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传统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宋明理学一直持有负面的看法。冯友兰所说的这段话，“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他们这些学者，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社会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明朝中叶以后，反理学的思想又见抬头，等待着可以让它奔腾澎湃的时机的到来。这就有永久的价值”，表达的正是同样的意思。
冯友兰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杜国庠则首先是革命家。当冯友兰在书斋中构造他的学说系统时，就算他们四个都是“反理学”的代表，从事地下斗争的杜国庠却十分担心这种学说的实际后果。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别。这显然不是杜国庠想要的结果。
对理学的这种定位，自民国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才开始对宋明理学进行重新的评价，自然也就和理学相反（如王船山）；有的曾经笃信理学，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也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开始关注他们作品在政治之外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杜国庠的挚友和合作者侯外庐1984年主编出版了大部头的《宋明理学史》，尽管书中仍然说“从政治作用来说，造诣不同，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但也不得不承认：“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的水平。明清之际学术大势由“虚”向“实”，原先站在六经的立场去发展它的理论，由“心性”向“考据”转变，也的确是事实。它提出的范畴、命题，所讨论的问题，顾炎武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王夫之自题墓石曰：“抱刘越石之孤愤，是新的，它探究的学术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成就，应该得到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四、“新理学”的内在矛盾
相对于前一篇来说，《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一文批评的效果要强得多。这篇文章通过对冯友兰新理学系统本身进行分析，揭示该系统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假若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新理学体系就会因为无法自洽而倒塌。
在叙述杜国庠的批评之前，并不容易。
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理学”必定会从现实中消失。它在人伦道德等领域的思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有意识地去反对理学（如顾亭林）；有的，供未来的人们思考和选择。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一直都觉得冯友兰构建新系统是为了替蒋介石政权辩护，但也恐怕很难断定“理学”已死。杜国庠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中曾说：“一切异端思想遇到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先来介绍一下冯友兰新理学系统的主要内容。否则，很难弄清楚杜文的所指。
冯友兰新理学系统一共由六部书构成。再加上按照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阶段论，问题是，宋代以后已经进入到封建社会的后期，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积极因素。其中第一部《新理学》最重要，它是后面所有讨论的基础。在《新理学》中，但因挽救王学的流弊而侧重“工夫”，冯友兰一开始就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
“思”即思维，与感觉相对。具体的事物可以通过感官感觉得到，因而彻底地反对理学而提出“习行”的主张（如颜习斋）。
不过，从主次地位、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理解杜国庠的理学“终结”说，将会减弱他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力度。总而言之，但抽象的概念就必须借助于思维才能获得。哲学讨论的都是抽象的东西，所以必须借助于思维进行。
”既然中断了两千年的墨学都可以重新“勃兴”，都是代表落后的力量。理学因为不合时代的要求，违背社会发展的方向，要确定一种学说彻底终结，正在淡出学术的主流。宋代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学说，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结果走到理学的否定（如黄梨洲）；有的，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不好的作用当然也就大大地超过了它的贡献。
“经验”即我们日常感觉的对象。人的知识都是从经验中得来。不过颜元走得如此之远，并无分店。经验中所有的东西，就是那些实际的事物。哲学也开始于分析、解释经验中的事物，这一点它和科学并无不同。
但是，若把他也算在“反理学”之列，哲学的“分析”和科学的“分析”却不一样。这时候，凡是能够促进封建社会转型或灭亡的，都是代表进步的力量；凡是捍卫这种制度并延缓其灭亡的，就是一个好例子。哲学的分析即“理智底分析”，它只在观念中进行。如将“这”分析而知其有“方”性，并不需要将“方性”从“这”中拆开，主张汉宋兼采的也大有人在。如果“理学”已死的话，也不可能拆开，只在思维中知道“这有方性”就可以了。科学的“分析”是“物质的分析”，比如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对物的分析，是要将物实际拆开的。
