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进入了纷繁、甚或喧嚣的21世纪，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而言，凝视、打量，甚至盘点、反思这一时期的诸多研究，似乎很有必要，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毕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代。不管你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或肯定过，20世纪业已过去；而过去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上个世纪关涉这一时段文学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仍需要进一步论辨、反思、质疑或肯定。从清儒到近代、现代，甚至当代，古代文学研究明显地走向了一条越发宽广的道路，也累积了一些足以让我们分析、借鉴和思索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特别在史学领域，新的观念日益冲蚀、颠覆传统的史学而走向现代、当代。文史自古一家，史学领域的更易、革新又足以给文学史的研究带来特有的冲击；或者说，从借鉴的角度，能构成文学研究变更、增长的一个基点。不可否认，20世纪以来文学视野、观念的变更正是发端于史学的研究，“六经皆史”，“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等，都正是标准的史学畛域。因此，凝视、打量之余，如何在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上，让有效的视野、方法浮出地表，以资所用，来进一步深化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有时，必要的回视昔日路径，展望未来，能构成文学研究者前行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任何研究都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与理据；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也必然要有所区别而不可一概而论。1930年，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这话当然也适宜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只不过，与先秦、唐宋元明清文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却不免有自己独特的前提和条件：
这一段文学史，不象某些领域一样有什么“珍密材料”和忽然冒出来的“重要文物”，所能见到的都是人所常见之书。
大凡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人都知道，这一领域已很难有孤本秘籍的发现，材料大致现成，前人也有种种既成说法，重要的是深入钻研，从头开掘，才会有所发明，有所创获。
之所以多加例举，意在说明这一时段新材料确实是比较少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说法。如《唐钞文选集注》的著录，最早见于日本森立之在孝明天皇安政三年（1856）所撰的《经籍访古志》卷六“总类”。进入20世纪初，日本学者如斯波六郎等，陆续开始对其研究。光、宣以后（1908），中国学者如罗振玉、董康等，也渐次接触到这些珍本，罗氏甚至还不惜以变卖房屋的巨资影印，编成《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而广为流布。2000年，南京大学周勋初又广加搜罗、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出版，更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也能极大地推动“《文选》学”的相关研究。但基础史料的搜集还未完毕，2011年又略有补充。世人所熟知的1996年7月到11月长沙走马楼施工时发现的高达十万枚以上的三国吴简，无疑能极大地推动三国吴史的研究；然而，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内容——主要是长沙郡一地的户籍、名刺、请安、问候等，要直接用于文学研究，却不免勉为其难；毕竟，这些内容与文学悬隔了一段不近的距离。当然，敦煌文献中保留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饶宗颐先生就曾“网罗世界各地收藏《昭明文选》古写本之残缣零简”（《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序》）而编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然其系统性、完整性却颇为欠缺，零散、残破、漫漶的记载似乎很难构成对这一时段文学研究的有力冲击（当然敦煌文献对《昭明文选》研究的推动却委实不可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先生所指涉的“新材料”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的作用，无疑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当然，这一时段文献自身的传承也有不可忽视的原因：一，当东晋末年桓玄发布以纸质代替简帛时，纸质文献的普遍流行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知识、学术的发展，这从此后（即宋齐梁时期）私人藏书的数量可窥一斑。经过永嘉大乱，几乎散佚殆尽的东晋，元帝时的书目总数才三千余卷。之后，经过东晋、宋一百六十年的发展，才慢慢有了些藏书。但史籍可考的也仅是寥寥数家，如谢弘微分家产时，“唯受书数千卷”，褚彦回“唯取书数千卷”，沈亮得“赐书二千卷”就是说藏书达数千卷的就已进人了史臣载人的视野。这三人都是当日的高门士族，谢弘微是当日一流高门陈郡谢氏，褚彦回出自阳翟褚氏，其父褚湛之尚刘裕七女始安哀公主，沈亮则是南地土著吴兴沈氏。这一情形到了南齐就有了长足的进展，已出现了藏书万卷的人，如崔慰祖、陆澄。