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亨元年(670)“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资治通鉴》卷二○一)这四镇中有焉耆无碎叶。在巴湖碎叶设镇以代焉耆是在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定了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叛乱，王方翼筑碎叶城之后。《新探》认为这次平叛地点在匐延都督府(塔尔巴哈台一带)，而筑城肯定不是巴湖碎叶，而是在哈密碎叶。这就在史实上引起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混乱。裴行俭平叛是从西州召集人马的。塔尔巴哈台在西州西北千余里，哈密在西州以东约六百里，怎么可能在西北平了叛又退向东边千里之外筑城呢？事实上裴行俭平叛就在碎叶水流域，王方翼就是筑的巴湖碎叶城。据《资治通鉴》：“龙朔二年……继往绝(即蒙池都护府阿史那步真)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唐朝虽让都支兼了一个匐延都督的职务，但并非只控制匐延一小块边远的地方，他们已控制十姓部落，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叛乱的中心当然在西州以西，西突厥的腹心地带——碎叶水流域。裴行俭平叛的路线也是从西州向西，而不是向西北方向的匐延都督府。据《旧唐书·裴行俭传》：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为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绐其下曰： ‘今正炎蒸，热坂难冒，秋凉之后，方渐可行。’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乃召四镇诸蕃酋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亡。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是时，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游，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兵到，计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箭契，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遮匐寻复来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据当时的人张说所写的《太尉裴公神道碑》云：“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尘而雅拜，四镇酋渠，连营而谘酒，一言召募，万骑云集……裹粮十日，执都支于帐前，破竹一呼，钳遮匐于麾下，叶戌相庆，立碑碎叶。”从这些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裴行俭平叛是在西州召集人马，向西行军。“万骑云集”，“裹粮十日”，“倍道而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了都支，迅疾的骑兵在十天之内当然可以到达西州以西两千里的碎叶水地区，在那里平了叛，就近将都支押送巴湖碎叶，并在碎叶立碑纪功。《新唐书·西域传》：“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波斯王子泥涅师)，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这也证明裴行俭在平叛后确实将波斯王子送到了巴湖碎叶。若果把这个碎叶搬到东边三千里的哈密，那才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可能在西州以西平了叛，又把波斯王子往东送到哈密，这岂不是背道而驰吗？
平息了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叛乱之后，唐王朝必然要进一步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因而有王方翼筑碎叶城和在碎叶设镇以代焉耆之举。据张说《王公(方翼)神道碑》载：“裴吏部名立波斯，实取遮匐，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公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旧唐书·王方翼传》：“又筑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伏隐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竟来观之。”王方翼作为裴行俭的副手，在他们平定了碎叶水流域发生的叛乱后，当然是在碎叶水南岸修筑碎叶城。若是退到三千里以东的哈密筑什么“碎叶城”，岂非咄咄怪事。从考古资料证明，碎叶水南，今之吉尔吉斯托克玛克附近之阿克·贝希姆废城，其城垣形制完全符合王方翼筑城的“街郭回互”，“屈曲隐伏出没之状”，而且还发掘了武则天时期敕修的供奉弥勒佛的大云寺。
王方翼筑碎叶城后，即在碎叶设镇以代焉耆，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继袭》载：“调露元年(679)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这里将碎叶列为四镇之首，并置保大军，这之后安西都护也驻节于碎叶。唐王朝为什么对碎叶如此重视呢？因为碎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当中西往来的孔道，无论从天山北路或是天山南路去中亚各国都得经过碎叶，这里既是重要的国际市场，又是西突厥的政治中心，常为西突厥建牙之所，据《新唐书·地理志》：“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据《大唐西域记》载，玄奘就是在碎叶城见到当时西突厥的最高首领统叶护可汗的。碎叶城又处于西突厥东西五部的交界处，五咄陆在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在碎叶之西，唐王朝在碎叶设镇就可镇抚西突厥十姓部落，屏障安西，以控西域。巴湖碎叶的这种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哈密所不能代替的，若在哈密设碎叶镇，怎能控制广大的中亚地区？怎能镇抚散布在碎叶水东西的十姓部落？
