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别解“华阳”异想——兼谈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有关鸟、日造型文物的再认识
鲍志成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与鸟有关的文物，形制复杂多样，数量多少不一，而其中单体造型主体为鸟形的基本有六大类型：一青铜公鸡，二青铜大鸟（鹰）首，三青铜各式鸟形把饰，四青铜人面鸟身造型，五青铜对鸟造型挂饰，六陶鸟头颈造型勺把，还有就是青铜九鸟大神树、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与太阳、鸟有关的金箔飞鸟绕日，以及装饰在其他器物上的鸟形图像。与太阳、光明有关的，除被命名为“太阳神鸟”的金箔飞鸟绕日外，有青铜“太阳形器”、菱形眼形器等。此外，还有据推测可能是青铜人面、有机质材料鸟身的人鸟混合造型的器物。自从它们与其他文物一起惊艳出土以来，研究考释也取得越来越深入的进展，主要结论是：这些鸟、日造型文物是古蜀先民太阳神崇拜、鸟崇拜的遗物，或为氏族图腾，或系祭祀仪仗，或作装饰组件，或做实用器皿。应该说，这些成果较之外星人说、外来说、生殖崇拜说等，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在许多关键环节上仍存在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观点。本文根据文献记载、神话传说，对上古蜀国“天府”、“华阳”的称谓作了追根溯源的考释，并把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关鸟、日造型等文物，放到上古蜀人鸟崇拜、太阳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历史大背景去考察，大胆联想，就它们的地位和功能作了新的探索。
一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虽然出土文物总量可观，形制各异，与鸟、日造型有关的文物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无论是具体器物的研究还是总体上的判断，比较趋向一致的观点是：这些惊世另类甚至怪异的文物遗存，反映的是古蜀先民日神崇拜的祭祀仪式，而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都被定性为祭祀坑，可进而认为：崇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和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都通过绝妙的图像纹饰，生动地呈现了古蜀时代崇鸟和太阳崇拜的精神观念，堪称太阳神鸟的千古绝唱。
从总体而论，这样的判断大致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这些林林总总、面目怪异、人神鸟兽混杂的各式文物所传达的信息，放到中国文明传统和特征来观察，似乎肯定是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而且，从造型图像的形态比对、艺术装饰手法和可能的功能分析看，也似乎肯定与上古蜀国先民的鸟崇拜、太阳崇拜、祖先崇拜有关；如果从具体的某一类或某一件文物深入研究，那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致对于同一件器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多种诠释；如果结合上古神话传说和早期原典中语焉不详的记载，那在很多器物的解释中可以找到与神话、文献的契合点或不谋而合之处，尽管许多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经不起严格推敲的，但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接，已经让许多研究者喜出望外，惊喜不已了。在微观研究取得不断深入的同时，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历史文化宏观背景和祭祀场景的整体认识以及庞杂多样的具体器物的剖析，也出现了不少指鹿为马、缘木求鱼、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的误区，还有不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空白或盲点。导致这些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混乱和欠科学，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东拉西扯、牵强附会，过分深度解读、结果偏离正轨，习惯于历史文献实证、考古实物比对等理性逻辑方法，而缺少天人合一的宗教视野、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些出土文物的形制、种类，比之以往显得奇特、另类、夸张，甚至有点怪异，许多是闻所未闻的，因此用传统的考古学实物比对的方法，很难找到相应的参照系；而上古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又使得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缺乏足够的信服力。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景式的通盘考虑，没有各学科专业的相互配合，没有系统研究的方法，是很难在宏观研究上有大的突破的，在器物的微观研究上也往往会出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现象。
