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有为数众多的传统戏剧。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10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民俗”，中华民族传统戏剧中不乏有一些少数民族戏剧剧种榜上有名，诸如人们所熟知的“藏戏”，其中含有西藏藏戏剧种：“白面具戏”、“蓝面具戏”、“德格戏”、“门巴戏”；青海藏戏剧种：“黄南藏戏”；甘肃藏戏剧种：“南木特戏”；四川藏戏剧种：“德格戏”、“安多戏”、“康巴戏”、“嘉绒戏”；“壮剧”，其中分为“广西南路壮剧”、“北路壮剧”、“云南文山壮剧”；“山南门巴戏”、“侗戏”、“布依戏”、“傣剧”、“彝族撮泰吉”等，以及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傩戏”、“目连戏”、“安顺地戏”、“灯戏”、“道情戏”、“皮影戏”、“木偶戏”等。另外还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剧种，诸如“蒙古剧”、“维吾尔剧”、“苗剧”、“满剧”、“白剧”、“瑶剧”、“佤族清戏”、“夏剧”、“回族花儿剧”、“朝鲜族唱剧”、“仡佬剧”、“二人台”等等。其中就有许多属于西南藏彝走廊的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戏剧乐舞艺术形式，对此深入挖掘与研究显得非常重要与迫切。
四、西南地区国际通道与图腾神话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的国际通道自古迄今一直是比较畅通与富有功能性的，然而由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使得一些历史现象处于模糊状态。特别是关于此地大量出土文物与图腾神话的关系研究滞后，影响着我们对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学术价值的深刻认识。
“图腾”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是图腾产生的基础。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
原始人曾先后产生三种图腾含义：图腾是血缘亲属；图腾是祖先；图腾是保护神。我国学术界对图腾此词译名不一，迄今已有图腾主义、图腾制度、图腾崇拜、图腾宗教、图腾观、图腾文化等译名。著名学者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一书阐述：图腾文化丛主要由十二种图腾文化元素组成：1.图腾观念；2.图腾名称；3.图腾标志；4.图腾禁忌；5.图腾外婚；6.图腾仪式；7.图腾生育信仰；8.图腾化身信仰；9.图腾圣物；10.图腾圣地；11.图腾神话；12.图腾艺术。图腾艺术可分为图腾人体装饰、图腾雕塑、图腾画图、图腾舞蹈和图腾音乐五种类型。在中国各民族中，存在图腾亲属、图腾祖先和图腾神三种观念，其一是由动物型到半人半兽型，再到人兽分立型；其二是由写实到象征；其三是由单一型到复合型。在南方古代民族中，越人主要崇鸟和蛇，南蛮主要崇奉犬。东方夷人，据史籍记载，他们崇拜鸟和太阳。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代遗址中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乐舞戏剧人物形象中所出现的复合型人兽、鸟蛇、日月图腾造型即反映巴蜀古族的原始文化历史。
论及图腾的演变的初生阶段，此时，图腾对象与自然形态极为相似。鼎盛阶段，因生产力的发展，想象力的提高，同时，祖先意识加强，形成了“兽的拟人化”。初民把图腾对象赋予了人的部分特征，图腾形象开始达到半人半兽的图腾圣物。到了图腾对象转入祖先崇拜阶段，以图腾观念为标志的图腾基本特征：1.每个氏族都有图腾。2.认为本氏族的祖先与氏族图腾有血缘关系或某种特殊关系。3.图腾具有某种神秘力量。4.图腾崇拜有些禁忌。禁止同氏族成员结婚；禁杀图腾物。这是最重要的两种禁忌。5.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是一个整体。这些图腾观念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一些古代遗址的出土器物的神巫文化之中。
《山海经·大荒西经》所云巴蜀地域之神灵：“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
熊笃、程世波著《巴渝神话传说》指出“灵山‘十巫’包含了‘开明东’的‘六巫’中除巫阳之外的‘五巫’。他们皆是能上天下地通鬼神的巫师，又多兼神医；其中巫盼、巫真、巫谢即后起的巫臷（巫诞）部族和巴子五姓的先祖；而巫罗又是后世的巴郡板木盾蛮‘七姓’之首的罗姓的远祖。巫，又是后世歌舞戏剧等艺术家的远祖”。
著名学者薛若邻在为胡健国著《巫傩与巫术》所写的“序”中写道：“巫总是与舞联系在一起的，《说文》释‘巫’：‘以舞降神者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夏商周时代巫祀鬼神的歌词，惜全部失传，巫舞现在还有遗风。”另外他还指出：
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都是互相融合，互相吸收的。唐代的燕乐二十八调，其中的龟兹乐，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唐玄宗时杨贵妃编创的大型舞蹈《霓裳羽衣曲》，就大量吸收了西域音乐舞蹈，所以杜甫观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宋代进入宋杂剧的“五花爨弄”，本是云南爨国人来朝带来的，当是异族或白族的艺术。
美国学者菲利普·惠尔赖特在《论神话创造》一文中探寻：“在原始人却对体验的时间也赋予同等的本体现实—它体现在日夜的周而复始、季节的循环、从童年至成年、再从成年至老年以至死亡的过程，体现于种植、收割、节庆、战争、狩猎、成人结婚、供奉等相关的部落庆典历法。在神话时代的视野里，自然界是循环的，它显示出生动的周期，这恰好与机械的‘发生’规律形成鲜明的对照。”关于神话与乐舞戏剧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探索：“神话和仪式的联系（正如尼采和加斯特所示）显示了戏剧结构的发展，并能对诸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佛朗西斯·佛格森的《戏剧思想》等著作提出有用的注解。另一方面，对于形象簇在神话语境里所起功能的研究，能导致比喻研究，从而深入了诗意的核心。”