尽管南齐末年，萧衍举兵向阙时兵火延及秘阁，但对藏书并无特大影响，而且随着梁朝近五十年的承平，藏书量急剧增多，几千卷已不稀罕，万卷以上的所在多有。这些都说明了随着纸张的普遍应用而带来知识的倍增。但也毫无疑问，受纸质文献留存年代的限制——这些文献实在不易或不能穿越漫长的时光而走出地面，走到现代。再者，这一时期的文化中心建康，因原野卑湿，无疑又加剧、恶化了这一问题。这一时段地下文物出土之少，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二，禁碑的存在。据《宋书》卷十五《礼志》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此则碑禁尚严也。……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基本上都是因要减杀厚葬之风，同时也憎恶碑铭记载的失实而令行禁止；因此，其间虽有反复，但基本上是一直禁断。这一时期出土的墓志碑铭较少，也直接证实了这一点。三，历经侯景之乱、江陵焚书，江南的国家藏书几乎荡然无存。这是客观的限制，今人已无如其何。这样，陈先生所说的“新材料”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就不免有了虚置的意味。然而，追溯下去，这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对这一段文学的研究，在学术坛里是比较寂寞的，远远比不上唐诗研究或者《红楼梦》研究那么显赫。
中古文学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确是较为冷寂的。
请注意“寂寞”、“冷寂”的字眼。“自然难以形成热门或热点”，傅先生客气的话语中，仍透露出这一时段文学研究无可置疑的冷寂，话语之中甚至不免杂有一丝苦涩。1998年，刘跃进先生曾对《文学遗产》的稿件进行精确却不无模糊的表述：
从近年来稿情况看，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稿件，平均每年在一百篇到一百五十篇左右。其中，多数是中古文学研究论文，通常占三分之二。
刘先生话语似乎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其他时段文学研究的来稿，则远高于这个数字；不过，不管怎样，数据的客观无疑彰显了这一时段学者研究的一个难堪境地。这是因为，一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和困境固然很多；但这种现实却无疑有一个重要，且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如何摆脱这种难堪的境地，走出低谷，或浮出水面？这中间，背景的凸显和浮出，就不失为一种较有效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先看上个世纪早期发表的三篇文章：
1917年2月，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1927年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34年，陈寅恪发表《四声三问》（原刊《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这三篇文章，虽不足以代表那一时代学术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但至少能提供一些思考。1909年，日本人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第131号上发表了《中国古代传说之研究》一文。白鸟说，尧舜禹是儒家的传说，表现了上层的思想。白鸟的目的很清楚，是“瓦解中国古史在亚洲的地位，解除古代中国对日本文化的笼罩”。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史辨”派开展得如火如荼，顾颉刚与胡适等人，以“层层累积”的“箭垛式”的思想，清除了附着、包裹在古史上的种种传说。因为“疑古”，古人有意无意地裹袭、涂抹的色彩几乎被一扫而光。王国维《先公先王考》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清扫光了的纸上重新涂上了被人为割断了的古史脉络。王氏以甲骨卜辞充分地证实了《世本》、《史记》所载的上古殷商世系的正确性——这自然也给了白鸟类的人以有力的反击，有了民族家国上的意义。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学术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开始跨进了现代。清儒的思想是使用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种文集等传世的精英思想的文献，来审定、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但是，西方思想的涌入，甲骨文、敦煌遗书、汉简以及清宫大内档案的次第出现，却迫使学术研究在不得不接受这些新材料的同时而建立起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得风气之先，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提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正”，就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冲击下一个必然的结果；史料的扩展、延伸必然会带来方法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宽。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就充分彰显了他的学术主张。《四声三问》中，陈氏所用的资料，虽仍不脱传统经典文献的范围；其思路却无疑是崭新的，即异域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陈氏证明了“四声”即声律与佛教“转读”等实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佛教东渐”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在中国扎根、变异的过程；士人的接受，也正带来了新的思想，以及新的文学体裁和表现内容。