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邱登成
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从成都平原出发，经由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东南亚、中亚、西亚的重要贸易通道。自20世纪80年代“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尤其是随着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及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学者们对南方丝绸之路所作的探讨也日趋深入，于其开通时代及其作用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虽异说仍多，但基本认定这条国际贸易通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拟结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对南方丝绸之路谈点粗浅的认识，未当之处，敬俟方家正讹。
一、三星堆古蜀国获取重要资源的途径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经过八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出土大批神奇精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海贝和象牙，令世界震惊。其后又相继确认了东、西、南、三星堆和月亮湾城墙，证实三星堆遗址的核心部位是一座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古城。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确证三星堆遗址就是商代晚期古蜀国的中心都邑，其独特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足以和中原殷商相颉颃。而既然三星堆古蜀国已经具备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强盛的国力，则必然以拥有和获取足够支撑其文明和国势的资源为前提，特别是自身所缺乏的重要资源。那么，哪些重要资源是三星堆古蜀国所缺乏而必须由外地输入的呢？我们不妨从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来进行分析。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不在少数。据《三星堆祭祀坑》报告，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海贝“主要出自K1:258龙虎尊内，被火烧后全部化为碳化物，少数较完好，黑色，共62枚。另在K1:6铜头像内出土20枚，在K1:11铜头像出土42枚”。二号祭祀坑出土海贝约4600枚，“其中3300枚较完整……主要出自尊、罍”。经鉴定，这些海贝品种有货贝、虎斑贝和环纹货贝。另外，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件仿真海贝的铜贝，“三枚成套，上端有并联的三个环钮，环钮上各套有两扣链环”。此外，1963年在月亮湾发掘出土的陶片上饰有两个贝纹，1980年在遗址内三星堆地点出土一件年代在三星堆二期文化略早的小平底罐，其肩部则塑有三枚海贝，另外一件陶盉，其三袋足裆部中间也分别饰有一枚海贝图像。三星堆遗址之后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还曾出土一枚玉贝。考虑到两坑出土海贝均经过火烧损毁，则三星堆时期古蜀国拥有海贝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大于两坑出土的数量。这些情况表明，三星堆古蜀国不仅拥有大量的海贝，其使用也相当普遍，其主要功能虽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但也用于器物装饰或制成其他质地的装饰物。问题是海贝多是深海产物，尤其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再者，从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串连，以及以青铜尊、罍等容器储藏情况看，也都与云南出土海贝及其盛装方式颇为一致。而三星堆遗址所在地成都平原为内陆盆地腹心，去海甚远，则其所出大量海贝是通过某种渠道由印度洋北部地区输入，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论述，段渝先生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源于印度地区的海贝情况后，指出，“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按，身毒道最早见于《汉书·西南夷传》，乃是汉代对从四川通往古印度商贸路线的称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
除海贝而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13根，“均经火烧过，齿质已被破坏，多数破碎疏松，难以掘取和保存，少数经室内处理后保存下来”。二号祭祀坑67根，“均放于二号祭祀坑上层，放置杂乱……部分象牙在入坑掩埋之前被火焚烧过”。二号坑还出土有象牙珠和象牙器残片。2000年发掘的仁胜墓地，还有用象牙随葬的现象。此外，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底座、兽首冠人像，都以大象为装饰，象牙无疑是古蜀国用于祭祀等重大礼仪的神圣物件。关于这些象牙的来源，有学者根据《国语·楚语》：“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山海经·中山经》“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等记载，认为系巴蜀本地所产。但即便如文献所载，巴蜀历史上曾经有象生活，但是否足以提供大量的象牙也颇令人怀疑，因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更为庞大，总重量超过1吨，所需提供象牙的象群数量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古代成都平原产象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古地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固然森林茂密，长林丰草，然而沼泽甚多，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象群的生存”。“除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外，没有一处发现大象的遗骸、遗骨，更谈不上数十成百支象牙瘗埋一处。足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成都平原蜀之本土”。并进而联系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古城废墟内发现的繁荣的象牙加工业，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这或许才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震惊的是其神秘奇异的青铜雕像群和黄金制品，其中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有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以及连耳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此外还有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近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它们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据测定，这些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为锡和铅。那么，要铸造这些体型硕大、数量众多的青铜器，不仅需要大量的铜料，还需要相当数量的锡、铅等合金原料。四川盆地的龙门山系虽有铜矿，但商代开采甚少，难以提供铸造三星堆青铜器所需的原料，况且四川地区根本没有铸造青铜器所需的合金原料——锡和铅。而与四川相邻的云南，其东川、个旧等地富产铜、锡、铅矿石，开采也甚早，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殷周王朝的青铜器，其原料即主要来源于云南。金正耀等对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大范围的实验研究，发现多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均为低比值异常铅的矿料，应是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而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当出自滇东北地区。
