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格龙写祭文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情了。
也是一个下雪天，阿格龙的坟前新生了一片没有冻坏的苦艾，那些苦艾瑟瑟的，顶着青灰色的干绒花，在刺骨的北风中发着抖；有一棵歪着身子的响叶杨从坟头后面探出，树干深灰，如树梢上面那块阴霾的天空，树皮皲裂如谷。那日子好像已经到了初春，所以响叶杨的枝头有柔荑的花序垂下来，秃秃的树枝间还挂着几粒上一茬季节残存下来的蒴果，两裂如人脑。阿格龙的坟那时还是新生的，泥土湿润着，有几条消瘦的地龙扭动着身子，在细雪下款款散步，时隐时现，让人觉得阿格龙是在坟里呼吸着，不曾丧命。
其实这全是我的想象。阿格龙的坟是我的想象，苦艾、响叶杨和地龙也是我的想象。阿格龙没有坟，要有，也不是我垒的。我根本不知道它死在什么地方，又是由谁来垒了它的坟，或是没有。阿格龙肯定是死了，所以我才写了那篇祭文。祭文写好了却没有地方去悼念，自己默默地读了一遍，就塞进灶膛里烧掉了。几页纸，火焰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就没有了，剩了一捧不肯妥协的残烬，一点点翻卷下去，再翻卷下去，然后在渐消的青烟中颓唐地缩小成一朵样子奇怪的黑李子花。灶台上那口边沿生了一圈铁锈的大锅里还剩了一些头天晚上吃剩的玉米粉焖老南瓜，大约也盛不足一碗，要吃，总得到坡上弄点刚冒出尖儿来的苕叶，再对付半瓢河水，才能算一顿的。
现在全忘了给阿格龙写的那篇祭文是什么样的内容，印象里是很动人的。也许我的那堆日记本里什么地方还记着有，但我从来没有翻过那些日记。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日记很沉很重，翻找起来会有不少麻烦；更多的时候，是怕妻子说我恋旧。妻子不允许我回忆过去的那些事情，不允许我在过去的那些事情里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弄成她不认识的那一类人。我得承认妻子是个可心的女人，她能使饭菜香得恰到好处，咖啡浓得恰到好处；她能把脖颈下那块迷人的三角区袒露得使我脸颊发烫，当我感到她已经软软地拥在我怀里的时候，她那一双魔术师般幻想力无穷的手会抚弄得我亢奋不已，然而在最后那一刻，她会突然停止动作，美丽的眼睛骤然变成冰窟，轻率地将全然不可抑制的我推到一旁，冷冷地说：“好了，记不记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那个晚上很动人呢，你是可以靠回忆过日子的。”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知识青年。我插队的地方是四川省开县铁桥区灵通公社永合大队第二生产队。
一
狗是从张寡妇那头情欲十足、平均每两年生产三窝近二十只小狗崽却遗憾没人把它当做英雄母亲的白母狗窝里抱回来的。
绝对再找不出比它更美丽更惹人怜爱同时更孱弱的小东西来。那时它才生下来二十多天，小鼻头湿漉漉的，皮毛是通体的雪白，因为太弱，总是被专横跋扈的那些同胞压在身下或挤进臭泥沟里，脏得已经看不出原有的毛色；有一双灰冷而纯真的眼睛，因为它的其他七个兄弟姐妹不准它靠近母亲的乳房，所以它老是汪着泪水，胆怯地躲到肮脏的草堆里，显得可怜巴巴。据说它的母亲最先是宠爱它的，原因是唯有它像母亲的毛色。后来因为它太怯弱，总也挤不进求哺的队伍中，而它的母亲又绝对不肯为了尽哺育之职放弃在外面的寻欢作乐，不待儿女们吮足奶水，只感到乳房不再那么饱胀得影响情绪，就会不耐烦地踢开狗崽子们出门去。门外总有一只黑色或灰色或褐色或说不清楚什么颜色的狗汉子等着，狗汉子迎了白母狗，两只狗双双扬长而去。它有了那样的怯弱和那样不能尽职的母亲，挨饿就是必然的了。奇怪的是，等到后来，放浪形骸的母狗终于连残存的那点母性也让位给情欲，终日在外不归，其余七条小狗崽都相继饿死时，性情孱弱的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关鸿说：占强的人往往命薄，忍耐的人往往长寿。
我把它抱回知青点，偷来关鸿的香皂给它洗了澡，然后又把过年时公社发给知青的每人五斤大米从粮柜里偷出了一碗，熬了满满一锅稀饭喂它。整整一天，它把半个身子埋在猪槽里--我没有那么大的碗，只好用猪槽喂它--只有几次，它从猪槽里退出来，很快地跑到屋后那片坟地里去排泄，又很快跑回来，再把自己埋进猪槽，直到把满满一槽稀饭吃得干干净净。那以后，我不得不再给它洗一次澡，把它浸足了粥汁儿的皮毛梳洗干净。
关鸿很喜欢这个小家伙，因为它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还有一只湿漉漉温暖的小鼻头和一身雪白的毛。它总是善解人意地瞪着美丽的眼睛，扬起湿漉漉的小鼻子，一颠一颠地跟着关鸿出工，去自留地给牛皮菜捉虫子，或者去集镇上赶集。关鸿躲进僻静处方便或换纸什么的时候，它就会蹲在关鸿的锄头边，忠实地守候在关鸿翻地时找到的半截子红苕或者关鸿赶集背的竹篓旁，虽然它其实什么也守不住。
