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话没说，放下桶就走，一只桶被我慌忙地踢了一脚，滚出老远，我也不理会。一路上，我激动地猜测着，为什么会通知我去公社？在公社等待我的是什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算得上要事？我那么想，却怎么也想不出来，想得两条腿直打战，路都走不直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的与世无争，我的自得其乐，我的随遇而安，不过全是一种伪装，一针麻醉，一种无奈。骨子里，我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出人头地的欲望，那种欲望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机会，一旦机会来临，我就会脱去伪装，摆脱麻醉，征服无奈，甚至逼我自己不顾一切地去捕捉哪怕是一根稻草的机遇。
我进了公社大门，文书把我带进张继全书记的办公室。张书记在看一份文件，见我来了，客气地说：“你来了？坐吧。”
我在张书记对面恭恭敬敬地坐下了。
张书记把手中的文件放下，身子往太师椅上靠了靠，关切地看着我，说：“啷个样，这段时间农活重不重？”
我说：“坡上的庄稼都收了，正在犁冬水田，活不重，还能对付。”
张书记问：“听说你们永合闹狼了？”
我迟疑了一下，说：“闹了一阵子，后来不闹了。”
张书记“哦”了一声，看了我一眼，突然说：“今年的招生开始了，你有啥子想法？”
我的心咯噔一跳，心里想，终于说到正题了，果然就是这事。我强作镇定，不紧不慢地回答：“我的情况，领导清楚，也不允许我想太多。不过我想，念大学是为了革命，在农村种地也是为了革命，只是分工不同。”
张书记矜持地笑了笑，看了看推门走进来的谭道良，示意他坐下，转头对我说：“你有这种想法，证明你还是经得起考验的，公社培养你这些年，希望你能在知青中做个榜样，也算是没有白培养。当然，你走了一段弯路，跌过跤，那是很深刻的教训，教训是不能忘记的，要时时刻刻牢记，随时拿出来敲打自己。不过，你跌了跤，我们不希望你躺在那里不动。而是希望你能爬起来，重新往前走。”他停顿了一下，说：“公社有个想法，准备这次以组织上的名义，送你去上大学。”
我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撞翻了旁边的废纸篓。我感到太阳出来了，光芒万丈，万丈光芒，积雪消融，冰河开冻。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该不该喊“毛主席万岁”，虽然那时毛主席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但我觉得要喊也不会有什么错误。我的手在颤抖，声音也在颤抖。我说：“谢谢公社领导的信任，我知恩图报！”
张书记和谭道良相视而笑。张书记笑得内向，谭道良笑得露骨，两个人都是一副太上皇的样子。笑过一阵子，张继全示意谭道良给我倒一杯水，然后说：“不过，你上大学的事，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我们公社革委会研究了一下，为了确保能够培养真正合格的大学人才，我们还有一整套方案，需要你配合。”
我愣了一下，一片茶水泼在手心里：“啥子……方案？”
“我们希望你学成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农村来，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我的脑子里即刻升腾起一片白雾，刹那间呼吸停止了。但我反应极快，尽可能表现平静地说：“我当然要回来，我保证。”
“那好。我们考虑了一下，你的岁数也不小了，我查了一下你的档案，过年你就虚岁二十二岁了吧？二十二岁，不小啰，要是解放前，早抱上娃娃啰。哈哈。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准备在农村给你成个家，一个真正城乡结合的革命化的家庭，当然，这个家必须在你上大学以前成，这样方案就完整无缺了。老谭，你来具体说一下。”
谭道良咳了一声，说：“公社革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并且做了大量的政审工作，准备给你介绍立新大队的民办小学教师朱承珍，她和你同年，是共产党员，祖辈三代都是贫农……”
白色的雾渐渐沉淀下去，凝成一层薄冰，将我封锁在窒息里挣扎不得。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精心谋策的算计，是一场经过周密安排、充满政治娱乐的狩猎，我在这场狩猎中只不过是一头可怜的猎物。可我是一只饿昏了头的猎物，明知四周布满了陷阱，嗤嗤燃红着嗜血的弹丸，却无法摆脱。一切都设计得那么巧妙，那么周到，那么冠冕堂皇，以致每一个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而从这个诱饵下逃开的任何人都是傻子，就好像走进了阿里巴巴的那个藏宝洞，你不可能害怕陷害，考虑后果，什么也不拿就心安理得空着手逃出来。
