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究竟是不是李唐宗室这个问题，其实在李白在世时就已经有了否定性的答案。唐玄宗天宝元年七月下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后，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人宗正寺，编入属籍。”而李白其时初至长安，正受玄宗宠信，若他真是李唐宗室，哪有不认亲的道理。不过认宗亲不能“口说为凭”，必须要有谱牒。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谱牒是高门世族的命根子，保持门阀的重要工具，选官的重要依据。《通志·氏族略》云：“自隋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翔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录》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陇西李氏属关陇士族，若李白真是皇族帝胄，在官私谱牒上必有记载，然而当时他却拿不出这种依据，因而无法申请“编入属籍”。后来范传正费尽力气想要找出李白家族的谱牒，结果失望，他说：“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伯禽随便写的这十几行很不完整的笔记，当然算不得谱牒，要说他是“凉武昭王九代孙”，也只能是“约而计之”，证据显然不足。李白在“干谒诸侯”的正式场合，在上书自荐中，如《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为宋中丞自荐表》只字未提自己是李唐宗室。与李白同时的魏颢、李华、刘全白及后一点的裴敬等在他们介绍李白的文字中，也未提李白是李唐宗室。可以说我们现在争论的李白是否李唐宗室的问题，早在—千二百多年前已经作了结论，现在再来争议显然是多余的。
既然李白非李唐宗室，为什么李白又要与李唐宗室的人称兄道弟、认叔认侄呢？为什么“李序”、“范碑”中要说他是李暠九世孙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作出解释。李白处的历史环境是：士族门阀制已延续数百年，虽已走向衰亡，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十分浓重。首先李唐皇帝的门第观念就很重。唐高祖曾对士族出身的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陈，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也？”这可以看出他颇以高门自矜。唐太宗在贞观八年准士族高士廉等所奏，重申士庶不能通婚，除去三百九十八姓士族“许其通婚媾”外，其他“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他后来又令人修《氏族志》，也是为了提高皇族和关陇士族的门第。既然皇帝就有这样重的门阀意识，必然影响整个社会，攀附高门冒充士族成为一种风气。刘知几在《史通·邑里》中说：“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士定名，虚引他帮，冒为己邑……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国讳，皆改为李氏，如书其邑里，必曰陇西、赵郡，夫以假姓，犹且如斯，则真姓者断可知矣。”张尔岐《蒿庵闲话》云：“近俗喜联宗，凡同姓者，势可籍，利可资，无不兄弟侄叔者矣，此风大盛于唐，其时重旧姓，故竞相依附。至于每放一榜，诸中试人与主司同姓则为侄婿，与主司之母同姓则为表侄，与主司之妻同姓则为妻侄。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曾祖母，必求有当。交互组织，无非嫡亲骨肉，真异事也。又有可异者，杜子美《重送刘十弟判官》诗云： ‘分源豕韦派，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注云： ‘刘杜本一姓，故公与刘十为兄弟。’习俗移人一至此乎？”杨慎云：“盖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称宗室，既不封以禄位，惟虚名夸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也……大抵唐人族姓皆冒滥，如令狐楚入相后，天下姓胡者改胡为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温庭筠诗云：‘自从元相登庸后，天下诸胡尽带铃’，呜呼！宰相之势不过十年，而人竞改姓以附之，况堂堂一统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几在千万矣。”由上可知，唐代冒称宗室，攀附高门是一种社会习俗，李白在与李唐宗室交往中称兄道弟，在赠诗中标出祖孙、侄叔、兄弟关系是毫不足怪的，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由于李白不是真资格的李唐宗室，没有谱牒作依据，因而攀亲时在辈分上往往前后矛盾，游移不定，对此陈寅恪、郭沫若、詹锳诸先生已作了详尽的考证。这种辈分上的前后矛盾恰好露出了李白冒充李唐宗室的马脚。我们也不必责怪李白势利庸俗，其实李白既非李唐宗室，他的“凉武昭王九世孙”的身份并不可靠，没有什么辈分可以降低，只不过在与姓李的人交往之时根据对方的地位、年龄，随机应变，称兄道弟或认叔认侄，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当时社会环境下，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礼貌用语，今天我们又何必弄假成真，硬要指派李白为李唐宗室的某房某辈呢？
