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固有文化”问题。他对吴批评他“把文化压得太低”等语，进行辩解，他说：这些责备的话含有一种共同心理，就是不愿揭穿固有文化的短处，更不愿接受对“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诉。一听有人指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板子夹棍的法庭”等等，一般自命为爱国的人们总觉得心里怪不舒服，总要想法子来证明这些“未必特别羞辱我们”，而且还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免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因此，吴先生才指出日本也有“下女、男女同浴、自杀、娼妓”等行为。这也是他们抬不起头来的文化。说到这里，胡适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从前有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道是个虱子，原来不是的。”乙偏不识窍，弯下身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道不是虱子，原来是个虱子！”胡评论说：甲的做法其实不是除虱的好法子，乙的做法虽然可恼，至少有“实事求是”的长处。胡适用这个故事来讥笑对方是护短，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而自己是“求实”的。此外，为了答复对方所谓“优劣并提”的论点，胡适说，我们固有文化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第一，我们语言的文法是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第二，我们的社会组织比较的平民化。第三，薄弱的宗教心。我们的先民在印度宗教输入以前，他们的宗教比较是最简单的、最近人情的。最后他说：我想了20年，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优长之处了。所以我不能不被逼上“固有文化实在太不丰富”的结论。总而言之，“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
第二，关于模仿与创造的问题。“吴文”中提到四种文化进化的方式，胡适认为，这样分法初看似乎有理，但仔细一看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吴举的两个例子：一是瓦特的蒸汽机，一是印字术都是从模仿旧东西出来的。印刷术是模仿抄写；瓦特的蒸汽机是他用牛可门（Newcomen）的蒸汽机加上第二个凝冷器及其他修改而成功的。因此他反驳说：吴先生举的两个例子其实都是我所说的“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新花样”。如此看来，所谓四种方式，其实只有一个方式：一切发明创作都从模仿出来。天才高的人功夫到时自然会改善一点，新花样添多了，就好像是一件发明或创作了，其实还只是一点新花样而已。
胡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在同一期上又发表了周作人《西洋也有臭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周对胡甚表同情，他说：青年们高唱发扬国中固有文化，原即是老新党论过的“中学为体”。子固先生又质问欧洲可有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等等的东西，则岂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吗？周很感慨地说：“自有见闻以来30余年，中国思想辗转不能跳出此两圈子，此殆‘固有文化’之一欤？若‘忠孝仁爱’云云则须待‘恢复’、可知其久已沦没矣。”周当时在病中没有写长文章，但从简短的言论中，可看出他是赞同胡适的意见的，所以写信表示支持。胡适认为他的文章言简意赅，可引为助力作为总结，于是将它发表了。
关于这场文化争论，在《独立评论》上进行了七期，前后时间一个多月，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如何正确估价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一场中西文化之争论。胡适的观点很鲜明，就是要否定中国固有文化，而且要充分认识其危害性，然后努力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不然就是限于空谈。而他的对立面的观点也毫不含糊，不否定固有文化，并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需要恢复和发扬，至于向西方学习，也要分清优劣，不能一味歌颂西方，而贬低中国文化。这两种意见的基本点有一条是共同的，需要向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学习，但在态度上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反映了两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不同，这当然不是几篇论文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因此，这场争论双方只是初步交手。胡适主动鸣金收兵，他在编后记里说：“关于这个问题，承多位朋友寄稿，很感谢，但因篇幅有限，恕不能全登出来了”。于是辩论到此结束，但问题仍然存在。
大约半年后，1935年1月10日，上海各大学十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等人为了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于是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于是把这场暂时中断了的中西文化之争又推向高潮。在这篇“宣言”里，他们认为，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宣言”提出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反对复古，二是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他们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对固有文化应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西方文化需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连渣滓也吸收过来，并称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的创造。根据这个认识，他们提出文化建设纲领是：不守旧；不盲从；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所谓：“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劲最强的生力军。”这个宣言的特点是借“复兴中国文化”与“创造文化”来反对一切外来的文化，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见其复古意识是严重的。是文发后影响很大，差不多全国各大报刊都参与了讨论，于是成为“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