由上述可知，作为三星堆时期古蜀国重要资源的青铜合金原料、海贝和象牙都是由外地输入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三星堆古蜀国与这些物资的原产地都存在相当的距离，那又是靠什么手段获得这些物资的呢？
通常来说，上古时期的某个族群或某个国家要获得异族或异国的物资，不外三种途径：群落迁徙、战争掠夺和贸易交换。群落迁徙需要离开原来的生存空间，战争掠夺则需要有强大的国力和武力，但无论是群落迁徙还是战争掠夺，都会因遭受到异族或异国的抵抗而难以为继，也就不大可能长期获取其资源。从民族学资料看，也未见三星堆时期蜀人大规模迁徙的迹象。再者，当时的滇区尚是蕞尔蛮荒之地，生存环境远不及成都平原，则如非受到外族或敌国的强势入侵，蜀人完全没有理由仅仅为了获取铜矿等资源就举族迁徙而放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考古资料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蔚为大宗，却基本不见实用兵器，这似乎可以说明古蜀国不是一个依赖武力强势扩张的群落，文献中也不见夏商时期蜀与滇区各民族兵戈往来的点滴记载，这与中原殷商王朝大肆征伐他族的行径判然有别。也就是说，群落迁徙和战争掠夺都不是三星堆古蜀国获取上述主要物资的手段。而贸易交换是为了互通有无，能使双方互惠互利，避免了彼此间的敌视和血腥杀伐，所以能够长久稳定地持续进行。很显然，贸易交换才是三星堆古蜀国获取异族和异国物资的重要手段。古蜀国正是通过交换获得了大量海贝并将之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以获取铜、锡、铅等青铜原料和象牙等重要物资，进而集聚起了足以支撑这个国度并促使其文明走向高度繁盛的财富。
二、三星堆古蜀国物资输出
既然贸易交换乃是三星堆古蜀国获取重要物资的主要途径，而贸易又是为了互通有无，则有输入就必然有所输出。那古蜀国输出的物资主要又是什么呢？
种种情况表明，三星堆古蜀国向外输出的主要物资就是蜀地盛产的丝绸。
中国是丝绸之国，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丝绸织造在商周时期就已达到相当水平，事实上，中国的桑蚕业起源可能更早，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具备一定水平，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半个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以及在河南荥阳县青台村、山西芮城西王村、河北正杨庄等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蚕丝类丝织物或与蚕有关的遗物便是明证。而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上粘附的纺织品残片，正印证了夏鼐先生的论断。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发明养蚕的人叫西陵氏，也就是嫘祖。《路史·后纪五》记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注：“《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西陵氏遂因劝民蚕桑而被后世奉为蚕神。
蜀地自古就是丝绸的重要源产地。《华阳国志·蜀志》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段玉裁在《荣县志》中说：“蜀以蚕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又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即是说蜀人先祖蚕丛教民蚕桑并最终得以称王的事，而蜀人的第一代王竟以蚕名，足以说明蜀地蚕桑业兴起时间之早。无独有偶，被奉为蚕神的嫘祖，相传即是四川盐亭人。《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唐司马贞《索引》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之为邦……媾姻则黄帝婚其族。”也分明记载了黄帝与嫘祖联姻的事实。盐亭境内至今有嫘祖陵、嫘祖穴、嫘祖坪、嫘祖山、嫘祖坝、嫘祖坟、嫘祖庙、轩辕坡、嫘祖井、先蚕楼、先蚕塔、嫘宫山、嫘姑十二峰、西陵垭、西陵山、西陵寺等反映嫘祖文化的遗迹。蜀地还有关于蚕女救父的古老传说，蚕女即马头娘，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侵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士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跄嘶不龁。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四：“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云集，蜀之风俗，塑女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焉。”由此也可见古蜀先民从事蚕桑之盛。蚕桑养殖业的兴盛，也自然带动丝织业走向发达。而无论是蚕丛、嫘祖还是蚕女传说，其时代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而结合黄帝嫘祖联姻的文献记载看，中原地区夏商时期蚕桑业的兴起也很可能是由受蜀地传入或影响所致。但因四川地区潮湿的气候和土壤，蚕茧和丝绸的保存环境没有中原地区好，故至今未有新石器时代至殷商时期的实物发现。
但能否以此怀疑夏商时期四川地区丝织业已具相当发展水平的事实呢？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虽然四川地区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蚕茧或丝绸实物，但考古旁证资料却不少。首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纺纱织线的工具——纺轮不在少数，仅1980—1981年在遗址内三星堆地点就出土了18件陶纺轮和14件石纺轮，而三星堆遗址历年所出陶器，其上还有表现编织、织布的方格纹和网纹，还有一些图案精美的印文。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立人上衣下裳，里外共三层，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考究，对称工整，已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如王孖、王亚蓉认为,立人身着的中衣“双袖右衽，鸡心领，领口较大，为前后双鸡心形；袖窄，半臂或长至腕端，绣作黼黻文(或属内衣)”。按，所谓黼黻，本是指古代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也指古代帝王和高官所穿的绣有纹饰华美的礼服。《淮南子·说林训》：“黼黻之美，在于杼轴。”高诱注：“白与黑为黼，青与赤为黻，皆文衣也。”王仁湘则认为，立人所着的华美的四龙外衣即是文献记载中帝王身着的衮衣。《说文》：“衮，天子享先王。”且言衮衣上的卷龙绣于下裳，龙形蟠曲向上。《周礼·司服》也云：“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又《诗·豳风·九罭》：“我觏之子，衮衣绣裳。”如此看来，立人衣冠正是绣有卷龙之吉服，是为衮衣绣裳。还有学者认为立人像所着最外层围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即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可见诸家所论是一致的，均认为立人像所着华美的服饰应该就是蜀锦蜀绣一类丝织物。另外，宝鸡国墓还发现有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研究者认为“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可以说，正是古蜀国丝绸业的兴盛繁荣和不断发展，才使蜀中丝绸名满天下，以至后来达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为世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