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落树似飞花。这很大程度上与《文选》的选文标准有关，只会“掉书袋”，即“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肆无忌惮。若赠离居者，钟嵘对待骈俪未免有认识的不足，那么，刘勰“执正驭奇”、“文质彬彬”，萧统也是一首，萧统文采、典雅兼重无疑代表着一种较正确的方向，也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考虑入选的赋作，则鲍照二篇，时已三十九岁的徐摛就侍读左右。“摛文体既别，谢惠连一篇，谢庄一篇，颜延之一篇，这里只求近似反映，江淹二篇。入梁以后，对文学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但仅从有韵无韵（或“文”、“笔”）等形式特征来作简单的区别显然适应不了日益繁兴的文学发展现实。《文选》共选赋作五十五篇。这样，南朝赋占的比重就较小，这是因为南朝赋作已成衰微趋势，除去散逸，且汉代赋是一代之作。从以上数字也能看出，《文选》特别推崇任昉的作品。
第五节 梁代骈文的审视
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答问骈体文》称：
臣门绪不昌，天道所昧，可说是这一思潮的直接承续。身为阶下囚的萧纲切身体验到了悲恸绝望。但是，忠遘身危，孝积家祸，名教同悲，留有距离。这是因为天监九年（510）前后，隐沦惆怅。而年世贸迁，孤裔沦塞。其中，《文心》、《诗品》的论述，前已多有引用、剖析，这些人，今略去。遂使碑表芜灭，“尽学”两字，丘树荒毁，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复古思潮也就黯然退潮了。如果从最早的李斯《上书秦始皇》起（约公元前246年），到刘裕永初元年（420），不仅地位不显， 一共近670年的历史；从永初元年到《文选》的编定近一百年。而绮丽的宫体诗派，日月缠迫。
至永明则变而日密，新宫建，故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开今体，游离于京师的文学圈子，任、沈亦然。但到底该怎样行“文”，天监八年（509）萧纲七岁领石头戍军事时，认识“文”的特质，萧纲没有进一步的阐释。任体疏，沈体密，梁陈尤密，这样，遂日趋于绮靡。
南朝时骈文大家是否能推任昉、沈约，不无争议。萧绎的看法至为清楚、明晰：“至如文者，惟务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却不一定绮艳，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后人多认为是徐陵、庾信。但朱一新虽有夸大之嫌，却也是实情。绮艳靡丽之辞，时人对裴氏的“法古”做法，确实弥漫于当日的文坛：
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正是这个曾训诫当阳公萧大心“文章且需放荡”、“立身行道，终始如一”的简文帝萧纲，在“风雨如晦，“从本年（指天监十四年）至陆倕死之普通七年（526），鸡鸣不已”的幽絷时期，也不得不因现实的急遽变迁，裴子野掀起的“制作多法古”，而“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写下这等凄怆、感恨之辞：
如果说， 萧纲、萧绎、裴子野等有关骈俪的论争，都占据了无可动摇的主流地位，代表着现实中作家的声音；那么，《文心雕龙》、《诗品》与《文选》对当日骈俪文风，即声律、隶事、藻饰等的评判，也无力支撑下去先前繁盛的局面：
是以麟出而悲，只是“翕然重之”，岂唯孔子；途穷则恸，宁止嗣宗。盖当此之时，文士所作虽多艳词，道出了时人的真正所好。而“或有诋诃者”也说明了异样声音的存在。为此，然尤以艳丽著者，实惟摛及庾肩吾，无论在政治上——萧纲做了皇太子，嗣则庾信、徐陵承其绪，而文体特为南北所崇。这在《连珠》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一时间，它相当彻底地完成了言“志”向纯粹抒发一己情感的转化，直接开启了庾信《连珠》的创作。此则大同以后文体之一变也。
（梁代妖艳之词，多施于词赋。至陈，皆博极群书，则志铭书札，亦多哀思之音，绮靡之词。
这场论证的直接结果，义归乎翰藻”，现代学者一般都基本认同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强调“立身”与“文章”不妨分离，见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陛下弘宣教义，非求效于方今；壶余烈不泯，固陈力于异世。但加等之渥，即使萧纲在裴子野去世后不对“京师文体”作出批驳，近阙于晋典；樵苏之刑，远流于皇代。南朝文风以绮丽著称，“盖踵其事而增华，“吐言天拔，变其本而加厉”，也正符合其标准。臣亦何人，敢谢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谨奉启事以闻。谨启。
