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某些作家，一旦涉及东方题材或东方文化，他们的文学话语就不再是中性而客观的，而是在乌托邦想象或意识形态化的两极之间徘徊。这就造成西方的东方书写大量失真，而这暴露了他们的东方主义心态，是其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他们书写东方，其实也就是书写自己的文化心态。就在赛特出版他的中国游记的当年即1983年，西方作家保尔？梭罗（Paul Theroux）也出版了他的中国游记《下长江》（Down the Yangtze）。这被人视为“西方中国游记中的经典文本”。梭罗在游记中说：“中国人讲求实际，不尚玄谈，讲究物质享受，惶惑不安，饥馑难耐，这些品性带给中国的是粗暴卤莽和极度无能。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抛弃幻想，这就形成了他们呆板单调的经济和毫无创意的文化。”此前在南京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赛特竭力摆脱这一梭罗式话语的束缚，尽管他还无法完全超越之，有时甚至步其后尘。与梭罗不同，赛特以自己亲身感触，刻画了一些普通中国人形象。在赛特的笔下，中国人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向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展示了冷战尚未结束时真实的中国人形象。
赛特对中国的民风淳朴多有记载。他叙述了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却让读者难忘。一次他在回客房的路上步行，后面一位年轻的战士坚持要他坐到后座上，搭乘他前往目的地，因此吃苦不小。赛特很感动：“这种发自内心的友善，人们在中国每天都能遇到。”在新疆乌鲁木齐，赛特去一个店铺里买帽子。当老板得知他是印度人时，三元的帽子只收他两元人民币。末了，还将帽子拆开，在缝纫机上重新加工，将帽子缝得更加结实。赛特非常感动。在赛特寻找汽车上路旅行的过程中，在他行李丢失再寻找行李的过程中，以及在他请求人们帮助拉出陷于淤泥的汽车时，中国人无不给予热情的帮助。这些在赛特笔下毫无保留地得到了描述。
赛特由感受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美，再到关注和思考中国民间习俗和文化差异，他一步步地走进中国文化的深处。作为一个在华学习中文的留学生，赛特在游记中除了对中国的秀丽山川如天池的美丽神奇不惜笔墨地进行描绘外，还到处展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运用。赛特对中国文化表示一如既往的尊敬，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书中常常出现汉语拼音和中国谚语乃至标语口号的翻译，如“关系”、“走后门”和“老外”等。这显示赛特对中国语言的熟练掌握，读来让人感到别有风趣。
赛特在游记中提到，他在读孔子的《论语》中《先进篇第十一》中的对话，并引用了其中孔子与四个弟子即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之间关于治理国家、施行礼乐教化等方面的大段对话。赛特对孔子和弟子探讨治国修身为人之道非常感兴趣，这似乎说明他对儒家哲学的经世致用有些自己的感悟。他还两次提到欲读《老子》和《庄子》，苦于没有时间进行，但他后来还是翻开《老子》阅读。这些都是他在旅行的路途中进行的，非常辛苦，可见赛特对中国文化的浓烈兴趣。赛特还在旅途的后半段思考问题时引用老子的两段话以资借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老子》第七十八章）赛特接着老子的语录发挥道：“无味者包孕众味，无色者囊括一切颜色……我们身体的脉动是液体，其他所有的脉动也是如此。水能溶解《奥义书》里的比喻之盐，水能覆盖《圣经》中《创世纪》的陆地，水还能流淌在《古兰经》的天堂里。”老子的思想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赛特这里将他的思想精华与印度、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经典进行对比阐释，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赞赏。早在中国唐朝时期，唐太宗就命著名高僧玄奘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传到“西天”，从而拉开了道家思想在印度广泛流传的序幕。因与印度宗教哲学思想非常接近，一千多年来，老子的道家思想在印度很受欢迎。赛特对老子的欣赏是对印度珍视道家思想的传统的延续而已。
赛特还在书中自觉地进行中印对比。这是赛特中国书写中最有光彩的地方。赛特的对比具有超前的意义，因为他在八十年代初创作这部游记时，中印关系还处于阴晴难定的解冻期，很多没有到过中国或受西方反华舆论影响的印度人仍然将中国视为神秘而恐怖的“他者”，而在中国学习中文并以经济学家眼光实地勘察中国现实社会的赛特，得以“在中国发现历史”（借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著作名），以中国的内部视角观察和思考中国，以积极姿态表达和书写中国，因此，得出了可以纠正部分印度人或西方人关于中国的错误认识。“春江水暖鸭先知。”赛特就仿佛是一只报道中国春天来临的“印度燕子”。
