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某个学科该由谁来研究，需要国家权力来确定吗？要的，我们不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哪个大学哪个学科是重点学科，而且还要评出若干个研究基地，好像学术研究可以由某些官老爷们钦定赋予某些学校以垄断似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始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 “211”刚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意思是再选一些大学，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有什么名堂。不过，所有的大名堂小名堂不大不小的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于是大家拼了命挖门盗洞往里挤，争相对主管者献媚，甚至集体出动，四处运动，至于运动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健将们自己知道。大家如此卖力，如此豁出脸皮，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为了将行政权力发挥到极致，所有的这些评比名堂，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哪个学校卷进评比的争夺战中，胜也罢败也罢，都意味着永无宁日。学校的行政部门加上各个院系的领导，从此不仅要保持善于编故事的本领，推陈出新，还要永不间断地催促老师和学生，产生出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数字。在大家竞相拼数字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只能越编越多，气泡越吹越大。本来各个学校的科研都是教师的事情，但自从南方某大学发明硬性规定博士生非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的高招之后，各大学纷纷效尤，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了1958年师生共同大跃进的争高产步调。跟当年的大跃进不同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使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而是远了。大家都陷在拼数字的旋涡里，结果只是让“核心期刊”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面费，而高校科研的质量却一滑再滑。面对这严酷的事实，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高校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难免两腿泥）。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厕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唯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儿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而且幅度还挺大。素质教育也鼓吹并推行着，至少高校里多开了些音乐美术的欣赏课，中小学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门编的素质教育的新教材。甚至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不仅有民办学校，而且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领域，也聚着成堆的书商。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之为改革的话，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威风八面，对教育界中人的驱使更有力度。事实上，只有当民营资本可以为教育行政权力具体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时候，它才能在教育领域生存，否则，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只好选择夹皮包走人，民营学校如此，书商也是如此。
眼下，尽管人们在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面对缩水的服务，付费者一方还不能提出一丁点儿的异议，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门还要厉害几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欺负，虽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拿行政诉讼法去告状，而学校违法，连告都找不到门口。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这个重跟经济无关，而是一种无形却分量特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育背负着这个东西，才踉踉跄跄，总是走不好，学生的书包也才会在推行素质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差五地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入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大小，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在那个时代，学校不仅是个教书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所在，而且负载着教化百姓，传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恰是在后面的意义上，它才变得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说，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说是沾了以孔夫子名义传承的儒家伦理的光，这个本来没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圣洁光环。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却依然如故。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但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强化对学校、学生的管理。在这个大目标下，所有的行政强化都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强化教学管理是担心教师对学生放水，或者教学的时候自由化；直接控制文凭是担心高校滥发那劳什子；科研项目控制是使学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几个方面出的问题，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强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动就说，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国的官员们不是不知道，在教育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校拆烂污，等于是自我毁灭，即使在欧美先进国家，像钱锺书所描绘的“克莱登大学”，也依然存在，但它们除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及蒙骗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之外，谁把它们当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装着不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借口，而心里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级的权力。
