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此种看法不符合唐代历史。唐朝是在长时期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建立的繁荣富强的具有开放精神的朝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唐太宗的母亲窦氏，唐高宗的母亲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在唐朝皇帝身上就有异族血缘。唐代的统治者改变了前代帝王歧视异族的狭隘的民族观念，解除了华夷之防，采取了“华夷一体，一视同仁”的开放的民族观念。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与李白同时代的李华也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由于唐代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迁入中原的不少，仅在长安百万居民中就有百分之五的胡人，他们与汉人长期和睦相处，并未受歧视。在唐代有不少出身异族的人被擢升提拔，身居要职，如贞观四年(630)平定东突厥后，“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唐代许多声名显赫的将领出身于异族，如突厥人阿史那杜尔、阿史那忠，铁勒人契苾何力，突骑施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百济人黑齿常之(也可以说他是外国人)……这些人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军，有的还娶公主为妻，有的封为国公。异族人不仅担任高级将领，还有被提升为宰相的，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统计：有唐一代369个宰相中，有18人是异族，约占5％，其中有匈奴、鲜卑、奚、契丹、沙陀等国内少数民族，还有高丽人、安息国人可以说是外国人。著名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开元年间来唐后，先后担任过补阙、卫尉少卿、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等要职。唐代的科举制对异族人以及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并无歧视，他们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也不乏其人，如新罗人崔致远，波斯人李彦升都以进士显名。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载：“大中(847—859)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这些姓氏稀僻的色目人，也就是异族人。开元初，唐王朝官修《姓族系录》，“其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亦别为一品”。也就是说将少数民族首领也列入士族之中，大大的突破了“华夷有别”的传统偏见。李白生活在没有民族歧视政策的唐代，如果他真是异族人，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族属。
三、李白之父没有留下真名，只能说明他是隐士，而不能推论出是异族人
陈寅恪和松浦先生说李客非李白之父的真名，是因为“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他“终生没有正式的中国名字”，所以说他是西域胡人。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西域胡人移居中国者不少，他们定居后都取了一个中国式的名字，昭武九姓胡人移居中国的都以国为姓，“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也有不少胡人改姓李，如李珣一家的祖先就是从波斯迁入中国做药材生意，定居中国改中国式姓名；又如宣宗时进士李彦升是大食人，改中国式姓名。再从迁居中原的胡人死后的墓志铭上看，他们也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如在长安出土的《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公讳萨宝，米国人也。”《安令节墓志铭》：“君讳令节……出自安息国王子。”像这一类的墓志铭还不少，不仅在他们的墓志铭上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还写明了原来的国籍，这些都说明西域胡人迁居内地，并非“其名字不通于华夏”。据“范碑”云：李白之“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李客”就是从外地迁来的姓李的客人的意思，这的确不是他的真实名字，如果他是异族，定居在青莲乡后，完全可以像当时成千上万个内迁中原的胡人那样改一个中国式的名字，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隐去真名，任别人叫他李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一个有意隐瞒真名的隐士。所谓隐士就是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不事王事，高尚其志”的知识分子。隐士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在国家初步形成时就有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秦汉以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确立，士阶层的主体人格与专制主义发生冲突，其中一部分人采取消极逃避的形式，远离政治，隐居于林泉，这种现象历代不衰。唐代是中国古代隐士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隐士人数之多超过前代。在唐诗中出现的“处士”、“征君”、“逸人”等都是指的隐士。“当时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尽管唐朝前期，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又实行了科举制，为士人发挥才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在君主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制约下，科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仕途竞争，而且科举取士名额有限，“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有的士人不愿意去挤壅塞的仕途，而走上了退隐之路，也有的为追求人格的独立，或在政治倾轧中逃避风险而隐居。元次山说：“老死岩谷，远迹时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与时世不合，必识高行独与时世不合，不然则刚褊傲逸与时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则身不足以为祸，将家族以随之。至于伤污毁辱，何足说者。故使之矫然绝世，逃其不容，直为逸民，竟为退士，枕石饮泉，终身而已。”李白之父就是这样的隐士。据“范碑”云，李白之父“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草堂集序》说李父“逃归于蜀”，《李翰林集序》说李父“乃放形，因家于绵”。又《蜀中名胜记》引唐代于邵立的李白碑说，李父“避地客蜀”。《杜诗补遗》说：“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把这些史料综合起来看，李白之父因某种原因“与时世不合”，“遭逢不容”，为避仇或避祸，举家逃到西蜀青莲乡这个偏僻的地方，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成为“逋客”，即避世的隐者，就是彻底摆脱名羁利锁，避开尘世干扰，隐名埋姓，尽可能不让人知晓。历史上固然也有隐士留下姓名，甚至载入《隐逸传》，但有更多的隐士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他们“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如在西汉末涪县(距李白故里30公里)近郊就有隐者“不知何出，尝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病者，时下针石，辄时而双，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这位隐者虽写了世界上第一部针灸专著，但他的真实姓名一直不为人知。我们总不能因为这位隐者未传下真实姓名而推断他是西域胡人吧!