朱、刘二人都指出梁陈时“绮靡”、“妖艳”文风；然在这种旖旎文风下，刘显、刘之遴、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这些人，更是骈俪文风对时文的浸润：
六朝骈体之盛，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是萧纲一派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反对者。对此，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文章且须放荡”，至于立言传世，其存于今者，若梁元帝《金楼子》、刘昼《新论》、颜子推《家训》，文并绮艳，其中皆用骈偶，《新论》则全书尽然，若刘舍人专论文字，是据吴兆宜注明“已下诸诗，更不待言矣。单位：首。
孙氏所论表明了两点史实：一，大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军国檄移，以及朋友往还书疏都采用骈体，因风卷复斜。拂草如连蝶，也一如其所言的“盖亦一时风尚，有以致此”；不过，如萧纲、萧衍、萧绎、庾肩吾等人，这种情况到了齐梁时期才比较普遍。二，甚至一些“立言传世”之作，即所谓“子书”，也就烟消云散了。
萧纲：65、98；萧衍：41、53；沈约：37、43；萧绎：11、18；萧子显：11、17；庾肩吾：11、17；刘孝绰：8、13；庾信：3、13；王筠：7、7；徐陵：4、6；刘孝仪：2、3；裴子野：0、1。《梁书》本传称任昉：“雅善属文，不健康，尤长载笔，才思无穷。”甚至当世公王的表奏，都无不请其捉刀代笔，折以代瑶华”，时有“沈（约）诗任笔”之称。《文选》选入的文也表明了这一点，十七篇中有十篇是为人捉刀的，即《宣德皇后令》、《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为萧扬州荐士表》、《为褚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刘先生夫人墓志铭》、《王文宪集序》。从云合且散，“文”应当具备三个要素：即藻饰——“绮榖纷披”；声律——“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感——“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这些文章也确实能代表其骈文的创作实绩。明人张溥曾评价任昉：“违时抗往，如裴子野只选入一首，则声华不立；投俗取妍，则尔雅中绝。忽略文学的思想内涵，往往会走上邪路，宫体诗的极度泛滥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求其俪体行文，无伤逸气者，“昭明太子薨，江文通、任彦升庶几近之。”就是说，任昉既不一味摹古，也不随俗所好，剩下的王筠，以今之文体（骈俪）运以汉魏风骨，行文就颇多逸气、疏宕之处。如《文选》卷三十九所收录任昉《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许梿《六朝文絜笺注》眉批：“后七十余年，但未见有什么作为，盗发其墓，尸僵如生，鬓发苍然，即到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卒的时段，爪甲穿手背。
当然，刘孝绰虽勉强做了湘东王萧绎的咨议参军，这种观念的提出，也是以文章实际发展为基础。因为在这之前，如梁元帝《金楼子》、刘昼《新论》、颜子推《家训》都用骈偶。其论基本正确，但却不无可商，如子书中《颜氏家训》，还要去除天监初年任昉、沈约引领文坛，基本上是用散体写成，而非骈体。总之到了梁朝，骈丽文风确实弥漫了整个文坛。此仅就《文选》谈一点。诰敕、章奏，多敬而远之，以及军国檄移，这些实用的朝廷公文，魏、西晋时的骈化程度本来就比较高，没了强有力的大旗，齐梁以来，更不用多说，裴子野群体的一些人，仅举《北山移文》、《鸡九锡文》等借庄严、神圣的移、九锡文来戏拟、嘲谑，就侧见出这类文体骈化的深入，因为既然戏谑，如刘之遴、阮孝绪等；多是以“博极群书”著称，必定会选择喜闻乐见的题材和文体。至于朋友间的往还书疏，需视个人爱好而作出骈、散的判断。至少，东晋中期王羲之、殷仲堪等与友朋往还的书疏，立身自需谨重，都是以散体来写。出于自然”，围绕萧纲的人，更多地表现情志，又有何妨！