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亚区的中心在岷江上游河谷，向西延伸到了青衣江上游。此亚区青铜时代文化的重要的考古发现有茂县、理县、汶川的石棺葬群，茂县城关、营盘山、别列、勒石村的石棺葬群，牟托一号石棺墓，理县佳山寨石棺葬群，巴塘、雅江的石棺墓，甘孜吉里龙古墓葬，炉霍卡莎湖石棺葬群，宝兴陇东、瓦西沟口的石棺葬及汉塔山土坑积石墓群。出土的铜器物以山字格剑、曲柄剑、手镯、泡钉为区域性组合。由于该区域紧邻古蜀文化区，古蜀文化对其影响较大。根据文献记载，此地区秦汉时期的主要民族为冉、，故此区域可称为冉文化区。
第二个亚区为安宁河谷。主要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为分布在安宁河谷两岸的大石墓，出土铜器以山字格剑、弧背刀、束发器、发钗、铃、泡钉为基本组合，学术界基本认为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是文献所载的邛都夷的遗存，该区可称为邛都文化区，在邛都文化中可看到一些古蜀文化的因素。
第三个亚区为以盐源盆地为中心的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的巨大三角形地带。主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发现有盐源盆地的石盖墓，宁蒗大兴镇的土坑木椁墓，永胜金官龙潭的青铜器群，德钦石底、纳古、永芝的古墓葬、盐边县的石棺葬。出土的铜器物以铜鼓、覆瓦形编钟、山字格剑、双圆饼首短剑、弧背刀、曲柄剑、细长形三角援戈、直銎钺、短柄镜、各式镯、铃、泡钉、带饰和以鸟形杖首为主的各式铜杖首为基本组合。该区域还出土一些造型十分特殊的器物，如双柄刀、一人双兽枝形器、羊首杖、蛇形杖、铜燕等。文献记载，战国至西汉时期活动在此地区的民族主要是笮都夷，故该区域可称为笮都文化区。
第四个亚区是滇西高原的洱海地区。主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发现有剑川海门口遗址、祥云检村的石棺墓，祥云大波那的木椁墓，剑川鳌凤山的土坑墓群，大理洱海地区的青铜器群杨、楚雄万家坝墓葬群等。出土铜器以铜鼓、覆瓦形铜编钟、羊角编钟、山字格剑、双圆柄首短剑、凹刃矛、弧刃戈、“V”字形领钺、靴形钺、尖叶形锄、六畜模型和主要以鸡和鸟形杖首为主的各式铜杖首为基本组合。战国至秦汉时期，该地区的主要民族为昆明，故该区可称为昆明文化区。
第三个文化区包括滇中高原和滇东地区。墓葬基本为土坑墓，出土铜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以铜鼓、贮贝器、编钟、葫芦笙、尊、壶、枕、案、一字格剑、蛇头剑、伞盖、针线盒、绕线板、尖叶形锄、长銎斧、宽叶矛、窄叶矛、新月形刃钺、啄、狼牙棒和种类繁多的戈、以斗兽纹或狩猎纹为主的扣饰、各种杖首等基本组合。铜器上饰以繁缛的纹饰，多双旋纹、编织纹、辫纹、三角齿纹、蛙纹、人形纹等，器身上多阴刻鸟、蛇、鱼、虫、虎、熊、豹、鹿等鸟兽图案，造型生动活泼。在器物上焊铸各种立体人畜是该区青铜器最显著的特征。第三个文化区的青铜文化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由于在晋宁石寨山6号墓中出土了金质的“滇王之印”，印证了文献上所记载古滇国的存在，所以这种青铜文化被称为滇文化。
滇文化区可分为两个亚区。其中一个亚区主要位于滇中高原的滇池四周，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晋宁石寨山滇墓群，呈贡天子庙滇墓群，江川李家山滇墓群，昆明羊甫头滇墓群，安宁太极山滇墓群等，该区是滇文化的中心区。另一个亚区位于滇东的曲靖盆地，重要考古发现有曲靖珠街八塔台墓葬和横大路墓葬等。此两个亚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一些差别，故后一个亚区的青铜文化也被称之为滇文化——八塔台—横大路类型。
除此而外，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还存在一些小的青铜文化区，如昭通盆地、保山盆地、城河流域等。
四
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西南地区各种青铜文化大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战国末至西汉时期达到了鼎盛。而其文化则多与其北面的巴蜀文化尤其是古蜀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考古资料揭示，在西南地区的各种青铜文化中，存在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因素的历时性辐射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影响。通过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可以看到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凝聚、传承和创新。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索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广大地区青铜文化的来源、影响、传播、互动等整合过程，探索以青铜文化为表征的西南各族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探索西南各族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文明演进程度。并通过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对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影响所引起的西南各族文化的深刻变迁，探索秦汉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巴蜀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整合进中国文化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格局在西南地区的具体表现。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的影响表现在众多的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都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不同程度地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三星堆和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诸青铜文化的青铜器，直观地反映了这个过程。
