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思想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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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从《东塾读书记》看陈澧的“汉宋调和”论(2)

(3)无用。考证学初起时本来怀抱着一种通经明道的理想,但后来的发展却是大多数汉学家忘记了“明道”,只知道“通经”。于是训释考证变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大多数人都看不懂它那高深的内容,考证学丧失了它的经世功能。陈澧相信,这正是世道衰乱的最根本原因:

谓经学无关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

“汉学无用”论通常是宋学家批评考证学派的利器,现在来自汉学阵营中人也提出了近似的说法,这不能不说考证学的问题已非常严重。

(4)本末倒置。只谈考证,不发明义理,本来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可陈澧认为,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本末倒置更加让人不可思议: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理义乎?

经典需要训诂才能被理解,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事实上,需要训诂的毕竟只是少数。那么汉学家们为什么不先在经典中“不必训诂而明”的地方寻求义理呢?

早在考证学初起时,戴东原曾经放言:“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听者顿觉振聋发聩,从此“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成为汉学家的金律。但未及百年,陈澧却已经在追问汉学家们为什么不懂得经典中还有许多“不必训诂而明”的内容,为什么不懂得先易后难的粗浅道理。这大概也就是东塾所谓“学术正变得失”之佳例吧!

陈澧对汉学的批评大体如此。在他看来,无论琐碎无实也好,浮躁无用也好,本末倒置也好,一言以蔽之,皆考证学家们蔑弃义理的恶果。因此,经学要想恢复生机,要想有益于“世道人心”,就必须重新摆正考据和义理、汉学和宋学的关系。《东塾读书记》想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三、“汉宋调和”说

陈澧调和汉、宋的最早尝试见于《汉儒通义》一书。这本书创始于咸丰四年(1854),陈澧时年45岁,四年后刻成。该书的序言称:

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谨录其说以为一书。汉儒之书十不存一,今之所录,又其一隅,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也。节录其文,隐者以显,繁者以简,类聚群分,义理自明,不必赞一辞也。

由这篇序言就可知道,《通义》纯属纂辑之书,除了编纂原则之外,里面并未包含任何陈澧个人的东西。整本书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汉儒不仅训诂独步,而且义理也很“醇实精博”。

十几年后,陈澧回顾自己的学术活动,把这本书的编纂意图说得更清楚:

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

其中,“宋儒轻蔑汉儒”不对,前序已经提及。“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则属新加。新加的内容似乎表明,陈澧晚年的注意力已从“宋儒之非”转向“近儒之病”,这应当与他多年来致力于反省汉学轻视义理之弊端有关。

与《汉儒通义》相比,《读书记》则属陈澧心血之作,里面自然包含不少个人的见解。不过在调和汉宋这个大原则方面,两书并无二致,只是《读书记》的论述更全面、更深入,表达也更有技巧而已。

《读书记》首《孝经》、论、孟,次五经、小学,最后四卷为诸子学、郑学、三国、朱子学。前面的内容属经部,后面的近于经学史。只有“诸子学”是个例外,陈澧之所以单列一卷,可能是出于“通论古今学术”的考虑,另外,荀学也是经学史必须考虑的内容。在这一卷中,陈澧的调和心态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批判诸子的同时,仍然不忘逐条摘抄各家“可取”的内容。

在《读书记》中,陈澧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贯彻其“汉、宋调和”的立场:一是借孔门四科论证考据、义理不能偏废;二是在经部的各卷中举例说明汉、宋经解皆有所长;三是分别选郑玄和朱熹作为汉宋之学的代表,说明汉儒也精义理、宋儒也善考据。

三种方式之中,以第一种说法显得最为通达: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惟圣人能兼备之,诸贤则各为一科。……后世或讲道学,或擅辞章,或优干济,或通经史,即四科之学也。然而后世各立门户,相轻相诋,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岂能同出于一途?徒费笔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则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岂圣人之教乎?