关鸿有时候会让它跟她一起睡，当然，上床前关鸿会给它洗脚洗手。关鸿爱洁如癖，洗过碗后还得洗手，要是碰到缸里没水了，她就挓挲着两只手，去山坡下的小河里洗，一点儿也不嫌麻烦。我说你能洗出什么名堂呢？关鸿就会瞪着她的杏眼无辜地看我，好像不明白我怎么会问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她们俩的眼睛很相像，尤其是她们扬起下颏看人的时候。我是说关鸿，还有那只小母狗。
等它入户我们知青点差不多十天的时候，我和关鸿就开始讨论给它起个名字。我们总不能叫它“喂”，我们也不能叫它“狗子”。那样叫当然可以，很多农民都这样叫他们的狗，但我们是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喜欢给人起名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我们讨论给它起什么名字好。我们由电影讨论起。我说我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那部电影，关鸿则说她喜欢《宁死不屈》，那也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那部电影她在重庆时看了27遍，每看一遍都准备了两张手绢，拿它们擦鼻涕和眼泪。我虽然很为关鸿的那两张手绢感动，觉得鼻涕和眼泪都是动人的东西，但我不愿放弃《地下游击队》，那部电影我也看了18遍，我甚至能够背出那里面大部分角色的台词。“老大，过来吃。”“我不吃，打鱼这倒霉的行当，连个上吊绳都买不起。”但是后来关鸿把咸菜碗藏起来了，让我整整两天找不到它们，关鸿只在玉米糊糊里撒几粒盐。她慢腾腾地往碗里盛着玉米糊糊，说反正我们女孩子不吃肉没关系--我们管咸菜叫肉--结果我只能屈服了。
它的名字叫米娜，那是《宁死不屈》里女主角的名字。
我们这个知青点只有我和关鸿两个知青。原来有五个，除了我和关鸿之外，还有三个女知青，是三姊妹。我是七四年下乡的，她们统统是七二年的。等我的农龄差不多有半年的时候，那三姊妹因为父亲被解放出来而且被结合进革委会成了革命左派，落实政策回了城，知青点里就只剩下我和关鸿了。
关鸿当农民的资格比我老，岁数也比我大，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大个两三岁。在我落户到永合大队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两年农龄。工分从五分做到八分半了。这是一个相当拿得出手的工分标准，谁都知道，一个女知青，能拿八分半的工分，说明这个女知青是个很爱劳动的人。
关鸿爱劳动，长得却不算结实。她高挑身材，人长得匀匀称称的，鹅蛋脸儿，大辫子，性情温和。她不是靠结实，而是靠能吃苦拿到那八分半工分的。她每年都能做近三千个工分。到年终分红时，扣去口粮款和种子提留，总能拿到一二十块钱。这个数字在知青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比如我，只会挖沼气池种科学田领着宣传队四乡去说快板书，说完混一碗豌豆面条吃，要不是队里按照政策给补足工分，到头来还得欠下队里的口粮款。
下乡一年后，我因为表现出色，被抽到“重庆知识青年回城宣讲团”里，回重庆去现身说法，宣传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处。在关鸿父母所在的重庆棉纺一厂一个几千人的报告会上，我灵机一动，丢开事先写了108遍又被审查了801遍的讲稿，绘声绘色地讲了关鸿一年挣三千个工分的动人事迹，讲到动人处，我的眼睛湿润了，台下那些被组织起来听报告的待业青年和戴着白帽围着白裙拿着饭盒上下班的工人们的眼睛也湿润了。厂知青办一个因为任务没完成被上级严厉批评了好几次的头头乘机振臂高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后来重庆棉纺一厂知青办把一面锦旗和五套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送到我们回访团来。据他们说，因为我生动的报告，再加上组织上的强硬措施，他们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任务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另外还有两名青年工人在听了我的报告后，毅然要求不当工人，报名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两个青工都是关鸿的中学同学。
关鸿后来说我，她说你呀你害人。
关鸿说我害人，但是关鸿对我是感恩戴德的。
