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白那样崇敬孟浩然呢？这是因为李白与孟浩然有相同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性格，或者说在孟浩然身上李白看到了自己理想的人格。李白与孟浩然共同生活在盛唐时期，他们都想建功立业，都有饱满的政治热情，远大的理想，愿把自己的才智献给太平盛世。李白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抱负，想做帝王之师，“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孟浩然为孟子之后裔，受儒家入世思想之熏陶，也具有积极入世之心，有远大的抱负，他说：“吾与二三子，平生交结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杳冥云海去，谁不羡鹏飞”(《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谓余搏扶桑，轻举振六翮”(《山中逢道士云公》)，“再飞鹏击水，一举鹤冲天”(《岘山送肖员外之荆州》)，“安能与斥，决起但枪榆”(《送吴悦游韶阳》)。孟浩然这一类诗把自己比为大鹏、鸿鹄，把胸无大志的世俗小人比为斥，这与李白极其相似。李白也是以大鹏自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的《大鹏赋》更是把大鹏作为自己理想的化身，把胸无大志的小人讥笑为“斥之辈”，这说明李白与孟浩然都有共同的宏伟抱负。
李白与孟浩然都采取了“养望待时”，以隐逸求仕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们都有过隐居的经历，李白曾在蜀中隐于岷山之阳(大匡山)，后又与“竹溪六逸”隐于徂徕山。孟浩然更是长期隐于鹿门山，但他们都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要通过隐居获得较高的声誉，求得有力者的推荐。李白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食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孟浩然虽隐居于田园也是以隐居为手段，以岀仕为目的，他“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晚春卧病寄张八》)，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结束隐居，实现报国之志，“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送陈七赴西军》)。李白与孟浩然都是身在山林而心怀朝廷，这方面有许多内容相似的诗歌。孟浩然：“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途怜上林雁，冰判已回翔。”(《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寄语朝廷当事人，何时重见长安道？”(《卢明府送郑十三还秦兼寄之什》)李白在这方面的情感更强烈，“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他盼望着“何当赤车使，再往召相如”(《赠崔侍御》)。
李白和孟浩然虽然用世心切，但并不趋炎附势，苟取富贵，他们都卓然傲世，鄙视权贵，决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仕途上很不得意，陷于想入世而又历经挫折，想出世而又不甘心老死于林泉的双重矛盾之中，因而他们的内心都充满着牢骚幽愤。孟浩然一方面是“冲天羡鸿鹄”，另一方面又“争食羞鸡鹜”，他想入世做官，但又不愿与像鸡鸭那样的小人去争食，不愿去走后门投靠权贵，他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带异抽簪。”(《京还赠张淮》)用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和嵇康自称“七不堪”的典故，表明自己不愿去趋奉长官，忍受官场对个性的约束。他说：“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病寄张八》)他认为世人只顾自我吹嘘，社会陋俗使人知音很少。他埋怨“乡曲无知己，朝端乏故亲”(《田园作》)，“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送金大凤进士赴举》)，“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实际上是说自己怀才不遇，无人援引，未得明主所用。李白在这方面感情表达得更加强烈，他高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梁甫吟》)。他始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高尚情操，他说：“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与孟浩然在超出俗流，保持高尚节操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李白与孟浩然都非常热爱大自然，对大自然有一种亲和力，他们理想的人生道路是功成身退，在建功立业之后，回归到大自然。他们在入世的过程中颇受挫折，心灵上创伤累累，又在大自然中寻找医治心灵创伤的灵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恬静，因而他们创作了许多描绘自然美景的山水诗篇。孟浩然《自洛之越》云：“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怨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又云：“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归》)表明他要告别尘世间污浊的名利场，到山水中去寻找乐趣，“隐鹿门以诗自适”，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他在《涧南即事贻皎上人》中云：“敝庐在郭外，素户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歌唱南轩。”《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天。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他的这类诗表达了在美好的大自然中恬静自适的心境，《夜归鹿门歌》云：“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棲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在诗中表现了人与自然浑一的清幽境界。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幽美静谧的环境与怡然自得的心情相互融合，表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李白生长在景色幽美的西蜀，隐居于山势雄奇、飞瀑流泉的大匡山，故乡的奇山秀水使他热爱大自然，他希望在建功立业之后功成身退，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他从政失败后，“脱屣轩冕，释羁韁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优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李公新墓碑》)。他一生“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经常沉醉在大自然中，忘掉怀才不遇的苦闷。他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白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山成了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将月伴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明月和影以及鲜花都成了他的好朋交，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王夫之《唐诗选评》评此诗：“清旷中无英气，不可效陶，以此作视孟浩然，真山人诗尔。”这首诗飘逸清旷，与孟浩然的《夜归鹿门歌》风格非常相似。