任何一个考古学或历史学者，面对这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惊世绝俗的文物面世，都会惊喜讶异有余而少能有所为，以往的知识和方法在它们惊艳怪异的造型样式面前，都会变得苍白肤浅而无奈兴叹。因此，在研究者专业上的多方合作，从不同专业领域去破解奥秘，化解迷茫，再从研究方法上强调系统科学，也就是说把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成果，放到整个如今已经庞杂无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去认识，充分考量蜀国先民的原始宗教情怀，合理推断，充分想象，求同存异，去伪存真，进而逐步组装、复原接近历史真实的场景，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彻底破解三星堆之谜，得出比较科学准确的结论。作为现代人，很难想象上古先民的思维方法、审美意趣和宇宙、宗教、人生等观念。但我们可以从有关人类鸟、日崇拜的普遍现象中去寻找打开神秘大门的钥匙。要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鸟、日造型文物及其他相关文物，放置到想象中的一个规模盛大、场面壮观、神情严肃、气氛肃穆的上古祭祀大典中，就好比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一场综艺晚会里，在这个庞杂纷乱的系统里，去厘清被祭祀神主的位置，主持祭祀的祭司的位置，众多供奉器具的陈列位置，神殿可能的装饰器物，以及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造型蕴涵的象征意义、宗教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
鉴于知识浅陋，我无法也不必对以往研究涉及到的所有器物再作系统全面的考论和阐述，我只能就某些鸟、日造型文物作一点拾遗补缺、狗尾续貂甚至是牵强附会、异想天开式的解读。
二
四川自古号为“天府之国”，诸葛亮一出《隆中对》，“天府”之名扬天下，其意思是天然的府库，比喻物产富饶。但是，晋人常璩所著我国最早地志之一的《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则记载：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
又引《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
把蜀国的族源、立国、历时、地望及国号名称都作了交代，而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地称天府，原曰华阳”。也就是说，古蜀国之地，原来称“华阳”，后来称“天府”。
我们不妨先来看“华阳”。常璩即以“华阳国”来名其所著地志。一般解释是其地在华山之阳，故名。该书记载地域范围，为东晋梁、益、宁三州，地当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陕西、甘肃、湖北三省部分地区。书称“华阳”者，东晋梁、益、宁三州，地当《禹贡》“梁州”之域，所谓“华阳照水惟梁州”，当为其滥觞。其时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八郡之地。《华阳国志》中《蜀志》云：“蜀之为邦，天文井洛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五岳华山表其阳。”又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可见“华阳”因取义于自然地形，以地居华山之阳而得名。如果这是《华阳国志》书名之来历，“华阳”是华山之阳之地理概念的话，那么该书所记巴、汉中等地，也当称“华阳”，或在“华阳”范围之内了。这显然与《蜀志》所说的仅指古蜀一地不一致。而《禹贡》梁州之域，或东晋时梁、益、宁三州之地，都说是在华山之阳即其南，未免过于笼统不确了。所以，我认为常璩的“华阳”，或许用的是古称或原名，也就是古蜀人先祖分封开国时的族号国名。后世地志书名用古称的比比皆是，如杭州用钱塘、武林、禹航等。
那么，“华阳”何解？我以为应该与蜀人祖先相联系。古蜀人“肇于人皇”，黄帝之子昌意娶了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也就是颛顼帝，颛顼的支庶被分封到蜀，才立为侯伯之国。这样看来，古蜀人的祖先来自黄帝嫡系，其得名“蜀”，显然与黄帝之子昌意娶了蜀山氏之女有关。其子高阳即颛顼，出生在若水，地在今四川渡口一带，10岁“佐少昊”，20岁登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少昊系崇拜太阳鸟部族之帝，其名号皆与太阳、光明有关。从文献记载看，少昊氏部落集团是由许多鸟图腾的氏族部落构成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九扈为九农正。”这里说的“以鸟名官”的凤鸟、玄鸟、伯赵(伯劳)、青鸟、丹鸟以及“五鸠”(五种鸠鸟)，五雉(五种野鸡)、九扈(九种扈鸟)都是少昊氏集团内各氏族、部落的徽号，与出土文物相呼应。从考古学研究看，大汶口文化即少昊氏文化，其族徽就是“飞鸟负日”的复合图腾；少昊氏亦做少皞氏，“皞”字从日从皋，皋为“王鸠”之类的鸷鸟，正好与飞鸟负日的含义相同，说明少昊就是太阳神。其神形是黑色的鹰，凌家滩玉鹰正是少昊之神形。
