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仅以4个多月的时间就全部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并得寸进尺地企图把侵略的战火引向我华北地区，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胡适等人梦想的“学术救国”、“文艺复兴”、“科学建国”等等工作，都变成了泡影。他们这班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先生们感到很灰心！丁文江很感慨地对胡适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胡表示同意，并称“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干些什么呢？”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大、清华的一些教授常在胡适家里或是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议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大家谈论非常热烈。他们对国民党统治表示不满，但又不能主张革命。于是有人提议办一个刊物来发表各自的意见，说一说自己对国家政治、外交、国防等方面的认识，以供社会和有关方面参考。然而提起办刊物这件事，胡适和丁文江却不怎么热心，因为他们过去有办《努力周报》及《新月》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办报刊是不容易办好的。但清华的蒋廷黻等人却热情很高。在这种情形下，胡适、丁文江也只好同意表示赞成。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最后决定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适被推举为总编辑，由他起名为《独立评论》；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协助他处理社务工作。并组织了编辑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大约有10个人参加。关于经费问题，按照过去办《努力周报》的办法，先做集资工作，凡愿意参加的社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作为基金，三个月后出版。当时参加捐款的社员如下（据捐认资本分户账所记）：
丁文江 20元 任叔永 30元
竹尧生 30元 吴陶民 30元
胡 适 30元 翁文灏 20元
陈衡哲 20元 张奚若 25元
傅孟真 20元 蒋廷黻 20元
顾湛然 40元 周眉生 20元
周寄梅 1933年3月交一次50元
Gen Crozier 300元（一次）
吴景超 1933年5、6、7月交30元。
以上共有社员15人，总共捐款为3405元。前12人可为先期社员，他们交款均有一年之数，如丁文江就交了240元。这些便是他们办刊物不依赖人表示独立的经济基础了。这点钱不算多，但在那个年代工价不贵、纸价不贵的情况下算是可观的了。他们一切从俭，只请了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其他事物多以朋友帮忙，如校对等文字工作就由当时在胡适家工作的章希吕负责，另外还有一条规定：社员撰稿不付稿酬；即使非社员投稿，属朋友帮忙的不付稿酬。这样就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使刊物得以生存下去，不过就苦了主编了。他不仅自己要经常写稿和处理事务，而且还要四处向朋友求稿，其困难可想而知。关于他的编辑生活，他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三年多以来每星期有一晚编辑《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独立评论》终于在1932年5月22日正式创刊了。胡适在创刊号的《引言》里对该刊成立的经过及其主张作了交代，他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并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个宣言显然体现了他们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观点和立场。他们想在民族矛盾及阶级斗争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保持孤特独立走中间路线，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根据形势的需要，当时最重要是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是战、是和；是斗争、或是妥协，要求给予回答，表明态度。对这个问题，该刊在第五号上发表了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胡适首先指责国民党政府不抓紧时机，趁世界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十二届大会之际争取大会的同情来做外交上的奋斗，所以他批评说：“衮衮诸公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就把整个东三省送在日本人手里。民众高呼‘不撤兵、不交涉’，政府也就乐得躲在这个喊声里束手不作外交上的策划。”“躲避责任，贻误国家”。接着又说：虽然太晚，但“亡羊而补牢”还来得及补救，于是他提出几条对日交涉的意见作为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办法，供国人参考。
第一，承认日本去年提出的五项原则。
第二，在“国联”或友邦的斡旋下进行两国全权代表的交涉。
第三，取消伪满洲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
第四，恢复东北主权后，东三省的政治应尽量现代化。
第五，中国、日本、俄国皆不得东三省驻军。
第六，东三省驻关内的军队应逐渐实行编遣。
第七，关于铁路的争议，交由两国专家会议协商。
第八，在政治改良与司法革新的条件下，日本不得在东三省享有领事裁判权。
第九，中日缔结新条约，确立两国可以实行共存共荣的基础。
