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的丝绸纺织业很发达，省会成都府是继江苏省苏州府之后，又一个被称为“中国里昂”的城市。人们甚至可以说，丝绸的各种产业供应了该地区的整个外贸。成都府的市场可以被视为四川丝绸价格的调节器。绵州、保宁府、潼川府和嘉定府的最佳质量的丝绸，都被运往那里。根据四川总督的申报，省会的那些正在运营的织机多达7000多架。那里有半数居民从事丝绸纺织业，另外的一半则从事丝绸的其他产业，农民们几乎全部从事纺织业。四川的纺织工组成了行会，其他职业的大部分工人也基本如此。成都府的纺织工行会规模最大，受到了17世纪以来形成的特别严厉的条例的支配。四川省府的纺织工保持对最豪华丝绸制造的垄断权：大绉、硬绉、巴缎、线春、慕本、贡缎子、锦缎、缎子等。丝带和绦子同样也形成了他们的垄断产品。
这类“工会”（行会）条例的条款都是根据一种严格专营精神制定的。任何希望在附近一个地区定居，在成都制造的那种纺织物作坊的普通人，都会拒绝其工作并且将其机器设备摧毁。北京中央政府过去也曾经承认过，成都纺织行会享有真正的专营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却蜕变成希望在该省纺织任何种类织物的自由权。由此而出现了真正的“罢工”和混乱，并且被官吏们巧妙地用于对付外来人。由此而出现了一场持续的骚动。这种顽固激烈的愤情，在四川省，当针对“西洋鬼子”时，便会变得更为强烈。北京政府也被迫屈从行会的抱负，从此才使四川省保持了其垄断权。但纺织工们不再满足于制造这些豪华织物的特权了，他们制定了学徒规章条例。纺织工为培养徒工，就必须拥有两架织机；为了培养两名徒工，则需要4架织机。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收两名以上的徒工，即使是作坊主人拥有20—30架，甚至是50架织机也一样。这条规则必须绝对实行。它是根据官吏们为有利于小业主的利益而做的解释设想出来的，因为这些小业主同时又被大制造商雇佣为纺织工。雇佣合同，同样也应受非常特殊习惯的主宰。学徒工要“受雇”3年，但他们与雇主约定的义务却绝不是相互的。如果学徒们没有表现出充足的天赋，那么雇主从第1年起就可以辞退他，学徒工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获得补偿。在四川省的所有国家机构中，这样的条款基本相同。
那些丝绸制造商小业主一般只拥有少量织机，最多的一家作坊也只拥有10架织机。成都的丝绸产品与法国最著名的丝绸产品相对应：绉纱、锦缎、缎子、平纹丝绸、单色塔夫塔绸等。成都为了与附近几个县相竞争，也制造轻薄的丝绸富春纺。除了纺织丝绸的织机之外，在乡间还存在很重要的家庭工业，这就是制造细丝带、刺绣品、绦子和饰带，基本上都是中国服装上的所有丝绸饰品。
中国纺织物的图案的变化很少。他们在丝绸艺术和人类所有活动的分支中，都形成了某种一成不变的传统。纺织工们总会说：我们先祖是这样制造的，为什么要有改变，才能使我的织机运转呢？数世纪以来，中国无论是在丝绸制造中，还是在原料生产中，均未曾发生过任何变化。这种因循守旧的态度，使中国的丝产品始终很粗糙，丝的生产者未被促使改进和研发新品种，以满足制造商所接受的生丝原料的丝含量和质量。丝绸制造商非常习惯于商人向他出售的丝绸的那种质量，他们从未想到采购另一种不同质量的丝绸。自数世纪以来，四川始终生产同样的丝、同样的丝绸和同样的丝绸图案。因为在服装中引入一种变化，便会在风俗习惯中产生一种真正的革命。
四川男子过去与现在，始终都穿那种宽大袍子，女子穿那种短小而闪光的衣衫。其色彩也一成不变，民间黑色、棕色、蓝色和白色，宫中和大官吏们黄色和紫色。四川也没有专职的丝绸图案设计专家，完全由纺织工们自行设计图案。他们首先将图案绘在纸上，然后再交给刺绣人，最后由刺绣人将图案绣在一块事先选好的丝绸之上。中国人使用的彩色颜料都以靛青为基础，它永不褪色，并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它使欧洲印染专家们感到困惑不解。虽然苯铵染料现在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内地。现在那里普遍消费的，似乎正是德国不莱梅（Brême）和汉堡的牌子。中国当时的丝绸在染色和保色方面，远远低于欧洲50年之前的质量。所以，其质量要远高于德国染料的德国苯铵产品，在经济、利润和承受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必须被引进四川。成都府制造的豪华丝绸一般都是批量印染的。但东富春、绫子和线春，却是分件印染的。
中国人使用的织机极其原始，而且在数世纪以来毫无改进。四川人并不使用双线圈，因而被迫增加综丝的数量和两个综丝框（一上一下）。
为了纺织单色丝绸，每架织机要占用两名工人：一名纺织工、一名负责维护织机的助工或徒工；提花丝绸的纺织，则需要3名工人：纺织工、助工和提花工。工人们由丝绸作坊供养。他们有权每天获得3餐（大米和菜）。每个月之间，他们还有权吃到两顿肉食。他们每晚享有配量米酒，并且可以随意抽烟。一名纺织工的食物约为18.5生丁（centime，每生丁约1%法郎）。他们除了食物之外，还计件而领取工资。在成都府，每织一块77cm宽，14.50米长和每米97克重的丝绸，每米将获得40生丁的工资。助工只获此数的一半——20生丁。熟练织工，根据丝线的不同粗度，而每天可以纺织2—3米丝绸。花绫绉的成本费是每公斤可达14法郎，也就是每米2.95法郎。一匹宽77cm、4.50m长的慕本缎，每米可重达114克，其纺织工每米可得48生丁；助工和提花工，每米只挣42生丁。除了食物之外，这种慕本缎的成本，每米为3.45法郎。
成都府制造的丝绸，每匹的长度在15—17米之间。那些制造商同时又是批发商，其产品的大部分均销往四川省境内，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丝绸被输往附近各省。成都府纺织工的工资很高。如果与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相比较，那也可以说是有些过分高了。劳动力的这种昂贵性，是由于纺织行会强加给其顾客的，尤其是强加给那些垄断经营者的严格条例。纺织业的辅助工作：拈丝、整经、络纱、卷纬、经纱卷取、捻接和穿经等，都不会引起世人的任何注意。其操作和设备同样都很落后和简陋。其操作的场所也与其目的绝不相宜。这些织机均安装在地下室，白天的光线也很糟糕。
人们很难对中国丝绸产品与法国同类产品的制造成本进行比较，哪怕是那些具有某种类似性的生产程序也罢。粗糙的原料，使中国织物的观感不佳。但始终忠于其传统的中国人，对这一切仍感到很满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丝绸制造商和销售商们，应该在图案中引入某些变化，并对织物的纺织技法作某些改进。他们继续采购长久不变的同类丝绸，因为其先祖们已经这样做了，其后裔们仍在继续这样做。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推荐新式图案，或从未见过的图案体裁与风格。他们在购买一件旗袍或一件大衣时，只要别人的眼睛中暴露出赞赏心情，就足够了。西方人生产的丝绸，也不可能满足天朝帝国臣民的情趣、心愿和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在这一方面发生变化，还需要经过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