这里,“德行”对应于“道学”,“文学”相当于“经史”(或“经学”)。前者为义理,后者即考据。陈澧认为,四科性质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人们可以根据性之所近,选择一种去学,但不能只把自己所学才看成是真学问,别人所学就不是真的。言外之意是,德行与文学、义理与考据皆有其独立的价值。

比较奇怪的是,陈澧认为,四科之学不仅不能互相代替,而且也不可“妄谈”:

四科之学,非但不相抵,抑且不可妄谈。讲道学者谈辞章,办政事者论经学,皆多乖谬。辞章、经学两家亦然。

陈澧举的“对子”是“道学”与“辞章”、“政事”与“经学”,考虑到当时桐城派与汉学家的交恶,他可能是有感而发。但问题是,四科之学也并不是完全无关的,陈澧自己就说过汉学家不讲义理是世道衰乱的原因,我们总不能把那些讲“义理”的汉学家全看成是“妄谈”吧?看看下面这句话就会知道,陈澧自己也没有把“不可妄谈”的说法贯彻到底:“言语、政事、文学,固断不可无德行,而德行、言语、政事,又断不能不由学而入。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

相对于第一种方式来说,陈澧“调和汉宋”的第二种方法更偏重于对经学史上具体问题的分析。作为经典解释的两种最重要方式,汉学和宋学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著作。清代考证学兴起以后,尊汉而排宋,训诂考订成为潮流,义理之学受到轻忽。在这种背景下,陈澧借具体文献,分析各家之得失,并重新强调汉、宋经解皆有所长,这当然属不小的进步。后人因此而称陈澧“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虽涉夸张,但也说明陈澧的确抓住了他那个时代经学的大问题。

不过,当我们深入到《读书记》的具体内容时,就会发现陈澧所强调的汉宋经解的“长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并不一致。按照习惯,所谓“长处”当然是这种学术的最主要优点,因此,毫无疑问,汉学的长处在训诂,宋学的长处在义理,强调汉学的长处就应当表彰其在训诂考订方面的贡献,强调宋学的长处就应当表彰其在义理发挥方面的贡献。可是,陈澧并不这样认为,他要说明的是:汉儒之长不仅在“训诂考订”,而且也很善于讲“义理”;宋儒之长不仅在“义理”,而且也很善于从事“训诂考订”。

先看下面两个例子:

毛传简约,郑笺多纡曲。朱传解经,务使文从字顺。此经有毛传、郑笺,必当有朱传也。

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

前段话出自《诗》卷。毛传郑笺属汉学,朱传属宋学,陈澧强调,三者对于读诗来说,皆不可少。后段话出自《书》卷。蔡沈《书集传》,因为是宋人的作品,不受清代汉学家重视。陈澧指出,该书其实有很多精当处,江声的《尚书集注》亦不免与之雷同。众所周知,训释“五经”本是汉儒之胜场,陈澧于此特意表彰朱子、蔡沈,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宋儒也善考证。

相反,在《孝经》、论、孟各卷,陈澧表彰的对象却换成了汉儒:

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澧案:《六艺论》已佚,而幸存此数言,学者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此微言未绝,大义未乖者矣。

“人无有不善”。赵氏注曰:“人皆有善性。”……赵邠卿善读《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说也。

前段话出自《孝经》卷,主要是称赞郑康成懂得孔子的“微言大义”。后段话出自《孟子》卷,主要是夸奖赵岐才真正明白孟子性善论的精义,远超出荀、扬之辈。按照陈澧的理解,微言大义、人性善恶当然都属义理的范畴,因此郑玄、赵岐不仅是训诂大家,而且对“义理之学”也有独到的体会。

对陈澧的这种做法,章太炎曾经讽刺说,这就像在一千匹马身上找根颜色长短都相同的毫毛,纯属弃大体、取小节。章氏的批评自然深中陈澧的要害,我们所关心的是,陈澧何以会选择从这样一个困难的角度来论证汉、宋之学皆有所长?

不能说陈澧没有意识到汉、宋各自的长处。在对考证学进行反省时,他曾经提到汉学家不讲“义理”的危害。在《遗稿》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汉宋各有独到之处”:“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可是,在具体论证这种观点时,他却常常不自觉地转换话题,“不能偏废”变成了两者皆有,“汉宋各有所长”变成了汉学有宋学的优点、宋学有汉学的长处。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他的整个论说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为了提倡兼取两家之长,表达出来却更像无谓的调和。

他为什么会如此?既然给自己著作设定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义理”救正“考证学”之弊,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正面地肯定宋儒义理之学的价值?为什么要曲折地论证宋儒也会考据、汉儒亦讲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