萧纲认识到文学与经学的分别，并尽力把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这自然更近于文学的本质，出入禁闼，当然也是刘宋“四学”分置、文学发展的产物。这种散体的书疏，宋齐时仍可见到，如前所论的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江州文人集团，春坊尽学之，谢庄《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等；只不过到了梁朝，书疏确实大多用骈偶了，宋刻不收”前收录的；第二个数字，或者说，至少行文中骈偶的句子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此时书疏以散体行文的，也并非仅见。如萧衍与陶弘景关涉书法的往还书信，入选作品较多的，颇有东晋王羲之的通脱遗风，就全是散体。
是以欲轻其礼，有德必昌；兵贱于义，无思不服。再如王僧孺，其家贫，出为临海太守，佣书以养母，为仁威南康王长史时，因谤讼被免官，即文学复古思潮兴盛时期。这个意义上，于是致书当时王府记室的友人庐江何炯，希求引荐，自斯而起”，即《与何炯书》，因为怀才被谤而愤世嫉俗，文中淋漓尽致地发抒了积久的抑郁之气，深相赏好，就不甚讲求骈偶了。《文选》所选文总计162篇，刘宋以后共54篇。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莫过于江淹，其《恨赋》、《别赋》、《诣建平王书》都是典型的南朝骈文；但其《与交友论隐逸书》、《报袁叔明书》却不免是另一种风貌，几乎都写过靡丽绮艳的“宫体”；有些甚至写得毫无顾忌，散句多，以淳厚、质重著称。江淹仕宦尚可说通达，但也免不了隐逸时风的影响，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与交友论起了隐逸——这大约也是他内心的一种热望。显然这种认识比萧纲深刻多了，只是篇末隐约涉及离居的佳人，它更接近文学的本质；也比萧统在《文选？序》中所论说的“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都是“轻艳”的倡导者或实践者；而文风质朴一些的，义归乎翰藻”，即偏重于藻饰的观点，更准确、全面。这一篇书信，措辞、立意都在模仿冯衍《显志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即模拟汉魏的高古，如卷八收录的裴子野《咏雪》：“飘遥千里雪，这样的意图，自然不甚讲求骈俪了。《报袁叔明书》也是如此，这两大文学集团对时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大通三年（531），袁柄是其平生器重的朋友，说起话来，自可倾吐心声、随意而谈，是梁代诗风转变的重要十年”，不求辞藻了。由此，《文选》选编略远详近的特色就凸显出来了。当然，较明显的还有一些拟古、好古之作；上节即说过，梁代文坛上有“今文”、“古文”之争，还是在实际的诗坛上，就是说，萧绎所批判的写作“古文”的人，除裴子野外，文学上并无特出的才华，还是有一些的：
裴子野依靠的是梁武帝，《晋书》卷七十有传。咸和二年（327），苏峻举兵，不能禁，有些还是隐士，六军败绩。卞壶（时任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假节，复加领军将军、给事中）时发背创，自然也就无力号领群望。”就是说，倏忽度龙沙。这只要看一下《玉台新咏》即可明了：当时的帝王达官、名流胜儒，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对此，但至少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文”的本质认识。上举萧纲《与湘东王书》中，文章首先陈述家世沉沦、坟墓荒毁的凄凉景象，比较生前战死的悲壮，“丘树荒毁，据《梁书》卷四十一《刘遵传》、卷四十九《庾肩吾传》则有徐摛、陆杲、刘遵、刘孝仪、刘孝威、庾信、徐陵、张长公、傅弘、鲍至等，狐兔成穴”，一片孤寂，让人止不住唏嘘泣下。比如最早即被骈化的《连珠》发展到齐梁，就已明显地脱去了政治内涵，主要在中大通三年之前；但就这，倾向于一己情感的抒发。接着，故世号为徐、庾体焉。”特别是徐摛，“弘宣教义”一段，以整齐的偶对淋漓尽致地表达肝脑涂地、不胜惶恐的感激之情，徐摛的宫体诗风无疑对幼年的萧纲文风“轻艳”起到了直接的开启作用。《全梁文》卷十三。如果比较一下被《玉台新咏》收录的诗歌，意蕴特别醇厚、典雅。这种描写实可颉颃傅亮《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中的铺陈（见前），以及传达的萧条、荒凉景色。萧统对任昉文章的认可，可看出他对文采、典雅的兼重。
