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烂就弄烂，弄烂好往贵州搬”——明清时期遵义话与四川官话渊源关系初探
黄尚军 李国太
贵州遵义地近重庆，北依大娄山脉，南邻乌江天险，扼川黔经济文化交流之要冲，乃黔北重镇。旧时，古盐道和古丝绸之路从播州（今遵义市）经尚稽场，过河槽渡、茶山渡，连接开阳、贵阳。
明四川遂宁人李实《蜀语》，作为一部记录四川官话词语的著作，共收词语563条，而《遵义府志》所采过半，这也许表明，当时的四川官话与遵义话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语言也必然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未将遵义话与四川官话之间的关系截然分离。有关研究和我们实地调查所获资料表明，遵义话与重庆话的确很接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不能单纯从描述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更应将其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探讨此种关系何时发生、如何发生以及如何得以强化。
历史上政区归属对方言形成和变化起着十分的重要作用。遵义曾较长时期隶属四川，其文化自然与四川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今遵义阳戏受川剧的影响可窥一斑。而在民间信仰上，也有较为突出的例证。道光二十一年《遵义府志·风俗》：
歌舞祀三圣曰阳戏。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也。近或增文昌四圣。每灾病力能祷者，则书愿帖，祝于神，许酬阳戏。既许后，验否必酬之，或数月，或数年，预办羊豕酒，择吉召巫优，即于家歌舞娱神，献生献熟，必诚必谨。余皆诙谐调弄，观者哄堂，至勾愿送神而毕，即以祭物燕亲友，时以为常。
有关研究表明，川主信仰和文昌信仰均源于四川地区，这些民间信仰普遍流行于遵义地区，可见这两个地区文化渊源甚深。
作为文化之一种的遵义话也不免会受到四川官话的影响。同时，在方言接触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一种方言能否取得强势地位，与方言的竞争力强弱有着重要关联。
遵义上古被称为蛮荒之地，秦汉时期乃西南少数民族活动区域，自唐至元数百年间，仍行土司之制；而与之相邻的四川地区，早在战国时期便已经划归中央政权的版图，汉、唐时期一度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地位以及文化影响力必将远远超过遵义。这种经济文化上的强势，也为其语言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提供了可能，从而让遵义本有的、甚至含有少数民族语言成分的语言，方言的特殊成分逐渐消失，使用范围缩小，成为一种萎缩型方言。
而从地理位置上讲，遵义所在的黔北毗邻四川，且历史上为出川要道。汉武帝开五尺道，其线路从成都到宜宾，再转向云南昭通、曲靖，而宜宾到曲靖的另一条道路则先向东折向黔北毕节一带再转向曲靖，从而使黔北至少在汉代便已成为官道，是四川等地移民南下的重要孔道。遵义绥阳郑场镇《黄氏入蜀祖墓志铭》：
阳寿，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七月二十八日子时。系四川东道重庆府定远县惠兴里六甲雷家桥生长人氏，得年四十五岁，不幸大限，亡于光绪十□九年癸巳岁八月二十一日丑时。仍在贵州遵义府首县东乡乐安里七里玛瑙窝住宅，因恙身故，正寝。
地理上的优势，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迁徙路程中的危险，减少了长途迁徙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当然，个别人或个别家族的迁徙，并不一定会对迁入地的文化及语言带来大的变化，多数情况下，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移民反而会放弃自己固有文化和语言而融入到迁入地文化之中。
有关研究及我们实地调查证实，四川移民迁播规模最大无疑为明末清初，尤其以张献忠据蜀屠蜀后为最剧。而遵义相对安定，使得四川不少移民逃难而至。
遵义中药店，创设较早的多在老城。民国后，新城商业区较为发达，资本也以川人占优势。城乡人民多求诊于坐堂中医，而全城坐堂中医又有80%以上系川人，且药店亦多为川人经营，故川人垄断了遵义医药界数十年之久，其影响十分深远。
作为偏远之地，人口如此之众，对其语言、文化上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大批移民入遵之前，两区之间的语言已经融为一体。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差无几，使移民不会因语言、文化的隔膜而造成文化冲击，进而使遵义能在这一时期吸引大批移民迁入，而大批移民的到来，又对加强两地语言上的进一步融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除行政的归属和大规模的移民有可能造成今日遵义话与四川官话紧密的关系外，还有以下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一，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除在形成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推进，还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方言的形成和方言间的接触，能为我们的研究开拓新的视野。遵义虽历史上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曾一度落后于四川地区，但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无论从经济生产方式，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来讲，都逐渐表现出与四川近似的文化形态，这显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从而使两地语言尤其是词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二，明末清初的四川官话与经历“湖广填四川”后的今日四川官话有多大关联，即今日四川官话的雏形是否直接导源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还值得进一步深思。
据赵振铎先生研究，明李实《蜀语》中“绝大多数词语都还保留在今天的四川官话里面，这说明远在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以前，就已经有了现代的四川官话的基本格局”。目前学界还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这就促使我们应该思考今日遵义话与明末以来的四川移民到底有多大关系，即在清以前，遵义话是否也已经奠定了今日所呈现的语言基础。
历史上遵义府城封闭的状况，对语言的保存将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清以前形成的语言雏形，成为今日遵义话语言基础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将今日遵义话与四川官话的关系仅仅归结于明末以来的四川移民，还有待更多证据，但毋庸置疑，移民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遵义话与四川官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