较之中原地区与周边一些国家，西南地区诸民族的图腾神话思维要发达一些，其巫术文化与民族艺术有较好的结合。故此，在巴蜀区域留存大量有着很高文化品位的艺术文物。元代的巴蜀文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学术探究。
另外在南方丝绸之路所遗存的古代铜鼓文化，也向人们昭示西南地区国际通道上曾经发生过的亚洲区域原始艺术交流的历史事实。
滇池东岸的云南晋宁县石寨山珍藏并陆续出土了大量古滇国王族和贵族的墓葬青铜器，这与巴蜀区域广汉三星堆的先秦青铜器相互对应，显示着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辉煌。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有一些反映此地古代少数民族原始乐舞戏剧风貌的铜鼓艺术文物，更能呈现其远古民族表演艺术的风韵。
“石寨山古墓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其考古年代约在春秋战国至汉代，其中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铜鼓、乐舞人、葫芦笙、编钟等。特别是贮贝器盖、铜鼓上铸造的铜人、铜饰扣上的图样、兵器柄上的装饰，其形象生动地反映当时滇池地区各族人民的祈年、报祭、狩猎、上仓、剽牛、纺织、战争、娱乐等生活场面，其中尤以载歌载舞的乐舞形象与戏剧性极强的与猛兽搏斗之人兽雕刻特别使人赏心悦目。
用于日常祭祀仪式的古滇族乐舞青铜器代表作，如“铜舞俑”共出土4件，每件高约9厘米。其艺术文物除了一乐手吹芦笙之外，其余三人为舞人，皆作徒手舞姿，身躯曲伸，手脚摆动，恰似如今南方少数民族流行的“摆手舞”或民间歌舞小戏。颇为动人的“双人舞盘铜饰”，为西汉时期镏金铜盘扣饰，通高13厘米，宽10厘米，背面有一齿扣，可以悬挂。文物正面为男性舞者二人，深目，高鼻，脑后挽一小髻，着紧身裤，腰间各佩一柄长剑，跣足，扬手，掌中各执一圆盘，昂首，屈膝，足踏象征大地的长蛇，恣情歌舞。此物美术装饰感强，艺术风格新颖，生动地反映了古代滇池地区少数民族高超的美术技艺与乐舞表演水平。
“铜鼓”作为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青铜艺术奇葩，一直为中外艺术史学家所关注与描述。根据大量古代铜鼓出土文物研究与划分，可按照出土地点与年代先后，划分出八种不同的铜鼓类型。诸如石寨山型、万家坝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
富有代表性的石寨山型铜鼓，鼓面宽厚，体型高细，装饰纹样精美。其鼓面多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并填以宽窄不等的晕圈与斜线。窄晕中饰锯齿纹、圆圈纹、点纹等构成花纹饰带。宽晕为主晕，常饰以旋飞的鹭鸟、船纹与羽饰舞人。此类铜鼓盛行于战国与东汉年间，其分布以云南滇池为中心，波及到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贵县等地。
石寨山型铜鼓腰部所遗存的“羽人舞蹈纹”，其“羽人”舞者头戴羽冠，身披羽饰，随乐而动，手舞足蹈，形象非常优美而生动。还有于石寨山出土的铜鼓“盾牌舞纹”，为八组羽人，着鸟服，手执盾牌与兵器踏歌行舞，气势更为热烈而宏大。另外与此相类似的诸如罗泊湾铜鼓“鸟舞”纹饰，西林普驮铜鼓“鹭舞”纹饰，开化铜鼓“芦笙舞”纹饰，冷水、石寨山、西盟等地铜鼓“竞渡舞人”纹饰等，均真实地记载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铜鼓至今不仅是南方少数民族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用于乐舞与民俗活动的伴奏乐器，同时亦为当地歌舞诗相间的民族戏曲，如彝剧、壮戏、傣戏、布依戏、侗戏等烘托气氛的打击乐器。铜鼓作为文化中介物曾输入东南亚诸国，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铜鼓之路”。
通过考古发现，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条“铜鼓之路”。当公元前7、8世纪时，最早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滇池与洱海之间产生之后，便开始了铜鼓的漫长传播历程。滇东南是后起的一个铜鼓铸造中心，即属古句町国。那里濮族居民又将铜鼓经文山、麻栗坡传入越南北部。而后再到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越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新几内亚。
“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提出已经60多年，郭沫若、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等国学大师对巴蜀古史传说、古代历史、民族、学术、宗教和考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划时代的成果。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素来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带头人，近百年来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约480余种论著，巴蜀考古也获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成都“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遗址发掘，三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都凝聚了中国西部地区学人的大量心血。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正是我们对上述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氐、蛮、僚、爨、濮、越、罗罗等神奇而伟大的氏族、部族与民族与华、夏、汉族在一起相互交流、融合历史文化的锲而不舍的发掘与研究，才同心协力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考古文化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