关鸿长得不算太漂亮，可我们落户的那方圆几十里，恐怕也再难找出一个比她漂亮的女人来，何况她是大城市里来的娇女子，正含苞欲放，垂涎她的人不少。我们队离公社只隔一条澎河，不是雨季时，河水浅浅的，几脚就能蹚过河来。有一段时间，公社武装部长谭道良天天晚上都要过河来，找关鸿谈话，听关鸿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那段时间，知青点其他几个知青已经回城了，我因为刚来，还住在生产队保管室里，知青点里只住着关鸿一个人。关鸿很害怕，总是事先用三条牛鼻索把三条结实的长裤子从里到外牢牢结死，再在枕头下和被子上各放一把菜刀，再叫上会计的女儿元香陪着，然后警觉地坐在离谭部长五尺远的地方，结结巴巴地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门自然要大敞着，不管天有多冷。
后来我搬进了知青点，那时我已经是县里的知青标兵了，省革委的领导都接见过我，谁也不敢对我马虎。只要我在场，谭部长也不好用诸如去找政治队长汇报工作此类的事将我支开，关鸿由此而得救。事实上，我们公社一百多个女知青，像关鸿这样不受骚扰而依旧可以含苞待放的，寥若晨星。
关鸿说，谢谢你。她说谢谢你就是说谢谢我，这让我听不明白。老实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到关鸿谢我是因为我比她那三条牛鼻索两把菜刀外加一个元香重要。
从重庆作报告回来，我专程进山去看了一次鬼爷。
鬼爷是我下乡后拜的贫下中农老师，因为他是队里最贫穷的人，而我是知青标兵，这样的搭配比较时髦。其实鬼爷连做贫下中农都不够资格，他只是一个不知父姓母谁又没有讨过老婆自然无儿无女活到67岁只穿过两条完整裤子的猎户。后来鬼爷成了我的朋友，书上称这叫忘年交，因为他只会打猎，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教我的，我下乡不是为打猎来的，我们做朋友比较合适。
鬼爷的枪法很刁，夹子下得神出鬼没，没有哪个山物能从他埋的孔明枪下轻易逃过，所以鬼爷虽然穷，却少不了活物吃。鬼爷有肉吃，却没钱买酒，他又馋酒。我这次从重庆回来，专门给他带了两瓶泸州老窖。泸州老窖是名酒，配鬼爷这种人。
我在鬼爷的棚子里待了一会儿，准备告辞下山了。鬼爷看我要走，对我说：“院子里有两只兔子，走时带下山去，换两斤碎盐，下次给我带来。”鬼爷在当我的老师的时候还是比较扭捏的，和我成了朋友以后就不再客套了，常常指使我干这干那。他没儿没女，我们又是忘年交，这个我能够理解。
“是。”我说，一边去堂箱里翻有没有腊熟的獾子肉干。我想我总不能白替鬼爷办事，何况我还给他买了两瓶泸州老窖。
那个时候我就听见身后有闷闷的狺狺声，表示着抗议。我有些尴尬。鬼爷的猎犬来儿是和我很熟识的，一般来说它绝不会因为我两个多月没进山就翻脸不认我，也不会因为我去翻鬼爷的箱子找肉干生气。我回过头来寻找，来儿不在屋里。低哑的狺狺声是从屋角的一只竹篓中传出的。我走过去一看，才发现那叫声是一只眼睛尚未全睁的小狗崽发出的。小狗崽通体全黑，没有一根杂毛，大头短嘴，样子奇丑无比，见我走近了看它，它便烦躁地冲我扬起一张肮脏的怪脸，仿佛是我入侵了它不容染指的神圣殿堂，惹了它不高兴。
也许是它的不客气使我对它产生了极端的兴趣，我离开鬼爷那间孤零零的茅草棚时便用竹篓背它下了山，一路上它一直没有停止激怒的叫唤。
一龙二虎三猫四鼠。它是来儿的独生子。
这回关鸿再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我用《地下游击队》男主角的名字来为这条狗命名了。
它的名字叫阿格龙。
二
米娜和阿格龙很快都长成了大狗。
那一年，川东连日淫雨，天止不住劲儿地漏着，雨下得无休无止，虽然入冬前才在屋顶上加过新麦草，雨仍然浸透厚厚的麦草漏进屋里。知青点的房子是五年前第一批知青下来时盖的，干打垒，土墙经过五年的风吹日晒，干透了，此时欣喜若狂地吮足了雨水，有滋有味地开出一片片暗黄色的霉粒子，屋里的地湿透了，一脚便可揭起一片稀泥。那一年的小春全糟蹋了，麦子在地里割不回来，生了秧，瞅着老天喘气时连汤带水割几把抱回一些，凭着队里男女老少的一双双手脱粒，用大锅烘干，那种粮食交公粮是不允许的，按人头五斤八斤分到各家各户，这样的生秧麦子打不出粉来，只能磨碎了，连麸子一起摊饼吃。摊出来的饼子甜丝丝的，粘牙，咬一口，雨腥臭和着泥浆子味儿满口蹿。
那一年小春后，农民们就组织起来，带着小队、大队、公社三级盖章的介绍信，到湖北宜昌一带讨饭。一去两个月，走的时候欢天喜地，回来的时候流连忘返，有的大姑娘小媳妇就留在那里做了人家的女人，不再回来了。
大部分知青都没吃上讨饭度饥荒这一口。再困难的家庭，每月由重庆邮来三块五块钱，三斤五斤粮票，不说是神仙般的日子，总能对付上一阵子，饿不死。我那时是公社、区、县、地区四级先进知青代表，常有各种各样的会开，白吃了国家不少，我那样去外面开会，省下一份口粮，使在家的关鸿、阿格龙和米娜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人和狗一起吃，人的麦饭豆羹，便是狗的水陆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