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的，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儿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询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儿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什么印象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
汉阳陵的残片
几年前，一个朋友来看我，临别的时候，给了我几块地砖碎片，说是汉阳陵的。朋友走了之后，我仔细端详了这几块土得掉渣的碎片，虽然是残片，但看得出，上面有整齐的花纹，跟我们现在铺地的瓷砖相比，除了一个是陶的一个是瓷的，没有多大的分别。看来，中国人两千多年，在铺地方面的智慧，进步有限。从那以后，一直想着，以后有机会去西安，一定要看看汉阳陵。可惜，后来机会是有了，但每次行色匆匆，都没有空去拜访一下汉景帝的地下宫殿，直到今年五月，我的西安之行，得以空出一天，才得以成行。
到了阳陵，首先看到的，是若干穿着据说是汉代深衣的漂亮女孩，只是身上的衣服古色古香，脚上却还是旅游鞋，她们都是阳陵的解说员，虽然在外面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一进入博物馆，解说还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只是所有的解说词似乎都是生背下来的，问一个相关的其他问题，哪怕非常简单，她们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阳陵到目前为止，还只挖掘了一部分，展示给游客的，还只是一些随葬坑，属于汉景帝的主墓室，尚未发掘。汉景帝是西汉初年文景之治的主角，跟他老爹汉文帝相似，都属于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主儿，因此，从葬坑里的玩意儿，都比较寒酸，随葬的青铜器物，比如兵器，都是微缩规模的，连找到的几枚官印，无论铜的还是鎏金的，都只女子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儿。不像此前发掘的曾侯乙墓，家伙都是真的。大批的陶俑，也比秦始皇的兵马俑要小得多，至多只有正常人的1／3大小。当然，由于这些墓葬都有盗洞，说不定值钱的随葬品都被盗走了也未可知。不过，至少从目前看到的随葬品刻意微缩的规制看来，汉景帝安排自己后事的时候，的确有节俭的意思在。
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观念，一向比较糊涂，一方面觉得死了等于生命的结束，大家都会戚戚的，隆重的葬礼，无非是表达悲戚的一种形式。可是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觉得，死无非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生活，因此，一面力求尸身不朽，弄不朽的玉把七窍塞上，更有钱的，则用玉把整个人都裹起来，比如金缕玉衣、丝缕玉衣；一面则费心地在地下营造一个跟死者活着的时候相似的环境，把地面上的一切都变个法子，弄到地下去。晚近一点儿的人，已经比较精明了，他们将这些玩意儿都扎成纸的，无论房子、车马还是侍妾，现在还可能有小姐和二奶，扎好了，一把火，烧给死者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实在，大家倾向于把比较实成的东西往坟里埋。
阳陵里的随葬品，有一些是实物，比如大量的粮食，以及一些殉葬的动物，好让皇帝在地下依旧可以食有米、食有肉，以及烹制这些米肉的炊具和武士的兵器，还有更大量的是陶制的随葬品，当时所有的家畜，马牛羊猪狗还有鸡，在阳陵都成群集党的排在那里。更多的是陶俑，从武士、宫女到宦官都有，成千上万。
由于当年养猪的经历，我特意注意看了阳陵随葬坑里大批的陶猪，这些家伙跟现在的猪不大一样，嘴巴比较长，还有隐约可见的獠牙，分明有野猪的某些特征，说明驯化历史还不够久。秦汉时节的马是最漂亮的，无论陶马还是汉墓砖上的马，都身高腿长，矫健极了，只有这样的马，才能让人造出马踏飞燕的玩意儿来，也说明那个时候汉地跟西北游牧人之间，马匹的交易，数量相当大。有不同品种的良马引进，还可能杂交培育，产生出新的品种。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汉人才可以在跟匈奴人的战争中，占尽上风，汉人机动性不弱，武器占优势，匈奴自然吃不住劲儿了。后来有人考证，宋代汉人之所以对外战争失利，马不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阳陵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的陶俑。比起秦陵的兵马俑来，阳陵的俑要小得多，不仅小，而且样子怪怪的，一律没有手臂，除了脑袋还像人之外，身子和腿光溜溜，细长长，活脱脱长着人脸的长腿鹭鸶。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陶俑的“肉身”，陶俑原来的样子，有木制的胳膊和手，可以转动，身上还有各色的彩衣和盔甲，不似秦俑，连衣服和盔甲都现成地烧在身子上，从这个角度上说，汉俑更有人的意思，不仅手可以动，而且还穿衣服。因此，这些俑都分男女，具有性器官。还有宦官，有性器被切了的痕迹。只可惜，这些木胳膊和衣服，都因年代过久，腐烂掉了，唯余下一丝痕迹，让人遐想。想多了，麻烦就出来了，阳陵的陶俑相当多，不仅有大批的武士，步骑车兵齐全，而且有大批的宫女，大批的宦官，一点儿不比秦始皇的兵马俑少，烧制陶俑时也许费工少点儿，但制木胳膊，再装上，配上衣服，整个加起来，显然比秦俑更费钱费力，因此，节俭一节，即使没有随葬品被盗，也吹灯了。
最有意思的是，阳陵博物馆里的随葬坑，居然是按官署排列的，一个坑，就是一个汉景帝生前伺候他的机构，九卿里的太常衙门里的太乐、太祝，太卜衙门里的车府等四令五监，卫尉、中尉这样的护卫机构，都搬到了地下，车骑将军这样的军队首领及其部下，都被制成了陶俑，在地下保卫着皇帝。特别是掌管伺候皇帝吃喝拉撒的少府衙门，各个机构，诸如太官、汤官、乐府、太仓，以及庖人、谒者、黄门、宦者、永巷等大小门口，一应俱全。一个坑里全是生殖器被切的宦官，一个坑里全是宫女，连永巷这样的冷官，也都随着皇帝到地下世界来了，大概准备在地下也要施行法律，嫔妃和宫女犯了错，要有地方去的。
如果再加上陪葬的功臣，皇帝的陵寝，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下王朝，地上过完了，转移到地下，接着过，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坟被挖了，就到头了。汉帝诸陵，没有不被盗的，据说汉武帝的茂陵，随葬最丰，因此被盗的也最狠。西汉末年，赤眉军赶着车从茂陵里面往外拉，好多天都拉不完。拉完了，剩下的，就是土。再牛的皇帝，到头来，也不过就是土。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勖。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儿地给他上货。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人多满人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为人处世，一股子乡土味道，根深蒂固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事变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儿，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勖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风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已经早已把那点儿精气神消耗干净了，亲贵更是如此。庆亲王奕勖最大毛病，是好货贪财，因此，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 （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勖却始终不倒。比奕勖更明白事儿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勖的那点儿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勖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振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儿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来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名妓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嘻嘻哈哈，一笑置之，都习惯了。可能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御史参了一本。好在，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生了点儿小气，骂了一顿。倒是庆亲王奕勖，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报人林白水当时是这样报道的： “北京近来又立个商部，这商部尚书是庆王爷的儿子载振做的。这位载振很喜欢吃花酒。有一天约了几个商部侍郎，还有几个阔老，在北京余园地方吃花酒，又叫了许多局子。那种花颜云鬓，陪着红顶花翎，坐在一块儿，着实配得很哩！可巧有一位御史，姓张名叫元奇，知道这桩事体，立刻做一本奏折奏上去，皇太后听见这话，就降一道懿旨，淡淡地骂了几句。” 然而，过了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可惜，走红的杨翠喜，也只是其养父的摇钱树而已。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勖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到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而那位盐商，抗战时做了汉奸，被军统的铲奸队瞄上，一枪毙命。这当然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