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军队论，概括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军队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从事维持反动秩序的杀人机器。这是他蒋氏高悬于集团殿堂上的达摩克勒斯之剑。
Ⅱ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军阀集团的维系，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所有军阀集团都具有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体这双重性质，作为前者，集团需要政治行为、组织诸方面的思考；作为后者，社会次级群体的功能、作用及规模等方面的内容也不可避免进入维系问题的视野。他们要涉足家庭、社团、乡政，甚至还要提出社会人生目标的规划，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全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身份的军阀来说，尤其如此。这里所论述的，就是蒋介石从维系这个视角，对社会人生的基本理论和编织社会控制网络的设想。
1、社群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群性至上的社会，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心安理得地把自我编织在群体网络之中，湮没在群体的海洋之内。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成了某种单向的泯灭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各种地缘和血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起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隆是惊人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群性弥漫的文化氛围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所属文化的烙印，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蒋介石对个性解放的嫌恶，对自由意识的反感，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找到他对群性的崇尚，对团体的迷恋。
对于凝结超血缘、地缘团体的问题，军阀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贯穿和强化个人联系，将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放大、融汇于团体之中。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也并无二致，我们已经在总论部分论述过了，蒋介石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超血缘，地缘社会活动团体的团体精神，他要制造维护和发扬这种精神。如果单从外观上看，蒋介石的社群理论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社团理论是有某些近似之处的，然而，西方社会发达的次级社会群体是建立在一个个有自主性的个体基础之上的，其团体精神也是有利于个体自由发展，有活力的精神。蒋介石的团体，则不仅极度地泯灭个性，而且还将传统的家族、乡人、师门等一整套中世纪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融入其中，所强调的团体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精神的变种。
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石，是一种貌似正大、堂皇的绝对集体主义。他认为，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群体，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民族生命所遗传的一分子，是整个民族生命延续的一分子，乃是整个民族生命长流的一点”，所以“只有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充实整个民族的生命，使我们五千年来祖宗遗留下来的民族光荣历史，得以继续保持；我们子孙未来的光荣历史，得以不断的发展，这才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意义。”且不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翻版，不过将家族替换成了民族；也且不说这种理论背后含义不过是要人们把生命奉献给所谓体现民族利益的他的党和军队；仅就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本身我们就能找出某些非常残酷十分违反人性的东西。
首先，这种理论把人的整体与人的个体对立起来，把个体变成了与整体相异的东西；其次，这种理论认为个体自身毫无价值而言，个体只有绝对地、无限度地为整体牺牲才有意义，只有把个体“渺小的短促的生命”贡献给无限绵延的巨大整体，个体的生命才具有价值。