那两个人微笑地看着我。他们谙熟政治绑架的谋略并且清楚我饥饿的程度。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胜券在握。王八蛋！
选择之刃慢慢划过大脑，刺疼一寸寸传来。但我没有让他们等待多长时间，更没有让他们失望。我平静地看着那两个等待着的人，平静地对他们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十三
我的叛逆绝不是在1976年深冬的那次招生中才滋生出来的，作为一个生命，我身上更多的人性不过是一种习惯，一种无可奈何的伪装，一种被世境强迫挟制着的伪自觉，在那下面，不愿被人摆布和渴望摆布他人的欲望从来没有一天消失过，萎缩掉的不过是被强有力的社会规定所浓缩了的欲望，它们最终仍会膨胀起来。我要生存下去，要生存得比其他人更好、更坚强，要主宰自己并且主宰这个世界，这就是我渴望的现实。为了这个现实，我拼命地努力过，发愤过。那些努力的结果常常破碎了，幻灭了，不断的失败将我击退到绝望的渊薮，然而幻想没有一天不在顽强地滋生并且悄悄袭来，它们强烈地刺激着我，令我激动不安，使我再一次伺机跃起。很多时候，我被我骨子深处活跃着的那种狼性的顽强感动得热泪盈眶。
人何异于狼？
我从公社回来时，关鸿远远地在知青点门口迎接我。
关鸿焦灼不安，转而又欣喜若狂，立刻去村子里换鸡蛋，说今天是个节日，一定要庆祝一下。做饭的时候，灶膛里的火不住地窜出来，跳进她的眸子里，使她的眼中立刻就有了美丽动人的星光。因为我能够上大学的喜讯，她又激动又高兴，以至没有立刻发现我反常的冷漠。
关鸿一边烧火煮饭一边喜滋滋地说：“这回好了，你去念书，我顶替父母进工厂，我们一起出去，一起回重庆，可不是一场大福气？”
见我不答话，关鸿又说：“不要紧的，学徒工有三十七块半工资呢，我哪里能花那么多？有十块八块买饭票就行了，其余的，我月月寄给你，你可以买怪味胡豆和江津米花糖吃，也不用为学费发愁了。”
我坐在里间，听关鸿快快乐乐地在堂屋里说着，答不出话来。关鸿以为我在公社谈话谈累了，不愿开口，便不再找我说话，轻轻哼起一支歌：
那是一个难忘的早晨
妈妈她送我到朝天门码头
妈妈她紧紧地拉住我的手
心酸的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裳
我说妈妈你别悲伤
……
那晚早早吃了饭，没等我表示什么，关鸿已溜进我屋里，先钻进了被窝，等我上了床，她小鸟一般温存地贴过来，偎进我怀里，睁大杏眼望着屋梁上悬挂着的草节子，兴奋地对我说：“你说，我们啥子时候成家好？是办回去就成家，还是过几年再成？嗯？照说，早成了家，我就能正大光明去学校侍候你，让你好好念书。还有，我想着，也该正儿八经要个娃儿了，你不晓得，我老是做噩梦，梦见自己总在怀，可是一个也怀不巴实，怀上就掉了，我就在梦里哭哦哭哦，你说笑不笑人？我想，这次我怎么也得把娃儿怀住了，咬紧牙骨也要怀住，就这一回，以后再不怀了。我不要你分心，你尽管安心念你的书，莫管我，我在屋里头悄悄怀，悄悄生，然后喂他一个肥嘟嘟。等你念完书回来，他就能满地跑，会喊你爸爸了，好不好？你说说看，你是想要男娃儿呢，还是想要女娃儿？我按你的愿望生，你想要哪种我就给你生哪种，嗯？……你要是不愿意早成家，也要得，那就过几年，反正我听你的，啥子都听你的，你去念书，我在屋里头安安心心等你，我还能挣钱补贴你，我会加班，厂里加班费高……”
那天晚上，关鸿一个人絮絮叨叨到半夜，累了，依偎在我怀里甜甜地睡去，样子幸福而动人。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头顶上那些居心叵测生满了绿色霉苔的谷草，从平缓而执著的心脉里感到一种超载的苦涩和升华的凄凉。我知道，包括伦理、道德、良知在内，任何力量也无法把我再拉回到守旧之中了。
第二天早上，出早工回来，吃过饭，关鸿洗着碗。我对关鸿说：“关鸿，你先莫忙收拾，我有话对你说。”
关鸿笑起来，嗔怪说：“看你，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念大学，已经学会摆谱了。说啥子你就说，我洗碗就不能说呀。”
“好，那我就说了。”我硬着心肠，一咬牙说：“我要结婚了。”
关鸿吓了一跳，脖颈间飞起一片红潮，丢下手里的碗，朝门外飞快地瞄了一眼，慌慌张张说：“那不行，不行的！你傻了呀，你还没有出去读书，我的手续也没有办，国家有规定，成了家就不能办回重庆。再挨两个月你的通知就来了，我也该办成了，两个月你都挨不得呀？”
我说：“你听错了，我要结婚，是和立新大队的一个农民，不是和你。”
关鸿笑了，咯咯的，说：“越说越邪了，你龙卷风中都不会歪着身子走路的人，啥子时候学会了编故事？就算我没有答应你，你也不该编故事来诓我，你好拐，我不同你说话了。”