在游记中，赛特几次提到奈保尔。他说：“明天是印度独立日。阅读奈保尔使我产生悲哀和严肃的想法。我思索着过去三十年间中印两国都为自己人民做了些什么。”奈保尔的作品使赛特联想到中印两国的现状对比，对比的结果令他伤感。如中国人比印度人更有爱国心，中国的城市问题没有印度那样严重，计划生育政策有力，中国摆脱贫穷有望。当然，赛特在对比中也发现了印度优越于中国的地方。如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量破坏文物，在印度则不会如此。他的结论是：“现在我发现中国的成就是实在的，但有严重的缺陷，印度的情况也完全可以这么说。”对于赛特关于中印对比的书写姿态，印度学者指出：“和创作《黑暗地带》的奈保尔不同，赛特对印度的前途并不悲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不买奈保尔对印度文明全盘否定的账。然而，他读过的这本书中关于印度文明的批评部分，却帮助他从一个更好的角度观察中国。”这就是说，赛特关于中国的乌托邦表述是为了质疑印度现实社会，达到一种艺术的“颠覆”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赛特通过中印对比建构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借助“西方之眼”描摹中国这个“他者”形象所留下的缺陷。当然，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赛特游记中的双重中国形象。
与写印度游记的奈保尔相比，赛特和他有一点相似，那就是精微仔细的观察和冷静克制的叙述风格。赛特在很多时候忠于自己的内心体验，但也不自觉地带上一种他者的色彩。这便是他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游记中的体现。如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无言论自由”，因为媒体受政府控制，人们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中国作为西方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在赛特的这本英语游记里平添了几多神秘恐怖的色彩。
赛特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华的泰戈尔不同，大多数时候，他在游记里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不是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来表达的，这和他后来创作的中国题材诗歌有些区别。这似乎与他作为经济学者的身份有关，但实际上与他借用西方之眼看中国不无关联。因此，很多时候，游记中浮现出意识形态的话语阴影。在赛特的眼中，八十年代的中国与奈保尔笔下的印度那个“黑暗地带”或“受伤的文明”一样，显然有很多值得诟病之处。1990年，赛特曾经回忆中国游记的创作动机道：“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叙述了我在解放后的中国所看到的成就和失败，二者都非常明显。”可以说，赛特和奈保尔这两位后殖民作家在东方叙事上找到了共同语言，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赛特笔下，天池美景的确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往返，但一旦回到现实中，当他面对真实的中国社会时，他就不由得要一吐为快。开放初期的中国城市建筑风格和人们的服饰穿着首先成为到过美国自由世界的赛特诟病的对象。在他看来，兰州城可以代表所有中国城市单调呆板的建筑风格。更令赛特沮丧的是，这种“呆板单调”并非只在建筑风格上可以见出：“人们穿的衣服在样式和颜色（深蓝、绿或灰色）上也千篇一律。扫视街道，很难发现对比反差或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值得留意的是，赛特对西安、上海等大城市印象都不好。他主要对这些城市的交通拥挤、设计单调、人口密度大表示反感，这让他想起印度的德里或加尔各答的相似状况。这些叙述似乎表明，赛特没有摆脱借用“西方之眼”看东方的心理模式。
有学者认为，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旅游者在后殖民时代，也会带着一种救世主的使命，带着一种重新“发现”的意识开始他们的跨国旅游。赛特的中国游记并不完全具有这种“拯救和发现”使命的意识。他的中国游记更多地属于西方那种经典的为旅游而旅游的作品。但问题是，假如考虑到八十年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是西方世界一直关注的地方，那么可以说：“赛特的中国报道不可能‘清白无辜’。尽管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世界公民，一个印度人在东方色彩浓烈的地方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赛特的问题还可以向深处追问，那就是：“既然赛特的旅行动机是试图揭示普通中国人的心灵脉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旅行是一次顽固偏执的行为。这是因为，身兼作家、诗人和学者的赛特正在从事西方旅行者在精神方面的探索。他也在意识形态的面纱掩盖下企图发现真正的中国。他高高在上地告诉我们，这些中国人是幸福、悲哀还是无动于衷。中国普通人与家庭均为他的这一创作姿态提供素材。”