四、从李白精通异族文字以及生活习性等也不能推断出他是异族人
有学者把李白精通异族文字作为他是异族人的证据。窃以为不能成立。李白精通异族文字这是事实，刘全白《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范碑”云，李白“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这里说的“蕃”是对西方少数民族及外国的通称。以后《今古奇观》及戏剧据李白曾“草答蕃书”的事实加以夸张，虚构情节，说是渤海国(在今东北境内)使者带来用本国文字写的宣战书，满朝文武都不认识，只有李白才能识得，并当场回书，平息了一场战乱。于是据此误认为，只有李白认得异族文字，那么他应当是异族人。事实上在大唐王朝中绝不止李白一人识得异族文字。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语言的各民族交往十分频繁，据《周礼》载，早在周朝就设有“译者”。
汉代的鸿胪寺(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属官中有“译官令”。唐代与外国交往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翻译人员也大大增加。《新唐书·百官志》载：“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这当然要懂蕃语的才能询问。据《唐会要》载：“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这说明在鸿胪寺中有专门搞翻译的。唐代翻译大量佛经，设立了翻译道场，这之中也集中了一大批翻译人才。总之，在大唐人士中绝不止李白一人懂得异族语言，我们不能认为李白懂异族语言就一定是异族人。松浦先生也承认：“李白有很高外语水平”与“异族出身”，“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
能否说“李白有豪侠之风亦与中华之传统文人不类”来证明李白为异族人呢？其实豪侠之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在中原大地上十分盛行，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游侠列传》，歌颂汉初的朱家郭解等游侠。秦汉虽打击压制豪侠，但豪侠之风并未断绝，至唐代就更为盛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唐代诗人有豪侠之风。如李白的老乡陈子昂及其父陈元敬就“以豪侠闻”。李白的老师赵蕤也是“任侠有气”，所以以李白有豪侠之风来推论他是异族人也是站不住脚的。
李白《扶风豪士歌》云：“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脱帽欢舞为夷礼，我们能否说李白习此夷礼就推论他为异族人呢？不能。唐代实行民族开放政策，中西文化和各族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中原人接受了不少外来的东西。汉人染上胡风是普遍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时髦。《新唐书·五行志》云：“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这在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如唐三彩、壁画等也可证明，元稹《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仙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肖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就生动地描绘出崇尚西域风气的情景，作为汉族人的李白在那时习“夷礼”毫不足怪。
李白出蜀不久，同行的友人吴指南病故，李白将遗体暂时安葬，隔几年后将骨殖洗削，背赴于鄂城之东再葬。能否从这个不同于当时汉族人的安葬方式就推论他是西域胡人呢？否。这种葬法叫迁葬或二次葬，在我国中原的仰韶文化墓葬中普遍存在，在巴蜀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继续保留，如西南夷中的邛都人(在四川西部)就是实行二次葬，人死后尸体先存于别处，数年后，血肉腐化，检其骨殖，葬于大石墓内。李白生长于巴蜀，受此习俗之影响，安葬了友人的尸骨，这一习俗不能证明他是西域的异族人。
从李白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也看不出李白是胡人。李家烈先生认为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是相抵牾的”，因而断言他不是汉人。李白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深入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李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笔者认为在李白博杂的兼容性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不能抓住李白的某些诗句或某些行为就片面地得出李白与儒家文化相抵牾的结论。李白的确写过嘲讽鲁儒的诗，但鲁儒不能与儒家文化画等号，李白也说过“凤歌笑孔丘”，但他也有许多的诗文中尊称孔子为“大圣”、“圣人”，在他临终时还吟道：“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句诗，呼唤的是孔子!怎么能说他对孔子及代表的儒家文化是抵牾的，唐代实行开明的宽容的文化政策，允许儒道佛三教自由辩论，也并未把儒家定为一尊，文人们说一些“嘲尧舜笑孔子”的话，并不是“极罕见的”。杜甫有诗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难道我们能抓住这句对孔子大不敬的话来推论杜甫与汉族儒家文化相抵牾，进而得出杜甫是外国人的结论吗？
