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薛天纬
蒋志教授长期以来潜心研究“李白与地域文化”这个课题，收获颇丰，其所积累的成果汇为《李白与地域文化》一书，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深深感激蒋志先生的信任，论年资与学术，我都得尊他为长，因而不敢推辞，乃写下自己拜读书稿后的点滴感想与心得以复命。
蒋志先生是李白故里江油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研究“李白与江油”的课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追寻李白生平游踪，将研究目光扩大到荆楚、吴越、中原、齐鲁、西域，全面考察了李白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得出“中华多元文化孕育了李白”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对“李白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讨与阐释。在此之前，已有学者从地域着眼，发表过《李白与长江》、《李白与黄河》等具有很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但就体系之完整而言，蒋志先生的著作在专论“李白与地域文化”方面仍是第一部。这是从总体上评说蒋志先生这部著作填补空白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然而，要真正认识这部著作内在的学术价值，还须特别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若干要点。下面，仅就个人体会，谈几个具体问题。
对于李白故里诗作、故里生活以及故里山川、故里文化的研究，无疑是这部著作最富特色的内容构成，蒋志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权威性的。比如，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写到的戴天山和杜甫《不见》诗写到的匡山，到底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似只有李白故里人士才有发言权。早先曾有江油的研究者发表文章，说戴天山即大匡山，又名大康山。我自己以前是信从并引用过这种说法的。但蒋志先生指出，“戴天山、大匡山是同一山脉的两座山头”，“匡山只不过是戴天山前一座小山”，并对两座山的自然形势和人文景观、包括李白“匡山读书处”做了精确描述。现在我当然就得信从蒋志先生的说法了，因为他写道：“笔者从小生活在匡山之麓，多次游匡山，曾专程考察戴天山，二者位置已经弄清。”那么，你不信从他还能信从谁呢？本书第一编对李白出蜀前的事迹和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研究，我想，今后当人们说到李白在故里的经历和创作时，是无论如何绕不开蒋志先生的成果的。
与故里研究紧密相关而且备受关注的，是李白的出生地问题。由于史料的限制以及对仅存史料的不同解读，研究界关于李白出生地有多种说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碎叶与蜀中两说。当前，“碎叶说”虽然占据“主流”，但“蜀中说”从未沉寂，我想借此机会说说自己的看法。“碎叶说”所据史料及推论过程是：李白于至德二载（757）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由此可以推定其生年为长安元年（701）；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之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神龙跨了三个年头，“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必指神龙元年（705），这一年李白已五岁，则李白出生地宜为其家归蜀前的居住地碎叶。以上史料形成了一个“证据链”，第一环是《为宋中丞自荐表》，第二环是并列的《草堂集序》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史料的真实性和推理的逻辑过程都无懈可击，因此，“碎叶说”成为主流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同样是《草堂集序》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又都是先记李白之家“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接着才说到李白的降生，就叙事顺序而言，李白是生于其家归蜀之后；另一条史料，即李白的友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径言李白“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所以，说李白出生于蜀中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应该说，正是原始史料本身造成了“碎叶说”与“蜀中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无法解释更无法消弭的，除非有新的（然而很难指望的）史料发现。所以，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实应二说并存。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所附由我执笔的《简谱》，即谓“其出生地无确考，略有二说：一说生于西域（纬按，指碎叶）……一说生于蜀。”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二说中取其一说，当年，裴斐先生就力主李白生于“蜀中说”，他很看重王琦“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的推想，在《李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的“前言”中，明谓李白“其父于唐武后神功元年（697）迁蜀定居”。蒋志先生也主张“蜀中说”，为了证成此说，他做了多方面的论证：首先是全面梳理了关于李白出生地的各种说法，一一予以仔细的分析辨证，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征引了岑仲勉《唐史余渖》的一项考证成果，即苏颋《唐璿碑》中“神功初征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谓“神功”即“神龙”之讹，以此来支持王琦的推想；他从史书中发现，从703年到706年，西域的形势是“安西道绝”，从而断定李白之父不可能在此期间带着一大家人从“绝道”归蜀；他还在宋代地理书中检出“与李白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于邵，在李白死后8年，在李白故里为李白立碑”一事，碑文虽然不传，但可间接获知其中有“白生于此县”的记载，这无疑给“蜀中说”增添了一个筹码。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李白生于蜀中这一说法，蒋志先生的考证用力最勤、学术贡献也最大。
本书第二编是以平实的叙事性评说为基本表达方式，然而学术探索仍然贯穿其中。比如，在“李白与楚文化”章之“李白与孟浩然”一节中，从二人初识直至浩然辞世，详细考证了李白与孟浩然交游的全过程，对李白的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以及《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或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同旅》）、《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或作《淮海对雪赠傅霭》）、《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篇的作时、作地和写作背景都有精到而富有创见的考述。对李白为什么特别崇敬孟浩然，也作了详尽的分析。这既是李白研究的收获，也是孟浩然研究的收获。在“李白与吴越文化”章中涉及吴筠是否曾荐举李白入朝的问题，与郁贤皓先生展开商榷，认为吴筠“《登北固山望海》显然是开元盛世所作。开元中漫游吴越，与李白交往的事，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很有见解的。在“李白与西域文化”章讨论西域音乐对李白的影响，涉及了词的起源问题，说“西域乐曲形式多样，节奏较快，传统的五言、七言诗难以适应，故而打破五言、七言句法，写出便于歌唱的长短句，这就是词”，进而论曰：“《菩萨蛮》就是从西域传入的乐曲。李白善于从西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完全可能依曲调填写《菩萨蛮》。其词意境宏大，情感深沉，达到了高浑纯熟的艺术境界，故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这一看法，对于判断《菩萨蛮》是否为李白所作具有积极意义。
蒋志先生不但以严肃的态度治学，而且内心富有朝气，观察事物的眼光也很有时代性。这在本书第三编有生动体现。当他讲到全球化浪潮中李白文化的价值时，视野相当开阔；当他对李白文化传播中出现的诸如李白是“古惑仔”之类消极现象加以批判时，笔锋十分犀利；当他从旅游角度讲到李白文化的开发时，甚至不乏经济头脑和经营意识。结合李白文化的旅游开发，他还对近些年出现的关于李白故里的品牌之争发表了中肯而公允的意见，呼吁“秦安、江油、安陆，还有李白第二次安家的兖州，李白的流放地夜郎（今贵州桐梓）,终老之地马鞍山……一切有李白文化遗迹的地方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打造‘李白文化之旅’”。我完全赞同蒋志先生的立场和意见，我想，大家都来响应蒋志先生的呼吁，他的这部著作就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会显示出指导现实的应用价值。这一定是蒋志先生所期盼的！
是为序。
2011年3月30日于京东八里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