陈氏对异域文明文献比较熟悉，又有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投射到了他的历史研究领域。陈氏深刻地洞见了这一时代的重大变迁，并以具体的研究做出了回应。鲁迅的洞见则在于他以简明、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清晰地展示了那个遥远时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当然，这也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即鲁迅此文中所概括的四个特点“清峻”、“通脱”、“骋辞”、“华靡”，实际上是源自刘师培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所推举的内容；一时间鲁迅显赫的声势也似乎遮蔽了刘氏不凡的洞见。这是三篇内容不一的文章，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都着力凸显、系联上了因时光漫湮、史籍散佚而带来的解读断裂，清晰了含混、模糊的存在背景。这样，散漫、零碎的知识，正因了背景有力的支撑而明晰、系统，有了解读的可能。这正是凸显背景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样，背景的找寻、勾勒，就在断裂、零散的资料和价值判断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50年代，鲁迅未竟的研究为王瑶先生所继承。在勾勒、阐述这一时期宏阔的思想、信仰等背景时，王氏又添进了鲁迅所未涉及的内容，如《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论希企隐逸之风》、《拟古与作伪》等文，从而使得那一时段的社会生活、思想和信仰得到了比较全面、广泛的展示。这样，魏晋六朝这一时段的整体生态环境、氛围，因了这些文章的存在，就比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以此为发端，也构建了一个后人可资前行稳固、可靠的根基。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刘师培、鲁迅二人都是在时代思潮的鼓荡下，表现出特有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刘氏受益于深博的家学，实际上带有总结清儒研究视野和方法的意蕴。刘氏在传统的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之外，又将地理、小学等纳入文学的视野。刘氏的《中古文学史》之所以受人喜爱，历传不衰，就不得不归功于他对历史变迁本来态势的尊重，即对历史文本的尊重；鲁迅赞誉的着眼点，也实在于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背景的凸显，刘氏曾概括：
今之研治汉魏六朝文学者，或寻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贯通，乃克参透一家之真相。
《中古文学史》撰成于1917年，刘氏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得风气之先而有了总结的意味。但刘氏的视野未免有所不足，至少，1902年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已在倡导要摆脱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即已开始有意摆落精英、经典的历史，而遥指向一般与边缘。如果把刘氏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跟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作一比较，就发现梁氏又涉及：一、金石及其铭文，二、外国人的著述。这两点刘氏只字未提，就未免是一个大的遗憾；因为在那个时节，至少敦煌卷子已面世十多年，罗振玉、王国维等正研究得如火如荼，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也正发表在这一年。按照梁氏的思路来审视这一时段的文学，无疑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当然，按照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历史中因为掺进了价值、思想和情感，而成了文学性叙述的“文本”；由此中间有了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但是，那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却无疑会始终限制着历史的书写。就是说，历史尽管是“叙述”出来的，有书写者的价值、思想和情感，但毫无疑问，也在反映着那个真实存在的历史——只不过，程度深浅不同罢了。也因此，即便我们不能真实再现历史，但却可向这个目标渐次靠近，绝非是一无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背景的凸显不仅是有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能够让我们系联上因时光沉湮、史籍散佚而带来解读的断裂，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价值、思想和情感。毕竟，零散的、被遮蔽，甚至杂乱的史料要梳理，就不得不去借助于背景去想象，去填补，去推测这中间缺失的环节；否则，零散、杂乱的史料就成了拆碎的七宝楼台，仅仅是一些断片而已。这当然有些勉为其难；但却不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种策略。那么，历史的背景如何凸显呢？
古今论陶渊明的文章数不胜数，但不可否认的是，立论的基点大抵都承袭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古今隐逸之宗”的观点，即因“耻事二姓”而隐居，推为隐逸诗人。而对陶渊明的研究能灵光独具，恐怕不得不推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与曹道衡先生的《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