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先秦古蜀文明
颜信
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一条与外界交流融通的道路，在秦汉时期称“蜀—身毒道”，我们通常习惯把这一条经西南通往外界的商贸古道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正是这一条对外国际交通路线的形成，使当时的成都平原古蜀王国与外界频繁经贸交往并吸收众多文化，从而有助于早期的四川地区形成独具特质的古蜀文明，同时古蜀文明也借助这条路线向外传播，广播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就此笔者将试就南方丝绸之路对古蜀地区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互通等相关问题，去探究南方丝绸之路对古蜀地区早期文化及经济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就古蜀文明对南亚及东南亚文明所起到的影响进行相关论述。
一、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交通
在横贯中亚至欧洲的“丝绸之路”开辟之前，我国西南地区与印度东部之间就已经存在着一条中国最早的陆上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公元前122年张骞在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报告说：“臣在大夏（现今阿富汗北部一带地区）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地区）。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从张骞的报告中我们可知：在四川和印度之间有一条“宜径”的古道，商人们早就通过这样一条古道把四川的货物运往外界，同时也使外来的各种物资输入四川。在通商的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和古蜀文化因素也在相互交融，从而对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文化产生着影响。
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到秦汉时期这条西南对外交通道路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显。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由国内段与国外段组成，其中国内川滇段有两条路径：其一为我们俗称的“零关道”，这条道路是从成都出发，途径双流、邛崃、雅安、汉源、冕宁、西昌，到达会理县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另一条道路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过乐山、犍为到宜宾，再沿着秦时的“五尺道”一路南行，经过高县、筠连等地，向西南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昭通、曲靖抵昆明，再由昆明至大理。这两条道路在大理会合后，再沿着现滇缅公路，经过云南的保山、腾冲，沿大盈江南下，经干崖到达缅甸境内。再从缅甸境内出发经水陆两种途径最终到达印度地区。而印度位于中南半岛，印度可通西亚、中亚直至欧洲，也可南通东南亚、南亚各地。
古蜀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即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一路线，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区域成都，一路南下，经云南出境过缅甸到达印度，这也正是《史记·大宛列传》所指的“蜀身毒道”。在先秦时期就构架起了古蜀地区早期对外交通图：以古蜀地区成都为起点，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到达中南半岛的印度，并以印度为中转点使古蜀商品广泛的交易到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各地。就如美国学者劳费尔所指出的：“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经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又因为印度的西北边疆和伊朗的领土相接连，中国的商品就这样得以到达伊朗。”这也是我国较早时期对外交通交流的典范，远远早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对外经贸文化交通路线。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早期国际贸易交通线的雏形，也是先秦古蜀对外交通的最重要的线路，古蜀国正是借助于此而频繁地与南亚、东南亚、中亚乃至近东地区进行着经贸文化间的交流。
二、外来文明入蜀与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蜀地区一条对外商贸路线，同时也是古蜀地区十分重要的一条文化交流路线。在早期的古蜀文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非本土文化因素的存在，特别是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能够很好的反映出这一特点。这些非本土的文化因素来源于哪里？受到什么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去分析思考，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外界交流沟通我们可以较好地分析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对古蜀文明的影响。
古蜀三星堆文明时期，集王权神权于一身的三星堆金杖尤为引人注目。此金杖发现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中，它是一根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为500克的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由于埋藏时间较为久远，包裹在金箔内的木棍已经碳化，所以只留下圆筒形状的外包金箔。经考可断，此杖上端有一根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可分为三个部分：最下一部分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中间部分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只背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鱼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根据专家推测，这一金杖可能与传说中的鱼凫时代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从金杖的图案及内容上分析，此杖可能是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与宗教祭祀相联系的一根祭祀巫术用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地区，权力象征物并非杖类，而是以鼎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而作为杖式文物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考古发掘中并无发现，从而预示着权杖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段渝师则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其文化的式样与风格上完全与巴蜀本土文化不同，也不能找到与这类文化因素相关的古蜀本土文化渊源。由此可以证明三星堆金杖的文化来源并非本土与本国。同时期，在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古埃及地区，出土了不少象征神权统治权的权杖，而作为古蜀王国的三星堆发现的金杖却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因而我们可以在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出土文物中去探寻其根源。正如段渝师所说：“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此可以看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近东文明有密切关系。
三星堆金杖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而来？笔者认为：金杖文化因素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在当时地处中南半岛的印度地区早已和中亚、西亚等地进行着广泛的经贸文化交流，而以古蜀国中心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可通达印度，古蜀商贾借助这条贸易通道与之进行密切的商贸交易。在商贸进行的同时，文化也在进行着交流，金杖文化也随之引入到当时古蜀地区，从而被古蜀国所接纳。古蜀国把金杖文化与古蜀地区的图腾崇拜物加以结合，形成了三星堆金杖的原型，使其成为古蜀王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物。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古蜀地区各种权力象征物不同于中国固有权力象征物，而和近东地区权力象征物密切联系，这正是由于南方丝绸之路使这些文化因素传入古蜀地区。
作为我国古代最常用的也是最普通的兵器——剑，在中国广大地区均有发现，而这些青铜剑中以柳叶形青铜剑为代表。在陕西长安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的柳叶青铜剑并非中国境内时代最早，而且这些地区也不是柳叶青铜剑发现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早在商代中晚期，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区就已经存在着柳叶青铜剑，数量大且集中。这种柳叶式青铜剑可以称为蜀式青铜剑。蜀式青铜剑其特征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这种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剑身较宽而薄，中起脊，两侧有血槽，剑基多浅刻虎纹和巴蜀符号；另一种剑身较窄而厚，不见纹饰符号。这种剑就是学术界认同的“蜀式柳叶青铜剑”。从这些剑的出土上看，前一种形制的蜀式青铜剑主要分布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和渝东长江干流及其周边地区。后一种形制的蜀式青铜剑集中分布于古蜀文明中心区域的成都平原。其中后一种形制的蜀式青铜剑年代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都比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柳叶式青铜剑的时代较早一些。很明显可以看出，在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地区是柳叶青铜剑使用和传播源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