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胡适正式转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读书。这年元旦，在国内，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共和国诞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伟大的变革，人民普天同庆，国外留学生同样欢欣鼓舞。在这股浪潮中，胡适也关心起政治来了。他先是应邀到各地去宣讲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及其伟大意义，后来培养了对美国政治的兴趣，于是他选了一门讲授美国政府和政党的专题课。（1912～1913年）这年正是美国大选总统之年，按历史惯例也是非常热闹和有趣的。那位任课教授，名叫山姆·奥兹（Samuel P.Orth）是胡适最佩服的教授之一，他的教学方法，除课堂教学外比较重视课外自修能力的培养。从实际出发，结合现实“大选”，要求同学们每人订三份日报：一份是《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竞选总统的；一份是《纽约论坛报》是支持塔夫脱；一份是《纽约晚报》是支持罗斯福的。这三位总统候选人之中，要求每位学生认定一个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是使学生深入到选举中去，培养参政的兴趣。然后，每天认真阅读各报大选的消息，做出摘要；根据摘要再作出读报的报告。与此同时，还要求学生把美国48州中，在选举过程中的违法乱纪现象作一番比较研究，并参与绮色佳城一带举行的每一个政治集会。胡适按老师的要求，选择了进步党领袖老罗斯福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这一年，他佩戴一枚支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胸章，参加各种集会，跑来跑去地忙个不停。其中有一次集会是由胡适的业师克雷敦（J.E，Creighton）教授代表民主党，康大法学院长亥斯（Alfred Hayes）教授代表进步党的一次辩论会。双方为大选竞争，各为其主，辩论十分激烈，但不影响私人之间的感情。这些事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批教授们直接参加国家大政的事，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之后，胡适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更浓。为此于1912年11月他曾发起“政治研究会”的组织，目的是想使我国留学生有研究世界政治的机会和场合。地点就在胡适的宿舍，参加的同学有过探先、胡明复、尤怀皋等10人。11月16日第一次会议，议决每两星期开一次会。每次讨论一题，轮流以两个会员预备演说一篇。第一次讨论的题目是“美国议会”。这期间，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时的老同学任鸿隽与杨铨于12月1日由国内新到，无形中又增加了两名生力军，对他的帮助不小。为了研究美国政治，他常到国会及众议院旁听，并积极参与美国大学生的政治活动，曾被选为康奈尔世界大同会支会代表，出席1912年12月在费城召开的全美各大学的世界大同学会，会中遇到中国留学生梅贻琦、张仲述、郑莱、严家驺等人。在会上胡适讲“世界观念”的问题。他认为过去的世界主义者，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而今之世界主义者与此相反，只知有国而不知有世界。这都是偏激。稍有知识的人，无不知爱其国。他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但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观点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后来他发现英国诗人邓耐生（Tennyson）诗里所说的“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上述认识不约而同，感到高兴。在另一种场合他又说，“我所持‘大同主义’，皆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为有系统的主义。”1914年10月胡适与美国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博士讨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问题。讷氏反对武力政策，提倡不抵抗主义。他说在欧战中卢森堡因不抵抗而得保存下来；比利时正相反，因为抵抗而遭到破坏。又说比之名城唯有布鲁塞尔独存，这是因为与德军约法而投降，故岿然独存耳。由此可见其不争不抗之惠。胡适听了，十分赞许，说这是老子所说的，“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因此胡适认为：今之大患在一狭隘的国家主义，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国家之上。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此真是今日之大患。他说：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所谓之根本就是世界的国家主义。即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胡适自幼受老子、墨子的影响（老子主张不争；墨子宣扬非战），因此与西方的和平主义者不谋而合，于是大力鼓吹。有一次，他的一位美国朋友韦莲司女士，在纽约一学校中学习美术，因愤于欧战之起，决心投笔从戎，要求到军中当护士。结果这一良好愿望未能实现，纽约红十字会说她没有经过医务专门训练，不能批准。这位女士更加愤慨；胡适知道后，便以德国诗人歌德的事迹相劝她，歌德曾说过他“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所以当拿破仑之战最紧张时，他不问窗外事，每日从事于中国文物的研究，借此收心，培养镇静工夫。胡适说：人生效力于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画，何必执戈沙场，效劳病院，方为有贡献于社会呢？这位女士听了他的话，改变主意，又重新开始了作画的生活，胡适劝说成功，自然感到高兴。这是他所持的“不争主义”的初次尝试，后来这种理论对他产生了消极影响。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无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消息传到美国，激起留学生无比的愤怒，纷纷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坚决抵抗。胡适态度却不是这样。有一次，留学生举行集会，讨论救国方法，主张对日本立刻开战。胡适因事没有出席，但送去了一张条子，宣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会长当众宣读，听众争相议论，并嗤之以鼻。他的好友任鸿隽也不赞成他这种态度，奚落他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当时，选举干事，秉农山（秉志）发言说：“今日须选举实行家，不可举哲学家”云云。事后有人告诉他说，这是针对你说的，胡适听了，很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无能逐诸少年之后，作骇人之壮语，但能斥驳一二不堪入耳之舆论，为‘执笔报国’之计，如斯而已矣。”他虽没有参加留学生的集体反日抗暴活动，但对中日交涉的事，并不是不关心。为此，他曾写了“为祖国辩护”的两封英文信，分寄给《新共和》与《展望》（美报），对其有关中日问题的论点，加以驳正。他引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话：“每一个国家有权决定其自己政府的形式。”根据这一主张，他说：“中国有权利发展她自己，不容日人干涉”，并郑重申明说：“我诚恳相信远东问题之最后解决，尤赖于中日两国之相互了解与合作。”他还走访了美国前总统塔夫脱，询其对中日交涉的意见。这些都说明他是从另一个途径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