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孝的察举都开始重在考核、试经。但杜佑的话不免让人质疑：秀、孝从西汉以来都是并驾分途的，怎么现在都一概“策试”、“试经”呢？这牵涉到秀、孝的考核问题。据魏时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华歆则认为：“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武帝听从了华歆的建议而下诏：“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要试经，但怎样试呢？结合《抱朴子？审举》中“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的话来看，即试经没有脱漏、错谬，合于经书原文，这自然是考核记诵了。也正是考核记诵，嘉平年间（249－254）魏舒被举孝廉后，能“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这种考试，史籍当然没必要记载了；也正因此我们在史籍中找寻不到孝廉试经的具体内容了。这种情况，到了梁、陈还基本如此，沈约在天监中《论选举疏》中说：“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沈约有意地区别了秀、孝，即秀才是“对”，孝廉是“答”，要求吻合原文。这也有例证可寻，梁武帝亲策岑之敬时，“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章》”，之所以特意让朱异执《孝经》，就当是为当场核对正误而准备。
再看秀才。《北堂书钞》卷七十九引《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怎样才叫“通”呢？“秀才必对策无失指”，（《抱朴子？审举》）即不要失去旨归、意旨，可“极陈所见”，用晋武帝的话就是“明于王义，有益政道”；这显然是重在时务的识见、判断了。这也是策问的应有之义，即紧密配合当日的形势，希望能补察时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康元年（280）灭吴后，策问“绥静新附，何以为先”，今“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是否能“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这大约正是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以来的优良传统。不过，“秀才虽以试策，亦泛问经义。”这样，笼统而言，秀、孝都需“策试”、“试经”了；但二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比起门荫入仕，东晋时的秀、孝察举实称得上无足轻重；可能正是这一原因，沈约对这一时期九十多年间的察举并没过多的描述，只是到东晋末年，即义熙七年（411）刘裕上表要求“申明旧制，依旧策试”时才着意凸现。准确地说，秀、孝策试到南朝时，随皇权的复振，才被强调，才正常化，有时甚至皇帝还亲临策试，渐趋成了一项稳定的制度。元嘉十二年（435），刘义庆上表举荐庾寔、龚祈、师觉，其所推荐之点，就能看出当日一般情形。举文中，刘义庆称前临沮令新野庾寔，“昔在母忧，毁瘠过礼，今罹父疚，泣血有闻。行成闺庭，孝著邻党”，显然以孝行著称；前征奉朝请武陵龚祈，“恬和平昔，贞洁纯素，潜居研志，耽情坟籍”，则以学业修养名达；处士南郡师觉，“才学明敏，操介清修，业均井渫，志固冰霜”，则才学、节操兼有。一句话，这些人“足镇息颓竞，奖勖浮动”，而有利于国家；孝行、学业（才学）或避世独居（隐士）是被举荐的几个重要标尺。不然，就不为时人所重，庾柄之“素无术学，不为众望所推”，就反证了这一点。孝建元年，宋孝武帝对选举制度又加以更正，“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取消了对举荐者刺史、太守的连带责任，显得更趋于合理。顾昺大明年间举秀才不第，就说明了策试在日趋严格和完善；其连带的惩罚措施，在元徽间释僧严拒绝察举秀才时说的话，“举失其才，亦宾主交鄙，可不慎乎”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对对策的优劣标准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些都无疑表明，策试作为一项制度，刘宋时已日益完善，成了一项较为稳定的选官制度；当然，这是皇权日益加强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但察举孝廉、秀才并非一直并驾齐驱，其分离的趋势日益显著：举孝廉日益衰歇，举秀才则日趋上升。这只要比较一下《宋书》、《南齐书》、《梁书》中的《孝义传》就能知道。《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中被举荐为孝廉的（包括不就的在内），就有郭世道、郭原平、郭林柏、吴逵、潘综五人；《南齐书》中，却连一个也没有，朝廷对待有孝义的人，也仅是“表门闾，蠲租税”，象征性地表彰而已，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为降低。梁时略有不同，但其呈下降的趋势则无可置疑。《梁书》卷四十七《孝行传》载被举孝廉的共有三人，即沈崇傃、刘昙净、庾沙弥。