城狐社鼠，人们投鼠忌器，所忧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门的超级权力，就是在这种忧虑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即使我们肯定我们现行教育目标的正当性，我们靠“灌输”和“管束”两个法宝，能否实现之？现实告诉我们，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输”不行， “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为“管束”背后，是一系列的不合理收费，一系列蛮横的强加于人，一系列低效高热闹的行政运作，长此以往，不仅最终会将学生逼上绝路，甚至连老师也要选择逃亡（不少有志为学的教师已经在议论另择职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多数人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不逃亡，行政强化的结果，也只能使教育事业步步走向窒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歌德的名篇《浮士德》，我最早看的是郭沫若的译本，很煞风景的，下了几次狠心才看完，感觉已经是味同嚼蜡。不过，开场白里有一句话倒是还有印象： “要及早学得明白些，在这个世界上，不做铁锤，便为铁砧。”不做铁锤便为铁砧，有点儿功利，也有点儿残酷。但无论做了铁锤还是铁砧，或者既非铁锤也非铁砧，都应该明明白白，意思就是受气也得受个明白，死也得死个明白。所以，学明白是很必要的。人生在世，之所以要进大学学习，专业可以有很多，五花八门，但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学了变明白，而不是越学越糊涂。 《颜氏家训》有句话说的明白：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凡是从事过某种带有知识和技能性的工作的人都知道，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最关键的还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整体感觉上的糊涂懵懂，学着、做着，同时也被老师或者师傅骂着，渐渐地好像一条黑胡同，前面忽然有点儿亮了，再过段时间，感觉自己突然明白了，于是就会了。这时，显然不是知识增加了多少，其实很多东西还是记不住，不过，不要紧，用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了，关键是感觉找到了，眼前是亮的——明白了！再怎么做，都是对的，而在此之前，怎么做都不对．都要挨骂。
不过，大学不仅仅是学专业的，因为我们是人。仅仅着眼于专业学习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机器，顶多是工匠。所以，要做明白人，必须在做人上下功夫。古人云，学者无他，学做人而已。现代人学问自学问，做人自做人，显然是西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分的缘故。这样固然有其功利性的好处，但人未免工具化了。大家在利益的面前，往往一窝蜂奔着学问去，奔着技术去，只是到了教堂里，才想起做人的问题。
做人，关键是要做个明白人。怎样才算是明白人，如何使自己明白起来？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做人最难的是与人相处，有关人际关系的学问，可以说是天下最难的学问。人的一生，所有的成败利钝，机遇与晦气，无不与周围的人有关。机会是天赋的，其实也是人赋的，关键看你对所有跟你有关或者间接有关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说是抓住机会，不如说抓住人，抓住人，没有机会也会生出来，抓不住人，机会有了也可能丧失。
说到学明白，有些人往往会不自觉地往奸猾和油滑方向想。与人相处，占便宜，不吃亏，是每个家长都可能教导孩子的训条。当然，这样的训条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可是，人不能只靠本能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做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有比哪怕最狡猾的动物更高的智慧。很多活得比较明白的成年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你一生中总是设法占便宜的人，到最后，发现他们累积所占的便宜，远抵不上一次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平时的小算计，实际上是在和天在算计，最后不吃亏，吃大亏，是不可能的。占便宜，往往意味着周围的人有小损。虽说损失不大，但已足以造成他们的反感。占便宜，往往意味着你对周围的人缺乏起码的道义，因此，你丧失了人赖以立足的基本资本——信任。
所以，处处占便宜这种出自动物的本能行为，实际上是与人相处的大忌。它是一座无形的墙，隔开了你和群体。它是一种不光彩的道德标记，让佩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有不被认可的耻辱。油滑的坏处，跟奸猾类似，看似精明，实际上没有朋友，没有信任，也就没有人肯跟你合作。
还有更多的人以为，明白人就是会运用谋略，在他们眼里，所谓的谋略，就是阴谋诡计。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像《三十六计》这样的阴谋术，才会大行市利，名气甚至压过了《孙子兵法》，其实，那只是1941年才在陕西一个县城里地摊上面世的地摊货，是兵学的垃圾。中国古代四大实学中，兵学是最显赫的，被西方称为“战争艺术”。当然，毋庸讳言，兵学里的确有诡计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并不是古代兵学的主要部分，只是一种不得已而行之的末技。兵学的关键在于信息的控制（庙算），战略的选择（奇正），国家的治理（强国），军队的管理（将帅），形势的利用（因势），情报的获得（用间）等等。近人把古代的兵法用在商业和政治活动中，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如果置兵法的大道不顾，只专注于权术、诡计这种末流技术，则是大错。当然，即使在现今的社会，诡计也不是不能用，但诡计的运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手必须是敌人，对其用了诡计之后，即使不能彻底将之毁灭，今后也无需与之共处。二是运用者必须足够的老练，做人足够的圆滑，即使用了诡计，也不太能够让人发现，也就是说，让对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然而，现在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经常能发现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自以为聪明地在玩弄诡计，其结果，往往是类同玩火。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处的世界，除非有特殊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将你视为对手的那个人置于死地，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否则大家就都活不好。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得面对这个现实。不仅个人组成的世界如此，连国际社会都如此，丛林时代过去了，再弱小的国家，也不大可能被人吞并，如果有国家还想打这个主意，那么就会成为世界的公敌（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既然必须共处，诡计就不能轻用，因为一旦用了诡计，即使一时奏效，不仅永远得罪了对手，断了今后见面的后路，而且在大家面前留下了阴谋者的名声，以后再寻求合作者，就困难了，而在这个共处的世界里，合作是像阳光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