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扬雄都是凭着自己的辞赋名闻天下，感动人主而被召入京，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的成功之路深深地影响了李白。他不愿按部就班走科举之路，而是要像自己的前代同乡那样“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凭自己的才华和锦绣文章被天子破格任用，一步登天。他向唐玄宗献赋，就是学的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得到天子的重视。他说：“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他还以司马相如、扬雄自比，如“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可见受司马相如、扬雄影响之深。
李白从思想意识、性格、文学创作风格等方面受乡人陈子昂影响甚深。陈子昂，射洪人，射洪与绵州相邻，李白与陈子昂的故居相距约一百公里。陈子昂在公元700年去世于射洪，第二年李白出生于江油。他们都受同一地域文化的熏染，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陈子昂出身豪族，其父“瑰玮倜傥”，“以豪侠闻”，“山栖饵术”，“究览坟籍，居家园以术其志”(卢藏用《陈氏别传》)。可见是一位行侠仗义，颇有文化修养的隐士，与李白之父“高卧云林，不求禄仕”非常相似。陈子昂与李白都不专攻儒家经典。陈子昂“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谏政理书》)，“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卢藏用《陈氏别传》)；而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们都受道教影响很深。陈子昂“家世好服食，昔常饵之”(《观荆玉篇序》)，“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答洛阳主人》)。他们都曾学纵横之术，任侠仗义，轻财好施，喜欢击剑，放荡不羁。陈子昂说：“赤丸杀公使，白刃报私仇”(《感遇》三十四)；而李白也是“少以侠自任”，“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陈子昂“好施轻财而不求报”(《旧唐书·陈子昂传》)，而李白也曾“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对同乡前辈陈子昂很崇拜，他说：“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浮。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赠僧行融》)他把陈子昂比为卓尔不群的凤凰与麒麟，可见十分的敬慕景仰。朱熹说：“李太白诗……《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子语类》)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者，他秉承了巴蜀人不师故辙、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当时流行在诗坛上的仍然是形式主义的衰靡文风，“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修竹篇序》)。他大加抨击，以“复古”为旗号，继承“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传统，主张诗歌要发扬批判现实的作用，要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又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体现他的革新主张，从而奠定了盛唐诗歌的坚实基础。李白则是承传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的主张，并加以发扬光大，高举诗歌革新的大旗，尽扫梁、陈衰靡之风。正如李阳冰所说：“陈拾遗(陈子昂)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草堂集序》)两位巴蜀文化孕育出来的诗人，前后相继，进行盛唐的诗歌革新，迎来了中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
$第三节 李白为巴蜀文化增添了光彩，深深影响巴蜀世代文人
巴蜀文化孕育了李白，李白又为巴蜀文化增添了光彩，丰富了巴蜀的文化的内容，李白的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对巴蜀后世的文人学士产生了巨大影响。继李白之后，宋代有苏轼，明代有杨慎，清代有李调元，现代有郭沫若……这些“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这些杰出的巴蜀人物都非常尊崇李白，继承和发扬了李白的思想和创作风格。
苏轼青年时期就“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形成了他思想的博杂，对儒、道、佛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被称为“蜀学”。苏轼非常赞赏李白傲岸不羁的性格，他说：“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苏轼以李白为榜样，一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绝不阿附新旧两党的权贵。在诗歌创作方面，继承了李白提倡的清新、自然、质朴之美，反对刻意雕琢和模拟；发扬了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词想象丰富，夸张奇特，比喻巧妙，豪迈奔放，气势磅礴。我们可以看出李白与苏轼之间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很明显的承传关系。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对李白十分景仰，清人叶思庵说：“杨用修好誉其乡人，屡尊太白。”(《龙性堂诗话》)他认为“李白为古今诗圣”(《周受庵诗选序》)。杨慎与李白有许多相似之处。杨慎也是从小就广泛涉猎经史，知识领域非常宽广，《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惟慎为第一”。他因仗义执言，遭到贬谪，其身世颇似李白而更为不幸，故对李白这位同乡前贤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情。面临人生的挫折，他学习李白的乐观豪放，疏狂恣肆，纵酒论诗，逍遥物外，以求自解。他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生平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考证。他的诗歌也是取法于李白，“杨子冠之年也，其修辞荡放流动，沨沨乎入李白”(张含《南中集序》)。他像李白那样喜欢写乐府歌行体，他写的一百多首古乐府，深得李白之遗韵。
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李调元是绵州人，与李白可以说是小同乡。对于李白这个同乡前辈诗人推崇备至，他自称：“余自束发授书，即喜太白所为诗歌文章，每手一编，朝吟而夕览。”(《重刻李太白全集序》)他自比李白“余本今之诗狂者，非李太白不取也”。他甚至说“我诗颇向太白偷”，也就是借用或化用李白的诗句。可见李白诗歌对李调元影响之深。李调元与李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在其故乡，传说其是李白转世。李调元也是从小显露才华，博览经史子集，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他也当过翰林，他的性格也像李白那样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他也曾怒斥向他索贿的宦官。由于得罪权贵而遭贬谪，又中途遇赦。他赞赏李白“豪气压群凶，能使力士脱靴，贵妃捧砚”。他对李白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他说：“我蜀多才人，皆为文字官，皆不择细行，又皆窜夷蛮。唐之李供奉，长安酒家眠，朝赋清平调，暮窜夜郎天。”
