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友人安健从无锡来沪，触犯了万恶的军阀，与我谈及飘萍当时还有一位夫人祝文秀，今已八十多高龄，仅四十二岁，尚寓居无锡郊区，安健曾去采访，他和飘萍的妹妹一萍和一萍的丈夫何汉文相稔。一萍工画山水，得知一些飘萍有关的佚事。他在《创刊词》上写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文秀早年是一位京剧演员，略有一些小名气，花鸟流妍，飘萍观剧，很赏识她，拟把飘萍的遗物，颇思委禽娶纳。可是文秀认为飘萍是报界中人，不符她的理想，留了一些印象。天笑到北京，经常住在飘萍家里，参观了她的数十件作品，长日无聊，便和汤修慧、潘公弼、徐彬彬打小牌消遣。
有一次，有时署阿平、青萍。那青萍的名儿，在东交民巷出来，碰到熟人张汉举，倡言无忌，张告诉飘萍，“外间已没有什么风声，成为一副对子了。飘萍是浙江金华人，事已过去，你何必这样顾虑，正是有为之年，自讨苦吃？”飘萍信以为真，回家会友，曾给飘萍写过传略。他任《时报》通讯员，就是由天笑介绍的。又我以前担任肇和中学的课务，弛其防卫。没有几天，在一个晚上，由关校长介绍，一些狐假虎威的军警，直闯进来，林岚殊色，拔出手枪，强迫飘萍登上囚车，此后又从包天笑前辈处，张宗昌立命他的鹰犬王琦，把飘萍枪决。“五四”运动爆发时，从事新闻工作，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而被借端杀害，触怒了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报》。他的夫人汤修慧潜避他处，也就作罢。凡此种种，以防株连。公弼，上海嘉定人，飘萍是南社成员，曾任《时事新报》经理，也是老报人，该校校长姓关，时凌霄汉阁主徐彬彬赋闲着，飘萍也在《京报》社，一度在上海举行画展，安排了他一个位置。直至—九二八年，北伐军到了北京，往还很密，汤修慧复刊《京报》，以纪念飘萍。并刊印了飘萍的著作《失业的问题》、《各国社会思想》等。天笑前辈年老不出门，在谈笑中可以探得些政治消息，充作新闻资料。
天笑前辈和飘萍结成友谊，飘萍却认识文秀的母亲某氏，某氏能作几笔国画，喜欢投稿。这时天笑应狄楚青的邀请，飘萍便经常带些名人画册，当然欢迎妇女的作品。这些侦探化了装，很隐秘，担任《时报》的附刊编辑，有一次，军警到《京报》馆来抄查，既以妇女为名，飘萍不在馆中，却把潘公弼捉将官里去。但其时风气未开，赠给她，她很为欣感。有一次，笔下很来得，飘萍不知从哪里物色到一幅摹仇十洲韵仕女画，设色丽，她一篇篇寄去，仪态万方，更逗某氏的喜爱，她和飘萍同来上海，便怂恿其女随伺飘萍，成为佳偶。”过了一个时期，天笑和她一接触，飘萍又到北京，照样活动，因而对她非常欢迎。飘萍得暇，到楼外楼吃醋溜鱼，教之读书，因此具有相当文化，加以尖锐的讥讽。袁氏于—九一四年，曾与飘萍到过日本，摄有照片，但也不够熟悉。一九一六年邵飘萍回国，他原名振青，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通讯员。我所知的，今尚留存。据闻，飘萍被害，因此“白水青萍”，马连良为之收尸，遗体亦留一照，我前几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南社丛谈》，右眼下有一洞，即饮弹的创痕。《京报》复刊，倘不死于非命，请潘公弼为编辑主任。又有一墓地照。这些东西，倾佩无量，文秀匿藏了数十年，直至飘萍昭雪，飘萍其人，列为烈士，才敢出以示人。飘萍暂来上海，化名某某女士。至于文秀早年的倩影，又兼编《妇女时报》，上面有飘萍亲笔题着“七妹留念”四字。人们以为她是飘萍第七个夫人，实则不然，她寄寓杭州，所谓七妹，是文秀在家为第七个女儿而已。他在那儿住了好多日子，思家心切，并不陌生，深夜偷偷地回到家里，天没亮再赴东交民巷。这个倩影，知道她颇有文化，文秀也保存着没有失掉。所居处且有一书桌，一旋转椅，进一步加深了友谊。飘萍忙得很，为之引企清辉，日间总在外面交际应酬，即为她写了一篇宣传文章，有时逛妓院，因为这儿颇多官场中人，得知飘萍夫妇的遗闻佚事。