在碎叶建镇的第二年，即永隆元年(680)发生了车簿反叛。据《新唐书·高宗纪》载：永淳元年(682)四月安西副都护(《唐会要》作安西都护)王方翼平车簿、咽面。《王公神道碑》详细地叙述了这次战斗情况，“公在碛西献捷无虚岁，蹙车簿于弓月，陷咽面于热海，勒叛徒三千于麾下，走乌鹘十万于城外，皆以少复众，以诚动天。葛水暴涨，祭撤而三军涉渡，叶河无舟，兵扣而七月冰合，由是士卒益勇而戎狄益惧”。这次军事行动的地点都在巴湖碎叶之周围：弓月城在今伊宁市东北，中吉边境处；热海即碎叶东数百里之伊塞克湖；咽面在巴尔喀什湖之东；叶水亦称药杀水(锡尔河)在巴湖碎叶之西。而哈密距上述地点有数千里之遥，显然不会在这里设镇。
由于吐蕃的侵扰，武后垂拱年间，曾一度放弃安西四镇，据《汜德达告身文书》：“准垂拱二年(686)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阗、安(西)、(疏)勒、碎叶四镇。”至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旧唐书·吐蕃传上》)。以上所指碎叶当然是巴湖碎叶。突骑施部强大起来后，巴湖碎叶成为其建牙之地，但仍然是属安西四镇之一，而且安西都护仍驻节于此。据《资治通鉴》：“久视元年(700)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长安三年(703)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军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牙帐居之……中宗神龙二年(706)闰正月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冬十二月，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遁去。元振曰： ‘吾以诚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愠鹿州都督怀德王。”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斛瑟罗与乌质勒相攻不过是西突厥内部矛盾，乌质勒占领了碎叶，并徙牙帐于此，并未脱离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碎叶镇并未废除，作为安西都护的郭元振及副使解琬都还驻节碎叶，与突骑施酋长关系还很密切，即使在乌质勒与郭元振议军事而被冻死的情况下，双方关系还没有破裂，这并不像《新探》推测的：突骑施的牙帐设在巴湖碎叶，碎叶镇就只能设在哈密。若真是如此，郭元振就要跑三千里与乌质勒“议军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唐会要》载：“长安三年(703)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天山军并在碎叶城。”这当然是指巴湖碎叶，因为这一年乌质勒与斛瑟罗在碎叶打得正激烈，郭元振当然要求加强他的驻节之地的军事力量。
开元初，娑葛死后，其部将苏禄势力强大，“十姓部落稍稍归之”，唐王朝承认既成事实封苏禄为忠顺可汗。开元七年(719)“安西节度使表以焉耆备四镇”，碎叶镇被焉耆取代。
从调露元年(679)在碎叶设镇至开元七年（719）撤销，前后共四十年，唐代在此置重兵把守，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保障西域的统一和安全，并使唐王朝的政令能顺利推行到中亚地区。安西四镇之一曾设于巴湖碎叶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亚曾属于中国的版图。
前面论证了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确实在巴湖碎叶，并未设在哈密。“李白出生于哈密”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
此外，还有李白“出生长安”说，那就更缺乏依据。李白自述，其祖先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这是公元421年遭沮渠蒙逊难后的事情，距李白出生已近三百年，几代人的沧桑变化，不能说李白的家还在长安，从李白的诗文及同时代人的著述中找不出一点生于长安的证据。
“李白出生在洛阳”之说出现较晚。这个观点的发明者洛阳的王先生，依据的是李白的诗 《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君开万人丛，鞍马皆辟易。告急请宪台，脱余北门厄。”他把诗中叙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定在洛阳北门，时间定在李白15岁时(公元701年)。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已经解决了的斗殴，而王先生却推断：李白遭遇“北门厄事件”后，其父母和家人均被仇家所害，甚至连他的家族都受到连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隐名埋姓，只身逃到四川峨眉山一带避难。直到公元725年李白25岁时，他才离开峨眉山。王先生又推断：既然“北门厄事件”时李白只有15岁，当时他就生活在洛阳。一般来说，在古代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如果不遇战争或特殊天灾人祸，年龄在十四五岁的男孩大都在自己的家里生活，所以他的诞生地和故乡，应该也在洛阳。他还确定李白故居在洛阳爽明街一带，原本姓贾。“李白，字太白”的姓名及字，都是李白在洛阳遭遇“北门厄事件”后所改的。许多学者已论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中叙述的“北门厄事件”发生在李白30岁左右，一入长安之时。论据充足，在此无需赘言。王先生之说是主观臆断，没有史料依据，说不上是学术观点，只不过在编造一个虚构的传奇故事，不值一驳。
比较李白出生的各种说法，还是“出生蜀中”说证据最为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