所以，颛顼以其初封之地“高阳”为氏，常璩说“德在少昊”，正是指其太阳神、鸟崇拜而言。其后裔支庶分封到蜀地，以其母蜀山氏为名，而“华阳”为其原来的名称，很可能来自于“高阳”。因为，无论“高阳”还是“华阳”，都有阳，也即太阳。这有点类似于“朝鲜”是指朝日鲜明，“高丽”是指高敞明丽。不错，阳的本义，山南水北为阳。但《说文》：“阳，高明也。”高明者何？太阳也。所以，高明即高阳，高阳即太阳。华的本义是花，但作为日月星辰之光，自古已然。高阳与华阳，实际意义很接近甚至完全相同，这与“华夏”之得名来源相类似。黄帝之“黄”，《释名·释采帛》说：“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黄帝原本是光明之神。有学者认为，“所谓‘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而‘日华’之‘华’，可能就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
那么，“华阳”后来为何称“天府”呢？实际上这恰恰是太阳日神自然神崇拜在向王权、祖先崇拜转变过程中，“天”、“天帝”、“上天”等概念出现替代太阳日神所带来的变化在名称上的反映。《礼记·祭义》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可见从夏代至商周，日神是被作为主宰上天的神来崇拜的，这是太阳神被人格化而被称为“天”的开始。因此，“天府”的意思，或许就是“上天之地”，那么其原来的称呼，说得直白通俗一点，也就是“太阳之地”的意思。如果以之指代古蜀国或其都城的话，那就是“太阳之国”、“太阳之城”了。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倒是真的合乎古蜀国普遍存在的太阳神崇拜的客观事实的。
如果我们对常璩“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以及所引《河图括地象》“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的说法，作进一步的解读考释，那么或许会另有解释或另当别论。这里的“精灵”，当然是指“天府”的精灵，只是系何“精灵”，难以实指。至于“井络垂耀，江汉遵流”，颇为费解。而《河图括地象》“岷山之地，上为井络”之说，显然与此有关，关键是必须搞清“井络”为何？
在东方星空中，黄道带二十八星宿分作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四大星象，其中井宿属于南方朱雀星象下的第一星宿，周天宽度达30多度，是全天二十八星宿中宽度最大的。井宿为南方“朱雀”七宿之首，有八星。井宿组合成东西两列，如井壁状，《史记·天官书》：“东井为水事。”井宿八星的形状有如一个水井，故名。一说其组合星群形状如网，因而得名“井”（井字如网状），井宿就像一张迎头之网。井宿又名东井，八星如井，西方称为双子座。井宿在参宿的东北方，南北河戌的西边，银河的北岸，其南面为天狼星，附近有北河、南河（即小犬星座）、积水、水府等星座。银河从西北向东南在井宿南边流过，井宿东南为四渎。
上古传说井宿是天上的水井，这则故事起源于古邢国，邢国是个很古老的国家，邢人也是历史悠久的部落。邢国的前身是商代的井方，邢人的前身是井方氏。井方氏的始祖，传说是上古时期五帝中颛顼的后代伯益（又称柏益）。《世本》曰：“伯益造井。”《淮南子》曰：“益佐舜，初作井。”伯益是打井的创始人。在古代占星术里，井宿明亮，代表国富民安，天下太平，如色变，则动荡不安。
如此看来，“井络垂耀”是说蜀地也就是岷山之上，在星宿分野上对应的是八星网络状排列的井宿所在，古蜀之地恰好是在其照耀之下。后人类似记载，其实不绝于史。晋左思《蜀都赋》：“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刘逵注：“《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言岷山之地，上为东井维络；岷山之精，上为天之井星也。”与常璩所引相同。唐孙樵《刻武侯碑阴》：“是井络之野，与武侯存亡俱矣。”这个井宿的分野，古代专指岷山。唐李商隐《井络》诗：“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张索《拟李义山井络》诗：“井络天彭地势雄，极天云雾起鸿濛。”于是又泛指蜀地。《宋书·袁豹传》：“清江源于滥觞，澄氛祲于井络。”陆游《晚登子城》诗：“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欃抢。”这么说来，“井络垂耀”意思是蜀地或岷山之地，系天上井宿之分野，是井宿的光华所照耀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井宿的传说还与蜀人祖先高阳氏颛顼帝的后裔伯益（又称柏益）有关。我推测，这位发明井的“伯益”或“柏益”，很可能与古蜀国的“次王”即“柏灌”有关，他们至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伯益亦作伯翳、柏翳、柏益、伯鹥，又名大费。《史记·秦本纪》记载是五帝中颛顼的后代，嬴姓的始祖。伯益，《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柏翳，又称伯翳，《世本》、《汉书》称化益、伯益。《国语·郑语》：“少昊之后伯益也。”《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我国最早的唯一记述东方帝俊神系的《山海经》据传是伯益所作。西汉刘歆《山海经表》：“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东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而蜀王柏灌的史迹就没那么丰富了。六朝《文选·蜀都赋》、宋朝《太平御览》皆云蜀国“次王曰柏灌”。唯独《蜀王本纪》记载叫“柏濩”（音货）。唐人在《艺文类聚》中说得更玄，“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把柏灌换成了伯雍。一说“柏灌”是“柏鹤”之误，其墓在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