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自然
2000年4月下旬，我随一个电视新闻采访组离开武汉，踏上了西去的道路。
这个电视新闻采访组由7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那6个人全是对热闹的人和日益发达着的城市兴致勃勃的记者。我不是，我对人和城市不感兴趣。同伴们在发达城市的热闹人群中扛着摄像机兴高采烈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躺在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发呆，或者离开队伍去青海湖，以及别的什么不是城市的地方，然后再回来，跟着采访组一路颠簸着去下一个目的地。
采访组分乘两辆车，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出发，穿越黄土高原和西部戈壁，经西安、银川、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沿着甘南草原和川北草原南下，行程万余里，5月上旬到了成都。在成都，我离开采访组，混进了另外一支由作家和画家组成的队伍中，搭飞机从成都飞到西藏的昌都，再改乘汽车，沿着川藏线的另一半路，向西藏腹地进发。
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加查山时，汽车失火了。我们从车上跳下来，被困在夜幕降临的加查山上，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和大雪。也许是一路颠簸，也许是高原反应，也许是长期盯着美丽的雪山看，也许是别的，我的眼睛在大雪中突然看不见了。离开加查山后，朋友把我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医生怀疑是视网膜脱落，要我立刻出藏，回内地治眼睛。
我从拉萨返回武汉，开始了漫长的眼疾治疗。在北京，我的医生中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从欧洲回国的老太太，她是北京同仁医院的眼底病权威。她给我做过眼底检查后，问我怎么有本事把眼睛弄得这么糟糕。我回答说我眼睛太小，总是拼命睁大了眼睛看世界，大约是睁得太大了，进了灰尘。她说你不要说俏皮话，你这种情况，以后睁得再大也白搭。我问是不是会瞎？她说不，你不会瞎，你只是看不见罢了。我说您真幽默，您是我见过的最幽默的人。她严肃地说，我一点不幽默，失明才是瞎，你暂时还不会瞎，还能看到一点光线，如果你不再那么往死里用眼的话。我说您不能这么残酷，您总得让我看点东西，否则您就干脆让我死。她想了想说，也行，从今以后，禁止读书写作，要是实在憋不住，就看看画报。
也就是那一次，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些画册，它们基本上是19世纪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作品。从北京回到家里，我遵从医嘱，蒙上了电脑罩布，把桌上床头所有正在读的书收了起来，然后坐在凉台上，翻开了那些画册。
那是整个的四季，天气从暖到凉，又从凉到暖，不远处传来正在进行着的市嘈声，有太阳。我在太阳下长久凝视着摊开在膝上的那些
画册，我想起我在一篇小说里写到的一句话：太阳很好。
太阳总是很好。
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花开花落的缤纷时代，法兰西大革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同时也摧毀着传统艺术赖以生存的认知模式和操作根基。在人文精神、艺术潮流和技艺表现上，新的思维观和方法论不断介入，导致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对世界的再度怀疑和分裂，使这个时代不仅产生了现代科学萌芽，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壮大基础，而且在不断的分裂和颠覆中造就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在灵魂不死的安格尔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一大批“留长发，蓄长胡子，穿天鹅绒或灯芯绒衣服，戴宽边帽，系松领带，普遍地强调自己蔑视体面的习俗”(贡布里希语)的杰出艺术家们的名字：弗朗索瓦·米莱(Fran Cois Millet)、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Gabriel Rossetti)、爱德华·马内(Edouard Manet)、克劳德·莫奈(ClaudeMonet)、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Renoir)、米耶·毕萨罗(Camille Pissarro)、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Rodin)、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 Whistler)、保罗·塞尚(Paul Cé zanne)、文森特·凡·高(VincentVan Gogh)、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他们是那个动荡年代中最不安分的一群精灵，继15世纪佛罗伦萨和17世纪罗马的艺术变革之后，他们以巴黎为中心，用反叛的颜料、质疑的泥土和分裂的大理石在欧洲大地上掀起了一阵阵骚动，让这个世界更富有生机，同时更加抵近了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孤独和迷茫的沼泽地。