之所以如此，当是萧衍极力推崇孝行的结果，“高祖创业开基，饬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但在这些以孝行著称的人身上，却平添了儒学、文学的因素，显得极为驳杂，如庾黔娄“少好学，多讲诵《孝经》”，吉翂“明通《易》、《老》”，何炯“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江紑“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刘霁“年九岁，能诵《左氏传》”，褚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就是说，在这些本以孝义著称的人身上，其文学、儒学之长却被不厌其烦地记载，孝行反而退居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或被其他才华所淹没——这正足以证明，即便是孝廉的举荐，也已经偏离了传统重视德行的轨道，发生了较大的变迁，更重视其才学，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对整个社会浸润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陈朝，《陈书》卷三十二《孝行传》仅载五人，更江河日下了；而且，《孝行传》中的谢贞实擅长文学，列入《文学传》似乎更妥；而《文学传》中庾持“性至孝，居父忧过礼”，列《孝行传》也未免不可，这种界限的模糊，也正表明了时人认可的孝行业已发生了偏离，看重的可能仅是学业、才华了。察举孝廉之所以日趋式微，大约是西晋人段灼所说的原因，“曾参、闵骞，诚孝子也，不能宿夕离其亲，岂肯出身致死，涉危险之地哉！”孝子空有虚名，东晋末年，“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袁粲“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就足以说明孝廉鱼龙混杂的情形，久之，难免遭时人的诟病。问题是，袁粲还尚且清廉，“清整有风操”，就如此这般，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进一步，假如再看一下这些屈指可数的人被察孝廉后所任的职务，似乎更能看出问题的实质——即举孝廉实质性的衰落。郭原平被举为望孝，因蔡兴宗薨，“事不行”；郭伯林、吴逵被举后，史书未载其职，估计是职务不高——实不足以进入史书记载的视野；刘昙净做海宁令；庾沙弥补歙令。对此，沈约在《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序》中也不得不承认，在“权利相引，仕以势招”的情况下，“汲引之途多阙”。当察举孝廉在齐梁日趋式微时，察举秀才却直线上升：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倕闻之叹曰：“刘郎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
这种不无游戏性质的策问，其方式、内容、评价，即策以“十事”、或“五事”，测试经史，以及引短推长，与真正的策试又有何种差异。就“每集”两字显示次数的频繁，又足以说明策试的观念已渗入到生活中，甚至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明齐梁时策试的盛况。
齐梁时，举秀才已无可逆转地占据了主流位次。对此，不妨从策文和中举后的任职加以考察。先看策文。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在留存下来的策文有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策问贤良方正》，泰始七年（271）《策问贤良郗诜等》，《策问阮种等》，（这两个年代不能具体断定）《策问秀才华谭等》，元康、永康（291—301）中《策问秀才纪瞻等》，颜延之《策秀才文》，《永明九年（491）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493）策秀才文》，《天监三年（504）策秀才文》。由涉及的主题来看，策问的内容与当日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并不是凭空发问——这也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以来要求策问能补察时政的基本功能。最典型的就是《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载太康元年（280）灭吴后，策问“绥静新附，何以为先”，今“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是否能“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和现实意义。这种思路下，永明十一年的策文提到的两点内容（文见《文选》）就值得琢磨；一是“冗官塞途”，一是“今欲……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第一点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三年前，即永明八年（490），在唐寓之起义的压力下，齐武帝不得不宣诏停止检籍，“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南齐书》卷三十四《庾玩之传》。就是说，从宋代孝建元年（454）到永明八年，三十六年来的检籍终以失败告终。“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许多寒门地主、商人公然变成了士族。那么，这种“冒籍”的人有多少呢？“自泰始三年（467）至元徽四年（476），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扬州领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六，有问题的竟占了一半。萧子良也说：“自宋道无章，王风陵替，窃官假号，骈门连室。今左民所检，动以万数。”《南齐书》卷四十《萧子良传》。对此，庾玩之忧心忡忡，“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部，倍不可念”。