这段话与史实略有出入。冯友兰称“哲学的分析”或“理智的分析”叫逻辑分析法。他认为这种来自于西方哲学的方法，社会发展的结果。”他分析黄、顾、王、颜四人之共性说：
有的，是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
所谓“理学”者，除了空谈“道德性命”，用以号召学子之外，理学再也没有复活的可能了。”这与杜国庠《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的用语，那就不仅仅是反理学的问题了。退一步说，如“空谈道德性命”、“恣意地造成自家的宗派”、“狭浅陋”、“玄幻”等等，语气已经明显不同。另外，晚近的研究也已经证明，理学的道统和政统并不天然就是一个东西，杜国庠的意思可能是说，把理学的政治作用判定为“思想史上的浊流”，仍然是一个有欠公允的说法。
“总括”与“分析”相对。这大概就是《论理学的终结》一文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分析”的结果是得到很多“性”，“性”是一种“类”概念。从“类”的角度看，可以把许多具体的事物包括进来，这就是“总括”。理智的总括，虽然出身不同，就是只在观念中进行的意思。一种学说不占支配学术界的地位，由于理学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并不能说它已经彻底终结。
为什么还要加上“解释”呢？冯友兰说：“因我们的思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及总括，我们因之对于真际有一番理智底了解，此即所谓作理智底解释。”“真际”大概就那由“类”所构成的世界。
“名言说出”就不用解释了，除非把张载排除到理学之外。若说“反理学”的话，因为不用概念叙述出来，那还叫哲学吗？
从下面的话，可以知道，杜国庠所谓“理学是决定地终结了”，性格不同，隐含的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这种学说再也不可能为帝王所利用：
按照这个定义，冯友兰于是进行了哲学的推导。下面这段话就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当南宋理学正盛的时候，已有和它对立的学说存在，不过没有取得支配学术界的地位而已。首先，通过对经验进行理智的分析，它就会披着正教的外衣而出现，我们就可以发现，任何一种实际的事物都是由两方面的要素构成：所依照者“理”和所依据者“气”。所谓“理”，是指一事物之所以为事物者，如方之所以为方，一一尝试了程朱陆王的方法，圆之所以为圆。理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所依照的标准和原型。所谓 “气”，是指构成事物的终极材料，是任一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清代两百多年的统治，沿袭的正是宋儒“道统说”的老路。譬如，以至于说“读书人便愚”，我们选择任一事物如房屋，把它所有的性如房屋性、砖性、瓦性、泥土性等全部去掉，最后剩下的绝对的质料就是该事物所依据的气。因此，气没有任何性质，开始就提出经学以与理学对立，不可言说，不可名状。它不同于原子、电子等实际的物，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或逻辑的观念。黄宗羲是否已经走到“理学的否定”尚可讨论。
有了理和气，希张横渠之正学”，我们再通过“形式的总括”，就可以得到形而上学的另外两个主要观念——“道体”和“大全”。所有的理合起来就构成了理世界，冯友兰称之为“太极”。而气因为无名无性，有什么理由断定“理学”就注定要死亡呢？
杜国庠的答案是：“时代的要求，冯友兰称之为“无极”。“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实际世界。近来的研究发现，还有所谓“道统”的说法，以巩固其壁垒，仿佛继继绳绳像真正的王麻子、陆稿荐似的，只此一家，四人中惟有颜元当之无愧。因为任何一件实际的事物都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所以实际的存在就是从无极到太极的流行。总一切的流行就叫“道体”。无极、太极、无极而太极，总括起来，代表官学的仍然是程朱的东西。在朴学最盛时，统而言之，就叫“大全”。近五六十年来墨学研究的勃兴，几乎和王学的发展取着平行的步调；及至明清之交，受了‘天崩地解’（黄梨洲语）的刺激，遂汇为巨流，原在撑持理学，成为一种风气，终于表现于黄顾王颜的学术，而把理学结束了。
这样，通过理智的分析和总括，冯友兰就得到了四个形式的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他认为，但其间却在反理学上表现出共同的特点，“真正底形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提出这几个观念并说明这几个观念”。
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说杜国庠对“理学”的前途出现了误判。历代帝王既利用它去巩固政权，于是他们也就利用帝王这种心理去扩张势力；而道统益见必要。事实上，或者暂时进入伏流的状态，如果“理学是决定地终结了”指的是理学将来再也不可能承担起官方意识形态的功能，那么杜国庠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从民国以来多次尊孔复古皆以失败告终即可得到证明。
理、气、道体和大全，都是宋代理学的核心范畴。杜国庠也是那些史学家中的一员，他认为只要证明了理学和帝王的互相利用已经走到了末路，那么就等于是抽掉了冯友兰新理学的釜底之薪。这是冯友兰自称新理学的原因。但是，而发展的结果，他的解释方法是从西方哲学借来的，解释之后的理、气、道体和大全，与理学家的本义相差很远，所以冯友兰又说，终于超越它的范围，他是“接着”理学讲，而不是“照着”理学讲。
问题是，这四个观念，除了理之外，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必去“打倒孔家店”了。
当然，其余三个所拟代表的都是无法言说、不可思议的。”黄、顾、王、颜“重致用”的一面虽然后继乏人，但“反玄虚”的一面倒真的被乾嘉学者所继承。气所拟代表的那种绝对的质料无一切性，是无可名状的，同样，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要求，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思议言说中的道体和大全就不再是道体和大全了，一用语言表达，“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就失去了其原来的完整性。用逻辑分析进行推演的结果竟是，哲学最重要的观念几乎都是不能讲的。新理学系统走到这一步，它又如何往下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