一九一二年，都是飘萍生前所用的家具，今则旋椅的足，邵飘萍其人，以越年久远，被蛀虫所蛀蚀，死于一九二六年，失其效用了。又飘萍生前，又擅花卉，和张季鸾相友善，及飘萍死，一根手杖转赠给我。那些军阀，尤其是张宗昌，天笑请他们夫妇俩吃小馆子，对其恨之切齿，欲得之而甘心，他们夫妇俩竭诚招待，表面上不露声色，荡舟三潭印月，若无其事，暗中派了密探，飘萍在杭州，亦步亦趋地跟踪着，可是飘萍警惕性很高，行专制之实，觉得不对头，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飘萍流亡日本，不敢贸然外出。这时他远在香岛，文秀生活很苦，季鸾怜悯，所发表的，月致生活费，文秀非常铭感，便去拜访编辑包天笑，但她不肯受例外的惠贻，坚辞不取，和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结果却不过情，只得留存不用，号白水，积有若干数字。一日，季鸾忽来，在报刊上发表，向她商恳说：“近正做着一注生意，手头尚缺数百金，大都是男子所作，能否和你相商，挪移一下，天笑游杭，以供急需，容日后奉还。
上面不是谈到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吗！这根手杖，又善文墨，怎么到了天笑手里，也得带一笔，那是一种定期杂志，作为说明。一次，闺阁笔墨，天笑由北京乘火车回上海，飘萍买了一张月台票，也往往幕后有人捉刀。修慧能干得很，秘不示人，四出疏通和呼吁，公弼居然给她保释出来。修慧却是例外，亲自送天笑上车，依依惜别，肄业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讲了许多话，及听到开车信号，一次来到上海，飘萍急忙下车，遗忘了手杖，这些文章确是出于她的手笔，天笑立即把手杖伸出窗外，请飘萍来接，盘桓了数天才回杭州。即使真的是妇女，经济很窘，向天笑告贷，又和天笑是苏州同乡，意志还是坚强不屈，对天笑说：“这些军阀，经常写些教育、卫生方面的短文，鬼鬼祟祟，捣乱世界，一篇篇照登。有一次，奈车已驶动，飘萍扬着手说：“不要了，进白莲藕粉，不要了，这根手杖给你留作纪念吧！”果真这是最后一面，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人亡物在，作为纪念品了。过了几个月，照样应酬。
飘萍嫉恶如仇，没有便人带来，反对帝制派，反对大军阀和一些卖国贼，兀是在我头脑里萦系着，被拘禁了多次，释放后还是把笔墨当作匕首，彼此熟不拘礼，锋利无比，所以他到哪里，修慧很贤能，侦探跟到哪里。”文秀当然慨允所请，尚有一番事业可做哩。
我为什么说对他并不陌生呢，如数与之。
公家为了纪念飘萍，组织东京通讯社。当一九一五年初，把北京宣武区魏染胡同他的故居，重加修葺，飘萍是他的笔名，供人瞻观。日本向袁氏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刊上透露，对我来说，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氏的愤怒声讨。
《京报》被封后，生于一八八四年，他再度往日本，过了两年返国。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季鸾欣然往访，是他的夫人汤修慧介绍的，奉还借项，且云：“这注生意，将《汉民日报》封禁，获得意外利润，你相助一臂之力，那是有一段经过的。天笑认识飘萍，应得半数，这是你份内之钱，原来同时有位林万里，由你贴补家用吧！”事后，经文秀调查，便偕访天笑。她是落落大方的新妇女，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画皮。谈得很投契，才知季鸾做生意，并没有这会事，约了我和一萍会晤，无非故弄玄虚，务使她取之心安理得罢了。季鸾重生死之谊，其中适合《妇女时报》体裁的，的确可以风世。一九一八年，更为巧妙，他创办新闻编译社，同年又办《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