$第四节 李白非李陵之后
张书城先生在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上独辟蹊径，遍搜汉至唐史籍中李氏家庭发展的蛛丝马迹，考证出李白是西汉的李陵在投降匈奴后与单于女儿结婚后所生的后代。范伟先生在《李白氏族的研究》中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李白乃“汉之苗裔，胡之身躯”，“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二位先生都认为李白先世“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是指隋炀帝捏造李浑、李敏(李陵后裔)谋反罪，诛杀三十二人，其余家属“并徙岭外”，他们认为这个“岭外”就是指葱岭以西。对这种看法我是不赞成的。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载，大业五年，隋炀帝“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徼”。《隋书·李浑传》：“诛浑、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余无少长，皆徙岭外。”《北史·李敏传》：“诛浑、敏等，自余无少长，皆徙岭表。”“边徼”是概指，当然可以包括西部边境，而“岭外”、“岭表”都是专指五岭以南，今两广、越南北部。“岭外”、“岭表”与“岭南”是同一概念。《隋书·地理志》：“自岭(五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唐代在这里设岭南道，又称之为岭表、岭外。《隋书·谯国夫人传》：“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夫人兄南凉刺史挺，持其富强，侵掠旁郡，岭表苦之……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及宝卒，岭表大乱……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资治通鉴》卷二○七载：武则天“贬魏元忠为高要(今广东高要县)尉，(高)戬(张)说皆流岭表，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唐末刘恂著《岭外代答》都是记的岭南的风俗物产。由上可知，隋、唐、宋人所说的“岭外”、“岭表”都是指岭南，那么李浑、李敏的遗属被流放的“边徼”、“岭外”、“岭表”都是指的流放岭南，而李白的先世“一房被窜于碎叶”，两者方位不同，相距万里，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张先生把李浑、李敏的遗属被流放于“边徼”、“岭外”、“岭表”具体指定为焉耆，又说焉耆与碎叶两个概念可以画等号，于是“流放岭外”就与“被窜于碎叶”成了一个意思，这种解释实在牵强。因为焉耆并非隋代的边徼，也不在葱岭之外，碎叶与焉耆并不是同一地点。据《隋书·西域传》载，在隋打败吐谷浑后“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看来隋代的边徼最西只达且末，距焉耆尚远，罪人也无法流放到焉耆。如果把“岭外”的“岭”解释为葱岭的话，焉耆并未在葱岭之西或葱岭之外，而是在葱岭之东或葱岭之内。碎叶倒是在葱岭之外，但碎叶与焉耆又是两个相距千里的不同的地方，焉耆无碎叶城，西域只有一个碎叶在中亚碎叶河边，上文已有详细论证，在此不必赘述。
李浑、李敏的冤案在唐王朝建立之初就平了反，《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武德元年八月“诏曰：隋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浑)，左光禄大夫李敏，并鼎族高门，元功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然李氏将兴，天祚有应，置契深隐，妄肆诛夷，朕受命君临，志存刷荡，申冤旌善，无忘寤寐，金才可赠上柱国申国公，敏可赠柱国观国公。又前代酷滥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
此诏书距冤案发生仅三年，若李白先世确实是李浑、李敏的遗属，他们一定会凭着这道诏书光明正大地回到内地，哪里等到八九十年后才“遁还”、“逃归”。所以说李白是李陵之后裔，证据很不充足。
$第五节 李白出身寒微其父是隐士
李白出身既非西域豪富，也非门阀士族，更不是皇族龙种，而是出身于普通百姓之家。李白自称“陇西布衣”，布衣就是普通老百姓，不仅他是布衣，一生未得官品爵禄(“供奉翰林”也不是品官)，他的祖辈也是庶民百姓。李白曾说他的远祖为李耳、李广，这是当时凡姓李的人都可以这样说的，李白对他的近祖则语焉不详，“李序”说：“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这只能说明他的父祖辈是普通百姓，没有什么高贵血统可以炫耀，没有什么官爵值得称道，更找不到官、私谱牒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