李白与孟浩然在诗歌创作上都主张“贵清真”，自然浑成，反对刻意雕饰，历代的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孟浩然的诗歌艺术特色是“清淡”，也有“清新”、“清远”、“清旷”、“清雅”、“清真”之说，总之，围绕一个“清”字，杜甫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所谓“清，朗也，澄水之貌”(《说文》)，也就是明净澄澈之意。“清”还包含着风骨的内涵，王运熙、杨明先生说：“结合盛唐不少诗人力追建安风骨的倾向看，其所谓清或清新，一部分与风骨相通。”(《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孟浩然清新、清淡的诗风，是对南朝至唐初诗坛上流行的“绮靡”之风的否定。闻一多先生对此有很高评价：“到孟浩然手里，对初唐的宫体诗产生了思想和文学两重净化作用，所以我们读孟的诗觉得文字干净极了，他在思想净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当与陈子昂平分秋色，而文字的净化，尤推盛唐第一人，由初唐荒淫的宫体跳到杜甫严肃的人生描写，这中间必然有一段净化过程，这就是孟浩然所代表的风格……在文字净化方面，只有摩诘、太白、香山可以敌他，但论纯自然不事雕琢这一点，那只有在他以前的陶渊明到此境界了。”(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闻先生说孟浩然是“宫体诗的净化者”，“盛唐初期诗的清道者”，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李白与孟浩然是志同道合。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思想，更高地举起诗歌革新的旗帜，批评了自从汉赋以来过于浮艳的创作风气，主张恢复《诗经》、《楚辞》文质并茂的文学传统。在诗歌审美风格上明确地提出了追求清新、自然、真切之美。他向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对盲目模仿前人和雕琢藻饰的创作倾向，反对“东施效颦”。李阳冰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草堂集序》)李白对唐代诗歌革新，不仅继承了陈子昂的事业，也与孟浩然一道，共同努力才取得了伟大成就。
正因为李白与孟浩然在理想抱负、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的一致，孟浩然又比李白年长12岁，李白就对这位兄长般的知音非常尊重和崇敬。
李白与孟浩然都是中华文化孕育的盛唐时代产生的伟大诗人，因而有上述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也就是那个时代诗人的共性。但由于李白与孟浩然的青少年时期，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因而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又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各有其个性特征。人们总是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特殊的环境中创造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人们在青少年期间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环境影响，会在他一生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说：“儿童期经验是成人个性区别的根本来源。”(见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我们在研究李白与孟浩然的不同时，不能不研究他们的家庭教育与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
孟浩然在《书怀贻京邑好友》中说：“维先自周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他是孟子的后裔，世世代代以诗礼传家，从小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再看其地域文化背景： 襄阳虽属楚地，应当是楚文化圈，但他不是楚文化的腹心地，它的地理位置紧靠河南，中无大山阻隔，受河洛文化影响很大。河洛文化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的文化，洛阳是周朝的王畿之地，周公旦曾在此制礼作乐，可以说是“周礼”的发源地。孔子曾到洛阳学习周礼，而后创立儒家学说，可以说洛阳是儒家的发源地。从东汉至隋唐，洛阳一直设有太学，传授儒家经典，成为全国传播儒家思想的中心之一。东汉末，北方战乱不已，笃信儒术的刘表作荆州刺史近二十年，驻节于襄阳，河南南阳一带也属他管辖，他十分重视教育，尊重儒家。北方关西、兖、豫等地的经学大师，为躲避战乱，云集于相对安定的襄阳，研究经学，教育后生，襄阳成为当时全国经学研究的中心。全国一流的学者，经学大师宋仲子、司马徽、颖容等都曾在襄阳讲学，远在西蜀的尹默、李仁也到襄阳求学，可见当时襄阳的儒风盛极一时。孟浩然的祖辈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迁移定居到襄阳的。总之，孟浩然的一生主要是生活在儒风较盛的襄阳，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孟浩然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有主导地位。
由于李白与孟浩然生长的地域文化环境和家庭教育不同，因而在思想性格与创作风格上也有以下的不同：
李白的叛逆性格很明显，在他的诗歌中敢怒敢骂，其笔锋之犀利，抨击之猛烈，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他公开辱骂唐玄宗周围的权贵们是“蟊贼”、“苍蝇”、“鸡狗”、“魑魅”，在《雪谗诗》里大骂杨贵妃是祸国殃民的妲己、褒姒。在《古风》其五十一中以殷纣王、楚怀王这类昏君来影射唐玄宗，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更大胆地提出“社稷无常奉，明者守之；君臣无定位，暗者失之”。他并没有把皇帝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天的代表，认为祸国殃民的昏君就应当垮台。孟浩然深受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的教育，崇尚中庸之道，在诗歌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虽有牢骚而“绝不张怒”，感情十分平和，找不出像李白那样情绪激烈的诗句，即使最激烈的也不过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也不过是一种谦谦君子的反话，并不是直率的抗争。
李白诗歌的风格主要是浪漫主义，善于运用想象、虚构、夸张的表现手法，引进大量的神话传说，使诗歌显得飘逸、豪放、瑰丽，“飘飘然有凌空驭风之意”。这是受巴蜀传统文化影响之故。孟浩然的诗歌主要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对于客观景物和思想情感以写实的白描手法来表现，这是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的传统。
李白与孟浩然生活经历不同。李白走遍南北各地，广泛接受各地域文化之熏陶，生活道路大起大落，曾十分荣耀地被唐玄宗“降辇步迎”，供奉于翰林，也曾坐过监牢，披枷戴锁流放于夜郎。李白广泛深入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孟浩然虽然也漫游吴越巴蜀等地，但游踪远无李白那样远，生活的道路也比较平缓，生活的面比较狭窄，因而孟浩然诗歌创作的题材和内容远比李白的诗歌狭窄单薄得多，没有像李白那样的鸿篇巨制。苏轼说：“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后山诗话》)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一方面肯定孟诗“韵高”；一方面说“才短”，“无材料”，其意思是说孟诗表达技巧不足，素材积累较少，题材比较狭窄。
李白与孟浩然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都是唐代诗坛上的明星，而各自又不同，李白像是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大江，而孟浩然像清澈澄碧，平缓流淌的小河，都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