例如，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些青铜文化都有单个的青铜人物造型和群体人物造型。三星堆的单个人物造型有青铜立人、跽坐人等，滇文化则有单个的跪坐执伞俑和持棍俑。三星堆的群体人物造型有神坛上的群神，滇文化的贮贝器与铜鼓上的群体人物造型则是滇青铜器最具特点的风格之一。此外，笮都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群体人物造型的风格。
古蜀多见用鸟兽鱼虫造型装饰青铜器的手段，常见有鸡、凤、鱼凫、龙、虎、牛、鹿、鱼、蝉等造型。这种方式被西南地区诸文化所接受、所承袭。滇青铜器上装饰的鸟兽鱼虫种类繁多，大到马、牛、熊、鹿，小到蜜蜂、甲虫、蜈蚣；天上飞翔的孔雀、犀鸟、鹰隼，地上奔跑的虎、豹、豺、狼，都被装饰到滇青铜器上。昆明文化、笮都文化、冉文化中也多见各种动物造型，如昆明文化中的鸡、鹤、鹰、燕、马、犬、牛、羊；笮都文化中的虎、马、蛇、鸡、燕、鹰；冉文化中的犬和鸟等。
三星堆出土的华丽精美的金杖说明古蜀文化曾经存在过用杖习俗，三星堆金杖是宗教和世俗权利的代表物。而铜杖和铜杖首却在西南诸文化中大量出现，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古蜀的用杖习俗在西南地区得到了承袭，其二是用杖的社会面比古蜀文化有所扩大。
三角援铜戈是古蜀青铜文化影响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又一个范例。从总体上讲，西南地区的铜戈都属于三角援戈，属于一个大的系统。尽管不同的区域的戈拥有各自的独特风格，但它们都以蜀式戈为“祖形”，与蜀式戈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又随着该区域与蜀地的远近和与蜀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有所变化。与蜀近邻的地区，蜀式戈直接传入了这些地区。与蜀相隔较远地方的则发生了变化，演变出各式各具特点的铜戈，共同组成了西南地区青铜戈的“大家庭”。如冉文化区，因与蜀地紧邻，该区域内的三角援戈基本为蜀式戈。笮都文化区与昆明文化区的铜戈则发生了变化，带上了地方文化特色，滇文化区的铜戈在形制上变化最大，种类也最丰富，但它们与古蜀三角援铜戈的“血脉”关系还是一目了然的。
在滇文化分布区的南边，还有一个受古蜀文化影响的地区，即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分布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与滇文化相似，已是学术界共同的认知。东山文化的铜戈基本上属于滇文化的石寨山类型，也就是说仍然属于蜀式戈的大系统。就目前所知，越南北部是古蜀文化向南延伸到的最远的地区。
古蜀青铜文化的南传，基本上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传播的，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文明的文化传播线，而古蜀文明的南传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稳定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五
南方丝绸之路不但是古蜀文化向南的传播路线，同时也成为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间相互影响和文化传播的路线。一些颇具特点的青铜器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现，勾画出若干条文化传播路线。
如山字格铜剑，这种颇具特色的器物基本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沿线，从北到南的分布点有茂县、宝兴、西昌、盐源、宁蒗、永胜、丽江、德钦、剑川、弥渡、楚雄、大理、保山、昌宁等地。另一种双圆饼首铜短剑也分布在茂县、宝兴、盐源、宁蒗、永胜、德钦、剑川一线。分布在这条线上的还有曲柄铜剑、短柄铜镜等青铜器。这些器物的传播经过了冉文化区、邛都文化区、笮都文化区和昆明文化区，出土地点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零关道和博南道上。
西南地区最富代表性的青铜器——铜鼓，基本上也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考古资料证明，目前发现的铜鼓当数滇中楚雄万家坝出土的为最早，故楚雄应是铜鼓的发源地。铜鼓以楚雄为中心向四方传播，目前出土战国至西汉时期铜鼓的地点有：楚雄、昆明、呈贡、晋宁、江川、文山、大理、祥云、弥渡、保山、昌宁、云县、曲靖、丽江、盐源、会理等地。出土铜鼓的地点都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滇文化区、昆明文化区和笮都文化区内，且位于零关道南段、五尺道中西段和博南道上。
还有一类器物也体现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功能，即靴形铜钺。西南地区的靴形钺集中出土在滇中地区，然后沿着博南道和零关道向西和向西北传播，大理、保山都出土了不少靴形钺，在滇中的西北的盐源盆地也是出土靴形钺的又一个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北方草原和中亚、西亚的某些文化因素，如金杖、铜杖、金面具、双马形器、侧头展翅的鹰、双圆饼首铜短剑、人形茎铜剑、曲柄铜剑、弧背铜削等具有中亚、西亚和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出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这一现象已经向人们透露出南方丝绸之路还有更大的文化背景即欧亚古代文明这一更加广阔深厚文化背景的重要信息。
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青铜文化构成了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主体，而南方丝绸之路则是联系西南诸青铜文化的纽带。由此，中国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交融、整合得以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进行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