就是反社会主义生活的性质。它颠倒了生活的黑白，它给读者带来的不是热爱这个社会，而是厌恶这个社会。”
7日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编辑的《红楼》双月刊1957年第5-6期《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特辑》刊出冯至《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刘登翰《赞歌，献给我的社会主义祖国》等诗。
8日《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刊出臧克家《短歌颂苏联》、田间《我的歌》、严辰《红场漫步》、高缨《大凉山情歌》、沙鸥《脸谱种种》、张志民《扬场》等诗。
8日《文艺学习》1957年第11期刊出邹荻帆《苏维埃的喷泉》、丁力《致苏联作家》、严辰《新的太阳》等诗。
10日《文艺报》1957年第31号刊出欧阳予倩的诗《无私的帮助，伟大的友谊——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为苏联专家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