胡适当时不在北京，他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去了，直到2月份才回来。回来后因为有些问题是直接牵涉到他的，所以他不得不发言，何况他又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更不能表示沉默。于是他在3月31日《大公报》上发表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宣称：王、何等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正是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其根本的错误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他认为：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这是文化共有的惰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表现为优胜劣败，“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此他奉劝王、何十教授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文化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这是过去多次革命运动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所证明了的。最后他说，“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并指出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接受了一点世界文化的皮毛，就来侈谈“创造”固然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中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胡适在这篇文章里，从实质上揭露了这个宣言的虚伪性，指出它是清末洋务派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新形势的复活，其目的是要维护那个封建伦理纲常，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从这个意义来看，胡适的文章在打击复古势力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这场争论经过几个月交锋，最后“是中国本位文化受了很大的创伤，而同情彻底西化的占了优势”。由此可见，复古势力是不得人心的。
之前，胡适对吴景超与陈序经把他划在文化折中派一事感到不以为然。因此，他在《独立评论》142号“编者后记”里申辩说：“这点大概是吴先生偶然的错误。”对此他解释道：“但陈序经先生也说我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中之一支流。”此时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中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最后他引古语作结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并称，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的。于是，他声明自己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综上所述，可见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包含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思的。而与陈主张百分之百的西化是不同的。
虽然如此，但他仍感觉不妥。于是三个月后，他又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发表在6月30日《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里，他修改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但现在觉得“全盘西化”有语病。因为“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因此，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为好。并称：“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而且，这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得到社会的同情，再者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最后他说：“依我看来，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华……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进而宣称：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生活的，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与我们有共同之点，也可以欢迎他们做我们的同志了。可见胡适的态度后来有所改变。为了说明问题，他还在这篇文章里对“全盘西化”一词作了一个回顾。那是1929年的事，当时他在英文《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 Book）写了一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的文章，其中用了两个词来表达他对西化的主张：（1）“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大规模西方化）；（2）“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尽力的现代化）。此文发表后，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 Weekly）上发表书评说，上一个词可译为“全盘西化”，下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并表示自己赞成后者，而不同意“全盘西化”的主张。潘把“大规模”一词译为“全盘”，这便是“全盘西化”一词的来源；也是第一次出现。后来，胡适对潘光旦的文章没有加以理睬，因为彼此用的是英文，影响不大，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到了1934年，陈序经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在这部书里，作者公开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宣称“折中派和复古派既不能导我们以可通的途径，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并把胡适列入折中派，称“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西化”。此外，吴景超也把胡适归入折中派。胡对此不服，大概怕人家说他保守，于是匆忙表态。当时他大病初愈，来不及写文章，便在《独立评论》的《编者后记》里，答复陈、吴二位的批评，说自己“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以上所述便是胡适接受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这个口号的经过情形。后来感到提法不妥，于是很快发表文章，否认“全盘西化”，宣布自己主张的是“充分世界化”，而且还补充说这是他多年来的一贯主张。由此可见，胡适对“全盘西化”是不赞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胡适的文化观就没有什么缺点或错误了。胡适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观显然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而鸣锣开道的。因此他极力反对中国的封建文化，鼓吹西方文明，这是他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坚持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这在客观上推动我国文化发展有一些积极意义。其次，他严厉批评我国固有文化中的落后面，打击了复古保守势力，这对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是起了作用的。然而，由于他思想主观、片面、脱离实际，在宣传讲演及写文章的过程中有夸大西方文化和贬低中国文化的言论，因此在民众中散布了一些崇洋及自卑思想，这些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胡适改正自己的看法后，陈序经仍坚持自己意见，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为“全盘西化”辩护的文章。之后，还写了一封信企图说服胡适，他在信中说道：先生既声明百分之一百是严格的“全盘”，那么先生似不能否认我所指出的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是一种“普通的全盘”。并称“至于我个人，既声明同情于先生的严格的说法，而又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正是为了这种认识，我们才主张全盘西化。”从上引文，可以看出胡与陈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嗣后，胡适便没有再提过“全盘西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