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尝试与创新探索——评操慧博士的《中国晚报文化研究》
陈叙
书桌上摆放着操慧博士的专著《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淡黄色的清雅书面，一如作者本人的风格：清新、淡雅，沉稳中透着灵犀。再次认真地阅读它，36万字的专著安静地舒展着，严密的逻辑，开放的学术视野，独特的视角，清新的文笔，令人升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喟叹。《中国晚报文化研究》是操慧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认真修改与补正后出版的专著，它透射着作者对该领域学术研究前沿动态的敏锐洞见，体现了作者对媒介文化研究进行本土化创新的执著探索和努力，它是对作者学术储备、专业素养的一次综合检阅和展示；同时也是作者多年学习研究的心血凝聚。
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转向，从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后现代转向，直至文化转向。新媒体和娱乐产业的飞速发展带来巨大的革新潮流，让人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大众文化所引发的严峻挑战。媒介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成为日益升温的研究领域。最为典型的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媒介及其文本进行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进入21世纪，世界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助推大众传媒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媒介不仅构筑了我们生存其间的拟态环境，还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此即媒介化生存。在中国，随着媒介社会角色的日趋重要以及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由此构成的参照，使媒介文化研究朝着跨学科方向发展，由此吸引了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参与。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介绍西方媒介文化或对中国媒介文化的一般性描述上，在研究中侧重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解读而忽视对中国文化理论的本土阐释和建构；在分析中国文化现象时往往照搬或套用西方的文化理论，尚存在方法上简单移植、缺乏分析深度和学理深度的遗憾。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所言：“我们的媒介文化研究如同整个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一样，都处在一种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中。”关注本土的媒介文化现象，建构本土的媒介文化理论阐释框架应当成为当下学者的一种学术责任和自觉追求。《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一书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一理论自觉和探索精神。
媒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探索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命题。一为媒介文化为何，即什么是媒介文化？二是媒介文化何为，即媒介文化在时代语境下如何发展，其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向是什么？
围绕这两大命题，该书以理论建构和个案剖析相结合的整体构架系统，深入、生动地呈现了作者对本土媒介文化现象的关注，表达了其对媒介文化的独到理解与思考。诚如作者所言，解析中国传媒实践中较重大、较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对自身系统学习新闻传播理论的全面挑战与必要检验，也是回应传媒业界实践的理论需要，这也是媒介文化研究赋予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本书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既体现了对现实本土的媒介文化现象的敏感和关注，又注意了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现实性提升。即既要考虑本土媒介文化现象的典型性，又要关注其研究空白和提升空间，寻找到贴切而深入的研究视角、价值和意义，从而给予媒介文化内涵应有的界定。
其实，媒介文化为何与何为本身就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因果体，同时，从动态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审视，它也是一个相互创生的特定文化机制。媒介文化的生发离不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积淀与接受惯习。经验式的研究多从微观的某一媒介文化现象出发，探讨其社会影响和媒介功能的发挥，因而侧重于媒介和文化的主体功能的叠加式分析，并力图说明媒介文化应用的利弊及提供如何趋利避害的策略，这与媒介研究惯用的应用功能取向是一致的。如中西方学界对电视、电影节目的文化功能研究；或如媒体影响某一类社会特定群体的态度、行为及认知的研究(尤以儿童为代表，如电视广告对儿童行为的影响等)。这类偏向媒介文化功能与效果的研究，预先假定媒介文化存在，在此基础上选取任意种类的媒体传播内容或行为进行对象化特定功能解析，无疑突出了微观切入、透视深入的应用性和对策性立场，但是对媒介文化内在的客观规定却有所忽略，避之不谈，这无形中使我们对媒介文化的认识只见零散的构件而不见统合的机理，更不见背后的社会化动因，因此，令我们在理解媒介文化时可能会走向碎片化、游动性和一定程度的随意化，这对于不断发生的新的媒介文化的接受和创新会造成理性认识的阻滞或片面，而且在宏观层面上其实简单化和浅表化了媒介文化作为活力丰沛的社会景观的研究价值。由此研究现状的深层反思和中西方媒介实践研究的比对出发，作者选取了中国晚报文化来试图丰富或弥补之前研究尤其是本土媒介文化研究的某些缺憾。