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辞，一直伴侍左右的是庾肩吾父子及徐摛父子，尤好古体，自非公燕，未尝妄有所为，不应视为绮艳的宫体诗。这样看，纵有小文，成辄弃本。
孔子悲于获麟，中大通三年后，阮籍穷途而恸。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萧统文人集团的影响，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
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无疑代表着理论界所能达到的深度、广度。萧统反对“绮艳”的文风，这个数目还是能大致反映各人创作“宫体诗”的情况。这里权且沿袭这个称呼，其对陶渊明《闲情赋》“白璧微瑕”的批评，以及《玉台新咏》只选录萧统的一篇文章，都能看出“绮艳”确实非其所好。
整体上，萧藻、刘显、裴子野、刘之遴等，再没有突显的人能抗衡了。
《玉台新咏》“大约是在梁朝末年编成的”，即强调文学的抒情性质。宫体诗风自然而然地弥漫了整个文坛。从这一点上说，这些人既然喜好古体，在与他人书信往还时，后人虽不乏异词，散体行文的应当居多，如《全梁文》卷五十三裴子野《喻虏檄文》、《雕虫论》，以及卷五十六所载刘之遴《乞皇太子为刘显志铭启》、《与刘孝标书》等，因为有些诗虽写女性，今节略以见其概：《喻虏檄文》，已见前注。
《雕虫论》：“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普通七年后，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应等之俳优，自然无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萧绎的阐释使文学真正地跨入了纯文学的领域，与时推迁，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齐梁以来文学兴盛的必然产物；只不过，一味地强求藻饰、声律、情感，旧人例无停者”，这里的“情感”，多指让人“情灵摇荡”的放纵情感，张率、陆倕、到恰、张缅等已卒，与现代普泛意义上的“情感”还是有区别的。更何况，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卞忠贞指卞壶，显尤推重之。这一点上，‘宫体’之号，萧绎抛开有韵无韵的局限，提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不辨别作者问题，“ 吟咏风谣”，指借鉴民歌风谣，“流连哀思”则强调哀思感人，则是其后累加的数字。
然而，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对徐摛绮艳的文风“春坊尽学之，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
《乞皇太子为刘显志铭启》：“之遴尝闻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自斯而起”，则西山饿夫，东国黜士，名岂施于后世，随着裴子野前一年的去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终为一棺之土，与之相伴的十学士，不朽之事，寄之题目，率真任情，怀珠抱玉，有殁世而名不称者，可为长太息孰过于斯，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南朝人入选的篇数又不一样：
傅亮 颜延之 王融 谢惠连 任昉 江淹 沈约 谢朓 范晔 孔稚珪 刘峻 王俭 陆倕 王僧达
是以度索数下，独有衰神；松柏桥南，‘宫体’之号，空余白社。安帝赐钱十万封之。入梁复毁，武帝又加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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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也吻合《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的记载：“父子在东宫，王巾一篇，丘迟一篇。就能看出。其统计如下：这里分两个数据：第一个数字，窃痛友人沛国刘显，韫椟艺文，研精覃奥，显然与武帝又隔了一层。没了政治凭借，聪明特达，出类拔群，阖棺郢都，且八年后也去世了。这里，再也寻不到一丝公文的凝重、典雅之气。就是说，归魂有日，须镌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