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者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已经开始历史地观察印度英语文学的发展。这以K.R.S.因加尔的《印度英语文学》（1963）为代表。此后到八十年代，印度学者继续推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C.D.纳拉辛哈的《天鹅与鹰隼：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1968）、M.N.奈克主编的《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1972）和《印度英语文学面面观》（1979）等。在1984到1985年出版的、K.M.乔治主编的两卷本《比较印度文学》中，纳拉辛哈粗线条地梳理了印度英语文学发展的历程及每一文体的代表作家。
随着拉什迪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初在西方英语世界突然走红，印度英语文学开始以崭新的姿态集体亮相，西方学界开始对包括印裔流散作家作品在内的印度英语文学刮目相看。这进一步激发了印度的英语文学研究。九十年代以来，研究印度英语文学的著作在印度急剧增加，这不仅包括研究纳拉扬、安纳德等老作家的著作或论文，还包括对中青年作家的研究著作或论文。同时，对印度英语文学进行整体打量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下边这些便是例子： R.S.帕塔卡主编的《印度英语小说的问题与前景》（1990）、V.V.N.R. 普拉萨德的《五位印度小说家笔下的自我、家庭与社会：拉江、拉贾？拉奥、纳拉扬、阿伦？乔西和安妮塔？德赛》（1990）、K.A. 潘尼迦的《独立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1991）、R.S. 辛哈和C.S.辛哈主编的《印度英语文学谱系史》（1998）、M.K.奈克和S.A.纳拉扬的《印度英语文学：1980—2000》（2001）、G. 库马尔的《印度英语文学新视野》（2001）、N.D.R. 钱德拉的《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第一卷，2004；第二卷，2005》等等。
随着印度英语文学的迅速发展，理论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G.N.德维的《外语创作：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1995）。他对印度英语文学发展、英语文学翻译、英联邦文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部分涉及印度英语文学理论思考的还有拉什迪1981到1991年的论文集《想象的家园》。J.贾延则编选了印度英语文学批评文选即《创作理论：作家论创作》。他的书和G.N.德维的历代印度文学理论选刚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谱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印度英语文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很普遍。根据笔者在印度期间的观察，很多学术讨论会把印度英语文学与印地语、孟加拉语或马拉提语等各种印度地方文学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这便是比较印度文学的研究模式。
和此前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立场不同，九十年代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研究迅速实现“与国际接轨”，即在评价作家或作品时态度更加灵活开放，研究对象开始向海外作家的流散写作看齐，有时候也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追随西方理论。很多印度学者评价印度英语文学时，常借用后殖民理论进行解读。例如，O.P.朱勒迦的著作《后殖民小说中殖民意识的叙述》就是如此。该书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对拉贾？拉奥、纳拉扬等印度英语作家进行全面的考察。全书除前言、序言和结语外，分为五章，标题依次为：后殖民小说的殖民意识叙述之阐释、殖民混杂：身份与疏离、历史与小说、结构的原理和小说策略、被解殖的英语。从这些标题来看，就可明白作者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后殖民理论。
在研究心态上，一批著名的老资格批评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例如，在印度英语文学研究方面完全堪称权威的纳拉辛哈便常常如此，他在论述奈保尔等作家时，往往会表达对印度后殖民作家和西化派作家的反感。他在K.M.乔治主编的《比较印度文学》一书中把著名宗教哲学家辩喜（Swami Vivekananda， 1863-1902）和尼赫鲁视为印度英语文学发展的先驱人物，因为他们的英语著述为印度作家采纳英语作为创作语言提供了范本。他还把N.C.乔杜里1951年出版的《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视为印度英语作家的反面教材。他还在论述小说时，驳斥了奈保尔认为印度小说是对西方小说的模仿。纳拉辛哈认为，印度自古就有小说，印度叙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悠久，这影响了拉贾？拉奥等印度英语作家。与西方作家相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是为什么纳拉扬的《向导》要比奈保尔的《神秘按摩师》更吸引人，拉贾？拉奥的《蛇与绳》比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更加重要。“因为，《蛇与绳》从《印度之行》结束的地方开始。”
综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英语文学在印度学界越来越得到重视，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虽然很多学者并未将自己的研究当作比较文学的产物，但它的确具有特殊的比较色彩。印度英语文学研究自然不能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之外。鉴于印度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影响，中国学界应该予以关注。
附录二 走向三维立体的比较文学研究
当前，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门显学。新世纪里，如何在中国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首先，我们必须调整比较文学研究的心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重视中国文学以外的东方文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价值。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的仲跻昆先生在2003年举行的“东方文学专家谈”中说过这样一席发人深思的话：“我们决不应当满足现状，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很深，有待我们进一步肃清。如果说欧洲人搞‘欧洲中心论’还有一定道理的话，我们也跟着搞，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仲先生指出了当前一部分学者跟着西方感觉走的不健康心态。另一位学者的话同样值得比较文学研究者三思：“西方学者认识与研究东方文化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觉得，东方的文化与文学只有东方自己的学者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准备，等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真正崛起，全世界比较文学学者真正关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融，懂汉语、印地语、日语、阿拉伯语的人多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在真正多元文化语境下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这说明，东方世界的学者也有资格阐释东方文化现象，并且，世界比较文学的新高潮与东方文化的受重视程度息息相关。走向比较文学的理想阶段，最合理的路径之一是跨异质文化的学术研究，而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与东方世界的文化关系上。这是一个十分不起眼、但却十分敏感的复杂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再加上一部分学者的民族本位立场造成的中西两极视角，这就形成两种畸形后果，即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中心主义。前一顽症早已有人关注，但却在一部分学者身上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后一顽症也长期存在，只是关注并抨击这一现象者极少。不过，多年以前，著名学者李达三曾经隐隐约约涉及过这一话题。他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目标是，在自己本国文学中，找出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拓展非西方国家（如中日韩）的区域性文学运动；做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同时和“其他许多发言人一样，并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作为发言人的目的在宣扬并拥护第三世界对文学所做的贡献……第三世界要向西方国家建议的是：西方国家必须再度朝向东方。” 不管怎样，李达三主张中国学派“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国家”是很有价值的。非常遗憾的是，当时乃至现在，真正理解此话内涵的学者较少。李达三之后，某些学者终于把视野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角度上。例如，王宁在文章中指出，通观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正从以前的三足鼎立（法美苏）变成新的三足鼎立（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东方学派）。比较文学东方学派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核心。他说：“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中心的东方学派，其特征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平行比较研究和诗学对话，同时也兼顾影响研究和超学科研究以及东方各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其理论背景是一种通过东西方诗学对话而求得的既可用于西方又可用于东方的文学阐释理论，但在现阶段，仍以东西方文学的双向阐发为主。”王宁认为，印度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印度学者在文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印度学者在传播风靡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思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声音应该受到重视。黄宝生先生认为，这些年来，国内引进后殖民理论，表明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如果国内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想不流于空泛，就应该加强对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现代文学的了解。即使不专门从事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研究，对于当代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也不应该完全忽视印度现代文学。”黄先生虽然论述的是中国对后殖民理论研究与印度现代文学的关系，但他的学术立场和王宁一样清晰：重视印度。将他们的观点和李达三的逻辑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三者之间存在一条思想纽带：中国不能完全代表东方，东方是由多种文学和文化组成的复杂概念。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良好学术心态是，眼望西方，脚踏中国，手牵印度、日本、阿拉伯世界等东方文化。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认识到，全球化时代里，世界绝不等于中国加上西方。比较文学不仅仅是中国与西方的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