在俄罗斯，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和巡回展览画派集中了那个时代差不多所有才华横溢的俄罗斯画家们。他们被学院派教授们规定的一幅命题画所激怒，以此为分野契机，在学院派古典主义苍老的城堡下高高扬起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以“低级、庸俗”的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为武器，向“高尚、神圣”的宗教画祭坛画圣经画投出质疑之矢。在他们之前，传统的艺术风格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咄咄逼人和才华横溢的挑战，壁炉旁的咏叹诗阒寂了，无忧无虑的古典时代结束了，在欧洲迅速崛起的工业革命和新兴的有产阶级以蹩脚的审美法则毫不留情地驱杀着传统的手工技艺时，他们在俄罗斯消灭的是取悦贵族和宫廷的艺术目标，消灭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意志薄弱的生命怀疑和摇摆不定的艺术观，代之以“世俗的光荣”和无畏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在巡回展览画派中，风景画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画家还是作品，风景画都给巡回展览画派乃至世界美术史提供了值得称道的言说机会。与学院派“高尚的意大利风景画”不同，这些非贵族出生的年轻画家们漠视神的虚拟权威和人类自鸣得意的伪自尊，蔑视贵族和宫廷腐朽的等级制度。他们不愿做艺术的囚徒和思想的低能儿，而是听从自己内心真切的呼唤，把视线专注地投向大自然的淳朴和雄伟。在他们那里，绘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名义下的梦呓或者自娱自恋的纯粹技艺，甚至不是艺术家激情宣泄的传达，而是一种朴素生命的立场和姿态。如果说发生在欧洲大地上的现代艺术是一种思想观念和艺术类型上的决裂的话，那么同一时期的俄罗斯风景画派的画家们则更像是在进行着一场生存信仰与生命和谐之间的思想感情和身体力行的决裂。
人类这个物种太相信自己的智慧，并且努力实践着把自己从其他形式的生命中分离出来。人类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戴维·方坦纳在他的《象征世界的语言》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数据：在工业时代，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香水调配师能够准确地分辨出10万种不同的香料气味，一个同样专业的威士忌调酒师甚至能超过这个数字，分辨出10万种以上的酒分子气味。这个数字的确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现在有谁敢说他对自然是熟悉的？有谁能够分辨出大自然的颜色和气味，并且为它们感动？工业革命滚滚如潮，人类为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注意和能够注意到自然的颜色和味道，并且为它们所感动；再也没有人会把自然当做生命孵化和成长的境地，并且为它曾经的生育和庇护而感激。
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风景画的画家们是最后一批虔诚的自然朝拜者，他们双膝跪倒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热情地歌颂自然界无穷的变化和内在的诗意美。这是人类以生命种群中之一种的身份和自然界间进行的最后一次亲缘拥抱，是人类与自然最后的一个蜜月期。在此之后，人类以获得了科学魔法为要挟，从自然界的祈祷者抗争者对峙者进入到征服者的位置上，开始了人类在自然界的霸权时代。
和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崛起的印象派、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等现代主义画派相比，巡回展览画派中的风景画也许不具有前者在美术史上艺术突破和观念变革的卓越地位，列维坦、希施金、萨符拉索夫、库茵芝也不像莫奈、雷诺阿、塞尚、高更、马蒂斯一样，为以后的人们所熟悉和敬仰。但在我看来，巡回展览画派中的风景画是那个时代人类思想和艺术宝库中最为明亮的一支，列维坦等人则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最后标志者，是人文时代与技术时代最后的分水岭和见证。列维坦之后，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再不是时代的风格，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段遗址，艺术家们在颜料中埋葬着的梦想，甚至成为实用主义的人类在丰衣足食和精神背叛后的笑料。人类与自然的分野和最终隔阂由此生成。
人类最后一次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正是列维坦等人以大自然同行者和钦慕者的名义、婴儿般新鲜的艺术姿态和艺术实践做出的。
回到19世纪是一个梦想，它甚至成了我们在科技文明时代路途上一次大逆不道的冒险。自然被我们忘却得太快，历史被我们忘却得太快，我们回到自然和历史中去，已经需要命运中的邂逅了。
但我愿意回到19世纪去—— 仰仗列维坦们，借助文字，以我自己的方式。而且我并不认为那只是一次邂逅——从我面前的这些作品里，我能目睹大自然的美丽姿态和变化，感知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内在魅力，聆听大自然在我们离去时留给我们的最后叮咛。
违背医嘱，我重新坐回书桌前，打开电脑，写下了后面这些文字。医生肯定会批评我，也许她会皱紧眉头，并且不再愿意为我这种不尊重科学的人看病。但我没有一点不尊重真正的科学的意思，没有一点不尊重她的意思，我知道无论是真正的科学还是她，都令人敬仰。而且我想，总会有光线的。自然在那里，神灵在那里，它们永远都在，走失掉的只是我自己，我只需面对它回过头来。我可以不用眼睛。
我喜欢具有无比热情的理论家斯塔索夫说过的一句话：“只有这样的艺术是伟大的，需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谨以这本书，感谢2000年的那次西行、白雪皑皑的加查山、把我领进19世纪俄罗斯风景画中的朋友。
邓一光
2001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