李白一直影响到现代的郭沫若。郭沫若对同乡前贤李白特别推崇，他明确表示“唐代的几位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明显地表现了对李白的过分偏爱。郭沫若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格，后来他一生好做翻案文章，这不能不说是受李白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诗歌创作，深受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在“五四”时期创作的以《女神》为代表的新诗，气势雄浑豪迈，激情汹涌澎湃，敢于冲破旧文化的罗网，大胆追求自由解放，标志着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郭沫若的新诗，从思想到艺术风格与李白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割断的承传关系。郭沫若在李白研究方面是下了深功夫的。在“文革”十年学术界一片荒漠之时，写了专著《李白与杜甫》，尽管其中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说李白出生碎叶，李白之父是豪商等；有些是受当时政治风气之影响，如对杜甫诗歌搞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批判，是不可取的。但书中对李白及其诗歌进行了总体的深入的研究，提出“李白的思想……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批驳了李白是西域胡人的错误观点，论证李白曾二入长安……他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为李白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白、苏轼、杨慎、李调元、郭沫若等虽生活在不同时代，但他们在思想、性格、文风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能不从“环境之熏习”来看这个问题。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中一再强调一种思想和风格的形成与“环境之熏习，家世之遗传”有很大关系。从历史上看，任何有独特风格的文学艺术家，都有其浓厚深远的文化承传关系，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作品必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有所在区域文化的鲜明烙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说：“个体生命史首先要适应他的共同体世代相传的方式和标准从他出世时候起，他生入其中的风俗习惯就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会讲话时，他已经成为他所属文化的小小创造物，到他长大并且能参加他的活动时，它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它的信念就是他的信念。”这就是说人在其所生活区域的文化对这个人的影响是难以察觉和无可抗拒的。在特定区域内产生的特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代代相传，不断积淀固化，并体现在该文化圈内的社会群体特征和个体行为表现上。在巴蜀这块土地上，历史上出现的文化名人，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再到苏轼、杨慎、李调元，以至现代的郭沫若、巴金、沙汀等，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出许多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巴蜀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的鲜明烙印。
李白继承了巴蜀文化的优良传统，在他走出夔门遍游天下时又汲取了其他各地域文化的精华，才使他成为唐代诗坛的泰斗。如果他不走出巴蜀，不接受其他地域文化之精华，充其量不过三四流诗人，对此应作出足够的评价。
不过，李白受各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主有次，但影响最大、最深的仍是巴蜀文化，因为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蜀中度过的，而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影响是终身难以改变的。这就使李白形成他独特的个性。如上所述，学术思想方面的“杂”，艺术表现上的浪漫主义以及奔放不羁的人文性格都在青少年时期给李白的思想和创作打下深深的烙印。李白出蜀时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涂上了巴蜀文化的特异色彩，后来接受的各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过是在已有的色彩上再增异彩，这就使李白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例如李白与杜甫是同时代的伟大诗人，他们同样受中华文化的哺育，他们的确也有不少的相同之处，但他们的个性是很不同的。这是因为李白先生活在南方，后生活在北方，而杜甫先生活在北方后生活在南方，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地域文化影响不同。杜甫青少年时期受的是北方文化的影响，从小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因而他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他的创作风格是现实主义的，这与李白有明显的区别。
李白蜀中主要活动年表
公元701年武后长安元年诞生于蜀之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江油市青莲镇)。
公元705年中宗神龙元年五岁在父亲指导下开始读书，“诵六甲”等。
公元710—714年睿宗景云元年至玄宗开元二年十至十四岁在青莲家中博览诸子百家，通观史籍，诵《子虚赋》等诗赋，创作诗歌：《咏石牛》、《萤火虫》、《即景》、《上楼诗》、《初月》、《雨后望月》、《晓晴》、《对雨》、《望夫石》等。
公元715—717年玄宗开元三年至开元五年十五至十七岁公元715年春夏做昌明县小吏，吟《谢令妻》、《山火续句》、《观涨续句》，得罪县令后上匡山与东岩子隐居。观奇书，作诗赋，练剑术，游神仙，养奇禽。创作的赋有《拟恨赋》、《明堂赋》，创作的诗有《太华观》、《寻雍尊师隐居》、《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等，游窦圌山有题句。绵州举有道，不应。
公元718—719年玄宗开元六年至七年十八岁至十九岁到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拜赵蕤为师，从学岁余。
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二十岁春夏之交拜谒苏颋，游成都，创作《春感诗》、《登锦城散花楼》、《白头吟》，夏游眉州象耳山。至渝州，拜见李邕，写《上李邕》、《酬宇文少府见酬桃竹书筒》。秋游峨眉山，创作《登峨眉山》。冬回大匡山，写《冬日归旧山》、《大猎赋》。
公元721—723年开元九年至十一年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继续隐居大匡山，读书，练剑，游仙。访江油县尉，写《题江油县尉厅》，探禹穴题字，游剑门关。
公元724年开元十二年二十四岁辞亲远游，离大匡山时写《别匡山》，在从岷江清溪驿至渝州途中写《峨眉山月歌》，至万县停留半年，写《蟾蜍薄太清》。
公元725年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春三月离开万县，东出三峡，创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宿巫山下》、《巴女词》等，题《上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