再说，从李白的“家庭观念与汉族儒家文化相去甚远”，能否推论李白是异族人或外国人呢？否。在汉人中也不乏家庭观念薄弱，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王琦是说过：“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但他接着还有一句话：“疑其迁化久矣。”这种推论是很有道理的。李白故里青莲的民间传说，李白十多岁出蜀之前，还没有任何名声时，父母已去世，出蜀后在故乡已无父母可思，这种事与李白国籍毫不相干。
李家烈先生说：“对待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争的态度，这是判别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士的分水岭。李白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没有丝毫汉族的‘夷夏之防’观念，明确反对边疆战争。”以此证明李白不是中国人。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李白对边疆战争并非一概反对，他对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奴役压迫少数民族的不义之战是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的，李家烈先生举出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诗就属这一类。李白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正义战争又是坚决拥护的，写了许多诗赞扬边疆战士的英雄气概，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如《塞上曲》、《塞下曲》、《从军行》、《出自蓟北门行》、《白马篇》、《发白马》等等，特别是《胡无人》：“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还有《送外甥郑灌从军》：“当斩胡头衣锦回，枭首当悬白鹊旗”、“斩胡血变黄河水”等诗句，难道不能说是李白鲜明地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仇视蔑视少数民族入侵者吗？如果把这些诗与李先生举出的高适、储光羲等人写的“蔑视少数民族，把少数民族写得非常不堪”的诗放在一起，恐怕是看不出有多大的民族立场上的差别。据笔者粗略统计，李白写的《胡无人》这类鼓励边疆战士多杀“胡虏”之类的诗有三十多首，而《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之类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的不义之战的诗还不到十首。李先生说对于在边疆作战有功的哥舒翰将军，李白写诗谴责，而杜甫却“把哥舒翰吹捧得不着边际”，以此说明李白是胡人。其实李白也有吹捧哥舒翰的诗，《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天为国家育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漫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把哥舒翰吹得超过了古代名将卫青、白起，比杜甫吹得更不着边际。杜甫也有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发动边疆战争的诗，如著名的《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血泪的控诉中也包含对哥舒翰在青海屠杀吐蕃人的谴责。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哥舒翰就是地地道道的西域胡人，《旧唐书·哥舒翰传》：“哥舒翰，突骑施(突厥人的一支)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世居安西……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父是突厥，母是胡。”哥舒翰深受唐王朝重用，成为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元帅，封为平西郡王，官至宰相，这个事实说明李唐王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没有严格的“华夷之防”。哥舒翰是地地道道的胡人，照李家烈先生的逻辑，他应当反对边疆战争，至少也应当对少数民族手下留情，然而哥舒翰却在边疆战争中大肆斩杀少数民族，以致遭到李白、杜甫的强烈谴责。因此，要以有无“华夷之防”作分水岭来判断是不是汉人，是说不通的。抓住李白少量诗歌中反对边疆战争的内容，得出李白不是中国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