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这张照片首发于1960年第18期《民兵之友》。被誉为是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一张雷锋照片。关于作者是谁却曾经有过争议，据作者周军回忆：1960年初冬，当时雷锋的事迹已经开始在沈阳军区内大张旗鼓地宣传，一天周军接到领导交给的任务，让他约雷锋写一篇关于成长过程的稿子，恰巧此时雷锋正好在沈阳军区开会。他忽然觉得应给他配上一张肖像照片才显完美，于是，雷锋站在了军区院内的一小排矮株的毛松前，这时周军发现，他戴的棉军帽早已洗得发了白，棱角不清，于是从当时也在政治部搞宣传工作的一位战友头上借来了一顶长耳宽脸军帽，但看看还觉得缺点什么，于是又从正在站岗的警卫连士兵手中借来一把冲锋枪，这一切都齐了之后，周军觉得这才是他心目中想要的雷锋形象，他端起那台老式“罗莱”相机，使用1/60秒从正面和侧面两个角度用仰角（为把矮个雷锋拍得高大些）拍下了这张照片。
有人做过统计，建国以来，雷锋的这张肖像照片，它的发行量及在人们心中的知名度，仅次于毛泽东的画像。这张照片，还被世界闻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挂在教室里。1998年，加拿大的一家国际上比较权威的艺术摄影组织“CAPA”评选出了全球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张图片，其中，中国入选两张，一张是新华社记者1966年在武汉长江拍摄的“毛主席畅游长江”，而另一张就是周军的这张雷锋肖像。据了解，在雷锋生前，为他拍过照的人前后共有7位，除周军之外，则属张峻拍得最多，总共有220余张，有的可称得上经典之作，如雷锋在汽车里读毛主席著作等，但大都属新闻片，其中不少是根据当时的需要补拍的。而周军的这幅作品在错署名时，恰恰都是张峻的名字。曾与周军、张峻在一起工作多年的李奎根回忆，当时主要是出版单位给搞错的，而张峻在周军之后也确实拍过一张同样角度的照片，也见过报，只是在用光等技术手法上不如周军的那张。
聚光灯下的雷锋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暇、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似乎离不开的。而且雷锋的好人好事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学习和模仿的，比如多劳少得、做好事不留名、默默地为集体做贡献等。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忽略了对纪实的要求。因此雷锋的形象也被经过合理的修饰。专门拍摄雷锋的摄影记者张峻就曾经回忆：雷锋的很多照片，有很多都是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原则下事后补照，或是经过摄影记者的导演后抓拍出来的。而张峻自己的创作灵感也有不少是从《雷锋日记》里受到启发而酝酿构图为雷锋摆拍的。摆拍在当时，甚至是一种任务。而观众也乐意地去接受这些。应该说，有史以来，雷锋是中国被摆拍照片最多的一个人物。
美联社有4位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
作为参与雷锋生前拍摄照片的当事人之一，张峻曾经统计过，雷锋生前活动的照片共有351张，包括雷锋在故乡拍摄的13张（内有集体合影4张），在武汉、北京、鞍山、抚顺、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照相馆拍照的有29张（内有集体合影7张，双人照4张）。
雷锋生前留下的照片的拍摄者都有哪些人呢？张峻调查后知道雷锋在故乡的照片，大部分作者是望城当地照相馆的师傅戴杰所拍摄。部队里给雷锋拍摄过照片的有7位，分别是原《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吴加昌，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摄影组组长董哲、原沈阳军区《民兵之友》杂志社的记者周军；原64军政治处宣传处宣传报道助理员张泽西，原沈阳军区工程兵舟桥81团宣传助理员赵志华、原工兵十团政治处俱乐部图书员季增以及张峻自己。
这是张峻将自己的照片与雷锋的照片用技术合成在一起的“合影”。给雷锋拍了那么多照片，摄影师张峻却并没有真正与雷锋合影过。因为当时新闻纪律很严，摄影记者的胶卷都是用完一个必须上交，才能领第二个，摄影记者照私人照片在当时被视为占公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