事实上，人的整体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抽掉了个体的价值，所谓整体的价值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视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是脱离了实在内涵的空壳，而实际上化为少数所谓整体代表者的私利，要求个体为整体无限制牺牲，不过是假借整体名义施行暴政的托词，在这种堂而皇之的托词下，每个人的牺牲都是随机的。无限制的，只要在整体的名义下就可以对每个人每个家庭作随意，甚至是毫无道理的侵害和剥夺，因为即使有天大的冤情，也不过是为整体牺牲的一种形式而已。纵使奉行这种理论的领袖人物品格高尚也是有害的，更何况，许许多多随机奉出的生命真正变成了“牺牲”，被放在某些人的祭坛上，而那些领袖却会在整体利益的借口下保全自己的一切。所以说这种理论是让人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貌似祭坛的餐桌上，供大人先生们咀嚼的广告。
以上，仅仅是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个理论的本身。
什么叫做社会群体？这是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凡是多数人依某种共同意识而结合的都叫‘群”’，这种定义，事实上把社会群体限定在政治和思想团体的范围，显然，原本意义上的“群”范围还要大得多。蒋介石的这种限定，把他的社会观纳入了团体维系的轨道。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蒋介石认定：“只要是一个人，一定是社会的人，一定是过互助合作的社会生活，一定是过规过劝善的团体生活。”三个“一定”加起来，真是武断的可以，“互助合作”地为“蒋总裁”服务；“规过劝善”以保“忠心赤胆”，对蒋介石来说，社会团体就意味着统治的牢笼，凡是不合乎这一规定的，即使是真正的“规过劝善”的团体，空想性的“互助合作”团体也免不了横遭猜忌和打击。举国之内，政治性的“团体”只有国民党一家可以独存，连国家主义这类小骂大帮忙的党派早先也无立足之地，甚至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如改组派也难逃被飨以毛瑟的命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各社会、各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党的纪律是最严的，大家都要服从三民主义，和党的一切章程；军队的组织是最细密的，命令发出后，不能错一分时间”。于是乎，蒋介石从行囊里拿出了形形色色的党化、军队化的团体和组织：在一般老百姓是连坐连保的保甲，在青年是各种名目的服务团，在军人不仅有黄埔系而且还有由庐山训练搞成的“军官团”，甚至在国民党内还要搞一个以绝对服从他为宗旨的党中之党“复兴社”，从而“将我们全国一切个人的生活都能纳之于整个集体生活之中，一切个人的行动，都能归向于整个群众运动之下，由生活的集结一体，来造成千万精神意志的共同一致，由行动的合群联系，来造成组织力量的统一集中。”
然而，即使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进社会团体，也并不能确保每个人对首领的忠诚；即使是每个成员都效忠于首领，对于团体的目标实现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团体只要行动，就必须解决协调问题，行动的最佳状态往往伴随着团体精神的养成，这种精神是团体效率的保证，为一般现代社会团体或多或少具有，蒋介石对西方民族的这种团体精神和行动效率是颇为羡慕的，他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人散漫，疏懒，办事拖沓，甚至夸张地认为英国人“只要有三个人到了一个地方，就可以成立一个类似政府的自治体，其中有领导，有纪律，有服从，分工合作，休戚相关，时时刻刻在想方法，来应付他周围的环境，巩固自己的力量，抵制团体以外的各种人与事；而在组织里面的人，又互相宣传，互相推许，一方面在使人人对他们各组员佩服，一方面还要使人人对他们大家敬畏。”这种动机使蒋介石意识到，仅仅加强团体成员与他个人的直线联系是不够的，团体成员还要有“爱群的德性，合群的能力与利群的思想”。但是，中国人却生性疏懒，不守秩序，又好意气之争，所以，就非有“群育”不砥什么叫“群育”呢？蒋介石认为：“所谓‘群育’者，则指改善多数相处之道，亦即谋群的共同生活之改进，与集体意志的实现与发扬之谓”。群育的内容大致有两条，第一条是培养家族气氛，比如蒋介石就反复地对军官学校的学生这样讲：“你们要把学校当做家庭，要把官长当作你们的家长父兄，要把自己看作家庭的子弟，要决心把自己看作一个小孩，不要以为自己是二十余岁的学生，已知道许多事情。”第二条是以特殊的精神与物质标志使某种团体的成员产生特殊的荣耀感，从而增强团体成员对该团体的依恋。如对黄埔生及军官团学员发“中正剑”及蒋本人签字的照片，及反复宣称黄埔生是革命的骨干，“我们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凡是我们的同学，都要一致团结，在纯粹的国民党的指导下，为革命努力。”他还特别强调：“黄埔的某期某期的名称，本是时间上的一种标识，并非划定了什么界线”，所以要保持黄埔系统的整体意识。
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群育，以实现所谓“就人与人之关系的极力改进，以求增进此群的合力，使群的生存，得以永远并且进步无已”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背后，恰恰站着蒋介石本人。“群育的目的，就是要发挥组织的力量，如何才能发挥出组织的力量呢？第一要有一个领袖，做全群的信仰中心。第二要有一个纪律，做全群的行动规范，所以信仰领袖，遵守纪律，就是群育的主旨。”绕了一圈，所有的亲爱精诚，家族气氛无非是要服务于信仰领袖，奴才们的和谐不过是为了多为主人干点事。