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结晶之一，中国晚报文化的生发紧紧依傍着晚报的发展；而晚报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滋养历经日常传播的沁润，形成了城市与传媒、传媒与人以及城市与人的多维文化生态与文化观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座城市的媒介镜像，它也是一座城市的媒介记忆的鲜活文本，在当下媒体多元型塑社会与影响人文的复杂互动中，中国晚报的发展确为独具本土特色的媒介文化景观，它使我们对媒介文化的广义理解和具象聚焦都找寻到了贴切的入口。在这里，我们从中国晚报的发展、运作以及创新的媒介实践出发，看到它所记录和传播的社会变迁，其记录和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构成了历时性的文化传播，其“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审美特征正是媒介文化持续性、渗透性发挥功效的写照和明证。缘此逻辑，作者从传播的时代语境和晚报的个性特征立足，梳理了中国晚报从近代发端到建国后新型社会主义晚报的蓬勃发展的历程和阶段特征，为它凝聚成相对独立的晚报文化范畴与特性提供了合逻辑与合规律的学理依据。
媒介文化传播和媒介的文化功能相长，体现了媒介文化生成的基本规律。中国晚报先后经历了以提供消遣娱乐为主的晚报“幼年”期，以宣传抗日民主为己任的“进步”期，以坚持“姓社名晚”的“升华”阶段，以及搏击改革大潮的“辉煌”期，现在中国晚报正进入现代化转型期。在中国城市媒体中，晚报作为传统媒体，发展相对稳定，群众基础良好；同时，在历史沿革中，晚报通过贴近民生的传播所形成的雅俗共赏的审美特征是中国晚报文化研究成为可能的基础。从受众使用与满足的角度来看，晚报从“补日报之不足”的时效定位的转型中逐步成为受众文化消费的“灯下客”和“精神伴侣”，阅读晚报成为一种文化享受，它从一开始就透射出文化传播的独特韵味与影响力。晚报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步，与受众生活方式的变迁同构，以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传播内容和方式无不开掘与满足着受众的多元文化需求，历经传播实践，通过晚报生产、晚报传播和晚报接受三个层面逐步建构起媒介、人、城市的多元关系。由此可见，晚报传播内容的文化特征，以及晚报为人们提供消闲娱乐的文化功能，晚报对所在地人文风貌的文化表达与记录，已然构成独特的晚报文化现象，它印证着晚报文化形态的独立与存在。作为历史发展悠久且富含文化内涵的中国本土媒介文化形态，中国晚报的发展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又构成晚报区别于其他媒介适应时代挑战的蜕变动因，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媒介文化形态蕴含了理论创新的可能，也为我们较系统、深入地解析本土媒介文化的动因提供了得当的学术视角。因之，它所建构和阐释的媒介文化的内涵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动态感和开放性，媒介文化为何被巧妙和系统地植入媒介文化何为的实践过程中，使得我们理解媒介文化有了立体化的坐标系，可谓研究构架的特色与创新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著作中同时以文献研究的梳理为另一视角，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术”与“论”的转型平衡比照中，具体分析了以中国晚报研究为代表的不足与缺陷，提出了围绕媒介必然走向现代化的新的研究命题；无疑，媒介文化的理论建构成为必要和必然。作者没有重述已有的中国晚报史，而是在重“术”轻“论”的文献分析中就晚报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完整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假设并聚焦于《北京晚报》的个案研究来做应用归纳模型的尝试与延伸。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其竞争激烈的媒介环境构成了晚报发展最具中国特色的特定时空。创办于1958年的《北京晚报》，不仅是京华大地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而且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品牌价值。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被公认为传统晚报现代化转型及二次崛起的典型代表。个案研究在晚报文化研究中尚属空白，该书“首次以《北京晚报》文化作为个案，系统、全面、独家地演绎了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晚报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能与可为。尤其是采用了北京地域文化生态与传媒生态的交叉分析，以《北京晚报》的人文品牌的培育与成熟的动态过程为线索，聚焦20世纪90年代引领中国晚报的‘文本策略’，全息式地提供了透析晚报文化内涵的现实依据。其中，对《北京晚报》大事记的独家整理及‘一报两刊’的‘早攻晚守’的纵横比较，是国内目前专题研究中填补空白的尝试，其‘零距离’访谈所获的独家资料与得当的传播社会学的动因分析使本书在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具有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