的确如此。赛特尽管在游记中描绘了八十年代的现实中国，但在他的心中一直存在一个朦胧模糊的政治中国。他的西北之行其实就是揭开西藏神秘面纱之旅。赛特将政治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欲“发现”西藏的神秘和恐怖，“发现”西藏的原始蒙昧和艰辛痛苦。有了这样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习惯和时代背景，赛特在游记中对西藏和西藏百姓的“同情性”描绘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在拉萨参观佛教寺庙时，赛特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他提到达赖喇嘛等人曾经参观这里的“感人场面”。他的某些叙述有妖魔化中国的嫌疑。赛特在书中某些地方还通过某些当地藏民的“内部视角”看西藏、“发现”他们的痛苦悲哀，以表达不在场却又操控场面的注视者赛特的观点。这些藏人成为传达赛特观点的 “传声筒”。这说明赛特的确戴着 “有色眼镜”观察西藏，因此，他能够将西藏与西方人的阅读欲望巧妙地衔接起来。其游记之所以能在出版次年即获西方奖励，这与赛特的创作技法有一定联系。
在这样一个妖魔化的“政治中国”形象面前，赛特在中国游记和中国题材诗歌里描绘的美好亲切的“文化中国”形象已变得相形见拙。这是赛特及其作品的悲哀，也是后殖民作家的东方主义书写姿态在中国题材作品上的拙劣表演。但是，该书在西方英语世界出版并不断再版，这至少说明了赛特游记中的西藏元素在帮助他占领西方阅读市场上“功不可没”。 西方对于这本游记的文学奖励，更说明了赛特带着政治偏见“发现”中国落后一面、揭开中国西藏地区的“神秘”面纱，对于西方有多么重要。西方媒体因此称赛特为“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还有人称这本书探索了“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是“精彩的旅游作品”，因此，让人“不忍释卷”。赛特的中国书写姿态与西方同期里某些人的妖魔化中国形成照应。这些描写可以满足一些人西方拯救东方“独裁”和“专制”世界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心理。
某些学者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他还认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
同样，通过前边的介绍，我们发现，借用西方之眼书写中国的赛特，在游记里塑造独裁专制、神秘恐怖的中国形象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书写，一种关于他者的自我幻象，背后隐藏着奈保尔式的文化观念。这种“政治中国”的书写浸透了西方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话语，它无形中解构了赛特美好的“文化中国”幻象。在这里，话语建构与形象解构看似巧妙而天衣无缝地焊接在一起，实则反映了后殖民作家中国书写的败笔与遗憾。唯一使人欣慰的是，这当然增加了赛特游记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价值。
迄今为止，泰戈尔和赛特是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两位印度作家。他们都属于穿梭东西两半球的“世界公民”，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价值。他们对中国文化都有一种化为我用的“拿来主义”精神。由于时代的差异，赛特和泰戈尔化用中国文化元素以及看待中国历史、现实存在更多的差异。对泰戈尔来说，中国是友谊邻邦、同甘共苦的兄弟国家，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痛斥日本侵略中国；而赛特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遗症”和西方反华舆论的影响，加之后殖民解构思潮对他潜移默化的浸润，看待中国则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中国现实取批评多于赞扬的态度，在中国西藏问题上附和西方舆论，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使其中国书写出现严重的政治失误。泰戈尔笔下是一个亲切美好的“文化中国”形象，而赛特笔下往往是美好的“文化中国”与晦暗神秘的“政治中国”形象并存。这在他的中国题材诗歌和中国游记的对比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泰戈尔可以在作品中、演说中把最热情洋溢的语言献给中国，赛特却很难在后殖民时期做到这一点，他笔下的“文化中国”形象也因此打了很大的折扣。总之，我们从泰戈尔的“文化中国”形象出发，走向赛特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并存的双重形象，仿佛阅读了一遍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经历了一次彼此对视、但却没有成功跨越喜马拉雅障碍的“文化心理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