显然，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冗官塞途”；《南齐书》卷十六《职官志》载“朝散用衣冠之余，人数猥积”，“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就很能说明官员的急剧膨胀。策文中也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这一点，“周官三百，汉位兼倍，历兹以降，游惰实繁”。另一方面，永明时期政治尚属清明，问题就这么严重，其他时段可想而知。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官员队伍，势必要采用一定的措施去清理，检籍既然失去了应有的作用；那么从源流上加以筛选、堵塞，无疑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情形下，重视策试是很自然的了。我们看隶事之风盛行在齐梁，文人间以隶事相高，固然有以藉知识相矜、傲视的心理；但重要的还恐怕是现实中策试的影响，上所举武帝时的隶事，就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点，永明十一年的策文提出“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这也是现实的反映。诚然“复五都”（收回洛阳、长安）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或不过是一纸空言；但期求“民富”后“归文学”，却是一项切实的举措。因为永明年间（483—493）实是一个学术、文化发达的时期：萧子良在鸡笼山聚集文士、儒生及名僧畅游，编《四部要略》、造“经呗新声”，特别是其间的“竟陵八友”，更是一时盛况；王俭家“开学士馆，悉以四部充俭家”；颇有文采的随王萧子隆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文士，这样，躬逢“盛世”，自可彰显“文治”，要求“四民富而归文学”。或者说，在高层看来，这不妨是一项远景规划。这样，现实中势必要选拔有文学才华的人来充实，渐次提高而达到国家整体目标。
再看中举后的任职。就史传所载，被举荐者策试通过后授予的职务有：
著作佐郎，如顾练、殷朗、顾愿；
参军，如王延之、庾杲之、王融、袁彖、刘显、何炯、刘潜、伏挺、陆云公、陆琼、陆琰；
王府、州主簿，如张绪、刘琎、丘灵鞠、陆厥、宗测、庾荜、孔奂；
王国左常侍，如江淹、宗史、顾协、虞寄；
太常博士，如任昉；
司徒记室，如萧琛；
太子舍人，如张率、顾宪之；
秘书郎，如萧恺、王规、王褒、张嵊、王固；
太学博士，如孔休源、刘之亨、丘迟；
奉朝请，如裴邃、江革、何逊。
著作佐郎、参军、王府、州主簿、王国左常侍、太常博士、司徒记室、太子舍人、秘书郎、太学博士、奉朝请等基本上都是清望官；就是说，举秀才后多授予清要之职，其出身官都是清官（与“浊官“相对）。唐长孺先生曾对清望官进行过概括：“当时秘书省官属，东宫官属都是出身中的第一等清官，职务是很优闲的。其次则是王国公府参佐。……王府参佐虽兼清浊，但较之尚书郎为优。”进一步，唐氏认为：“大概所谓清官本是在于多由高门为之而清，高门所以多为此种官职，则是由于‘职闲禀重’。”这样，清望官就一直成了时人心中理想的职位；刘宋末年，吕安国南征北战，据此晚年得以授予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在“欣有文授”之余，吕安国诫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遭逢际遇的武将在腾达后念念不忘的仍是做清望官，即朱衣官，跻身于士族、清流。一旦授以不甚理想的官职，就可能不就职，如南齐时“博通五经”的刘被除为奉朝请，不就；因为这之前，他就已是州祭酒主簿。张融“对策中第，为尚书殿中郎，不就”，就可能因为此职较繁，又有捶罚的缘故。陆澄在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这也看出时人对举秀才后授职的期望值比较高，难怪时人要高看一眼。
那么，这些人凭借什么得以察举秀才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有较大难度，因为史书在叙述此事时往往比较简略，或语焉不详，窥其全豹只能是一种奢望；这里只能以一种粗略的方式推断，即假定史书所载其人的长处，就是被举荐的重要理由——这当然有偏差；不过，好在并不需要精确评价，只好勉为其难了。这里据有文学才华，或《隋书？经籍志》载有文籍的人加以统计：
《宋书》载被举秀才的人共十人，“善属文”，“有文辞于世”，《隋志》载有文籍的四人；《南齐书》载被举秀才的人共二十一人，“涉猎文义”，“博涉有文才”，《隋志》载有文籍的共八人；《梁书》载被举秀才的人共二十七人，“善属文”，“能赋诗”，《隋志》载有文籍的共十八人；《陈书》载被举秀才的人共九人，“博学，善属文”，“美词藻”，《隋志》载有文籍的共七人。
这至少能说明两点：一，被举秀才的人数在渐次增多（当然，这要考虑各个朝代存续时间的长短，以及举秀才的具体时间）。二，从被举有文学才华的人所占的比例看，宋时仅58%；南齐时为81%，梁时为75%，陈时为100%，就说明到了南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可能是两点造成：一是如上所述，刘宋后期，前废帝、明帝时才在制度上有明确表示；二是一项制度有广泛的影响，必定要滞后一段时间，有一个时间差。这样，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的《策秀才文》中策文中直接咨询“今欲……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就不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也直接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