胡适的这些意见充分反映了他避战求和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要设法避开战争，另方面搞折中调和，既满足敌人的部分要求，又不要使国家大受损失。发表上述言论之后，他又进行个人活动，写信向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干提建议，他说：我认为中日问题应该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取消满洲国，恢复在东北的行政主权之目的，则我们应该开始直接交涉。胡适的信，无非是再次强调上述的主张。但罗文干认为还不到交涉时候，回信说：现在日本正在得意时候，我们亦不必急急，总要在国际有些变化时候，或日满更倒霉，则交涉尚易开口，彼此尚有价可讲。可见国民党政府这班官僚竟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自己不去想办法收复失地，却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的变化上，这是对国民不负责任的。后来，国际联盟果然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中日冲突的原因及现状，并提出解决办法。当时提出的主要办法是取消“满洲国”，但要在东三省创立特殊的自治制度，即“满洲自治”。这个自治政府当设有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其次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这实际上是要实行国际共管。这个方案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二十一号上发表《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也表示欢迎。他说，“我们今天读了外交部的译文，不能不佩服李顿调查团的团员和专家的审慎的考查，他们的公平判断，和他们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是值得我们感谢和敬礼的。”可见胡适见解与当局者是基本一致的。此文发表后在群众中引起不良反应。在南京有方之桢等人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批评他说：“闻先生与溥仪交厚，溥仪被逐出宫，先生为鸣不平，此番维护调查团，并歌颂其所拟设立东三省自治政府等办法，竟或别有用心，故意为此曲说”。又有一位青年读者，写信给胡适说：“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从上所述，可见当时青年对胡适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张是深表不满的。但胡适却不以为然，在该刊周年纪念文里强辩说：“是的，我们不能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胡适后来在政治上急促右倾，这时已见端倪。
同年11月胡适到武汉讲学，那时蒋介石也在汉口督师“剿共”，二人有机会见面了，28日蒋在寓所邀胡适晚餐，客有陈布雷、斐复恒等人。12月2日，蒋又约胡吃饭，客有杨永泰、雷孟疆。胡适本想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的，因客人不走，不便深谈。后来只谈了一点教育问题，说学风不好，是政不清明等因；建议教育制度不要动了。胡适后来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他时，就留下我的一册《淮南王书》，托人送给他，盼望他能够想想《淮南·主术训》里的主要思想，就是说，做一国元首的法子是‘重为善、若重为暴’。‘重’为‘不轻易’。要能够自己节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轻易做了件坏事一样，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这可能是他所要谈的根本问题了，胡适以“王者师”自居，向蒋谏言，叫他行“无为”政治，宣称做一个领袖要抓大事，不要事无巨细一把抓，不然就是独裁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古书上说的：“宰相问牛，不问尸”。因为牛喘，知道干旱将至，故要关心查问，至于尸首，有地方官去管，用不着宰相去过问，这叫各尽其责。他认为蒋有这方面的缺点：无论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卫生等等一把抓，所以他有此讽谏，希望蒋介石采纳。从上述情况看来，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已大有改善。后来《独立评论》上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丁文江和蒋廷黻等人主张专制独裁，他们认为：要做到国家统一、搞好国家建设非实行专制独裁不可，理由是：国民不识字的人多（约80％），不能行使选举权；目前政治还没有脱离革命方式；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因此讲民主政治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丁文江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里提出“试行新式独裁”的主张。蒋廷黻随后也发表了《革命与专制》等文表示支持，他认为中国物质文明太落后，因此只有先经过专制建国的阶段才能有效地近代化。显然他们的上述主张正符合蒋介石的需要，后来蒋在南昌个别召见了蒋廷黻，并委之以政职。胡适的见解与蒋、丁二位正相反，他主张政治统一，但不是蒋廷黻主张的武力统一；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幼稚园政治不难学，而独裁政治是研究院政治难学。所以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里说：“我观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不能不承认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现代的独裁政治是一种特别英杰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数的专家的政治，在中国今日是做不到的。”所以他非常推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一书，认为很实用。基于这个认识，后来他在作“民主与独裁”讨论总结时说：“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并着重指出，“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胡适在这里告诫执政者，要注意：施行独裁政治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愿的，只有行民主政治才会得到人们的拥护！其实丁、胡两派的争论殊途同归，对国民党政权都是表示拥护和支持的。这一点蒋介石知道，但为了笼络民心，蒋也不得不出来做一个姿态表示坚决要实行民主政治的意思，所以他于1934年11月17日，在回答日本记者询问时说：“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的必要”。蒋否定了独裁制对胡适来说当然是一个鼓舞，于是胡适提出下决心作5年或10年的自救计划，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如军事上要求统一，扫平割据势力等。这些与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他们很快携手了。之后他与汪精卫常有书信来往。汪拟请他做教育部长，他谢绝了，并称把他放在外边比在政府里好，关键时刻可说几句公道话。最后他推荐王世杰到南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