“不是编故事，是真的。那个女的和我同年，名字叫朱承珍，在民办小学当老师，是组织上安排我们结婚的。”
关鸿不笑了，小心翼翼地打量了我一眼，声音有些生涩和颤抖：“你……你莫诓我，你知道我胆子小，不要吓我……”
我坐在那里，捏住了饭桌的一只腿，手心里感到了深深的硌痛。我说：“我什么时候哄过你？是真的。”
关鸿手中的碗哐啷一声掉在地上，跌碎在她的脚前。
“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从来没有，你不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她丢下手中的筷子，扑过来，扑倒在我膝前，恐怖地瞪大了杏眼，拼命地摇撼着我的腿：“你是在哄我耍，是不是？你不是真的，是哄我的？你说呀？说话呀？”
我不能说话，鼻膛里有一根血管破裂了，滚烫的血流汩汩地冲进了我的口里，淹没了舌头和牙齿。
我不能说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三年以后，我在结束自己的学业时，选择了《中国古典悲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为课题，做我的毕业论文。我整整一个暑假躲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它。那一个暑假我一直流着鼻血。
我的导师黄白先生50年代在齐鲁书社出版过一部著作，《中国十大古典悲剧考究》，这部著作足足让他骄傲地啃了三十年老本。
先生在他那个充满了玄秘气味的书斋中气急败坏地把我的论文稿用力地拍在地毯上，喘着气吼道：
“你混蛋！这是马致远的王昭君么？！是高明的赵五娘么？！是孟称舜的娇娘么？！是孔尚任的李香君么？！是方成培的白娘子么？！你不严谨，下作坯子！你把她们糟蹋了！把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形象都糟蹋了！”
我无言，垂手站在地毯当中。我知道中国女性只有一个形象，只能有一个形象。那是我的认定，谁也拗转不了我。
但我没说，一个字也没说。我的嘴里噙满了鼻血。
那个寒冷的冬天，关鸿一直想用她的驯服和虔诚来暖化我，使我能够从冰冷的决定中回过头来，看见她不顾一切捧出的温暖的岸。她伺候我更加小心翼翼，更加热情漾溢，更加出化入幻，更加动人心魄。每日每夜，随着千篇一律的台词，她的泪水默默流淌着，越淌越多，这使她几乎成了一个泪人。夜里，我再不让她进我的小矮屋。我把门闩上，听见她从她的屋子走出来，走向我的小矮屋，走近了，迟疑地轻轻推门，然后就是咬在唇间的啜泣。很久很久，脚步声才会离去，独剩我在小矮屋里，隔着头顶上的一片亮瓦，与长夜顽强对峙。
为了不在关鸿的软弱中坍溃掉意志，我提出两个人分户过日子，各不相关。关鸿无援地站在堂屋里，惊慌失措地看着我将堂箱里的粮食分开，将屋后的柴火分开，将油盐碗筷分开，将过去两年里滋滋润润黏合起来的日子生撕活剥地分开，分成两个对立的世界。她苍白的脸痉挛着，痛楚和着泪水悄悄滴落下来。
我憎恨关鸿的逆来顺受，憎恨她到最后还不激烈，不变化出愤怒，不要求她应该得到的尊严和一份公平。我没有地方发泄自己，恼羞成怒地摔打着破碗烂罐。
关鸿看着我摔打着那些碗罐，泪水涟涟，痛苦地说：“你莫这样，你要分家，我拗不过你，那就分，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你想分成什么样就分成什么样。那些东西，它们没有说个不字，它们没有嘴，没有妨碍你呀。”
我跳起来，将一只油瓶子粉碎在脚下，残酷异常地冷笑道：“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别想掌握我！我一定要做成自己！”
关鸿的脸在夕阳中染成了蜡黄，捂着心口，慢慢走开，进了她的屋里。门轻轻掩上，一天没有响动。
在公社的安排下，我和立新大队那个叫做朱承珍的民办教师见了面。那是个高大结实的女人，眼睛小而有神，鼻子肥大得占据了半张脸，身子像水桶一样肥硕，散发着酸溜溜的霉味，居然还老是扭捏作态，令人直想呕吐。我一见她的面，就怀疑公社对我隐瞒了什么，至少是她的岁数。但我什么也没说。
见面的时候朱承珍很冲动，盯着我，热情而又不容分辩地说：“我是党的人，又是文化人，你放心，以后我会教育你，帮助你，使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我点点头。我知道这个时候除了点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张继全和谭道良在一边看着，看见我在朱承珍面前那么听话地点头，显出高兴的样子。
朱承珍也很高兴，分手时哆嗦着从随身带着的军用书包里摸出两双鞋垫来送给我。那两双鞋垫是用各色彩线一针一针扎出来的，躁乱而又繁复，鞋垫上的彩线已经褪了色，模糊不清，透出一个农村少女待字闺中的焦急。如果我没猜错，这鞋垫至少在朱承珍的箱子里幽禁了十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