当然，这样的“群育”是培养不出什么团体精神的，正如海外学者陈志让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阀的军队中始终没有类似于西方军队的军官团精神。所有的，仅仅是封建道德气息和帮会气氛。蒋介石一方面羡慕西方的团体精神，甚至以效颦之举大搞“军官团”，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制造派别和矛盾以收相互牵制之利的传统权术。他不知道，纵横捭阖的权术恰恰是团体精神的克星。然而，在蒋介石那里，这种鼠猫同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从蒋介石的整个思想脉络来看，倒也合乎逻辑：出于功利的冲动而拿来，在“中国化”或者“儒化”的过程中变质，最终却将这种变了质的泊来品放在与它根本不相容的环境里。这种悲剧的三步曲，并不仅仅发生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2、乡政论
蒋介石的乡政论，是由保甲制度和相应的政策所谓“教、养、卫、管”四大要务组成，也是他的所谓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种政策与制度的实施，构成了蒋介石统治的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的一页。
保甲制度是萌芽于商鞅变法的封建统治的治民老术，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正式有了名目。多少年来，“王道”来了它就忍气吞声，“霸道”临世它便神气活现，其军事化、强制性的特点，历来为强横的独裁者所青睐。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不象一般地方军阀那么短视，仅仅把地方乡政机构作为艘刮的工具，也没有阎锡山那么谨慎，有保甲之实而避用保甲之名。他从来不掩饰其对传统政治、哲学、文化的喜好，即使这种有乖“仁政”的“蛮霸之术”也照抄不误，保甲制度自1932年8月开始从鄂豫皖推行，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完结，持续十七年之久，为最能反映蒋介石政权特色的一项社会制度。
保甲之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编组起来，即便和尚老道也不能幸免，每五户“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私隐匪，各户应负连坐之责。”①（《剿匪区内各县编编查保甲户条例》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的施行，在农村乡以下的社区平添了一大批“监督、教诫、看管、处罚、督率”人民的政府爪牙。保甲长均由按所谓“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的原则，选择忠实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所谓“正绅”及爪牙充任，再加上户长的设置，实际上使他的统治实现了与封建宗法势力的最大限度的渗透。而恶毒的联保连坐法，迫使人民相互猜忌，相互监视与告发，从而使劳动农民本来存在着的淳良和睦之风荡然无存，在困苦中挣扎的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和难堪。保甲制度不仅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把冠冕堂皇地载之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国民基本的言论、行动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代之以近乎监狱狱规的保甲条例，人民的一举一动，婚丧嫁娶，探亲访友甚至吃喝拉撒都在别人监视之内，甚至要呈报具结，广大的农村无形之中变成了一座监狱。
保甲制度的施行，为蒋政权编织了一套搜刮敛财的税收网，使蒋的财政机器变得空前的致密和深入，保甲网络中的人民被迫负上了奇重的经济负担，源源不断地付出人、财、物的代价，以填补因围剿红军而耗竭的蒋介石的金库，一饱四大家族的贪欲。把持保甲的土豪劣绅凭借手中的权力，恣肆妄为，借机中饱，更加剧了农村的破产。
保甲制度的施行，也是蒋介石推行所谓“民众军事化”、“社会军事化”的一部分。蒋介石说：“所谓军事化，并不一定要戴起军帽，穿著军服，才算军事化，军事化完全重在组织精神，而不重在组织的表面形式。”又说：“现在实行保甲制度，下有户长、甲长、保长、区长，上有县长、专员；如此层层节制，已和军队组织差不多，”差点什么呢？差点武装化的精神，于是蒋介石遂将各县的地主武装概加整理扩充，及各县民团一律改为保安队，划一编制和指挥，每县设一团，区、乡设大队、小队，由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进行训练，从官佐到士兵一律具联保切结，除保安队外，各保甲还须将辖内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以供军队夫役和保安队的预备队使用，并由保甲长督率，协助辑捕“共匪”，这样，又将农村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在实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社会整治的四字施政方针：“教、养、卫、管”，认为这四个字是“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根本要务。”
何谓“教”？蒋介石认为：教之要义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一句话，教就是教化。不但要用保甲制度将人民箍起来，还要让人心悦诚服，俯首贴耳让大人老爷们牵着鼻子走。
何谓“养”？千万不要以为养就是与民休息养生，蒋介石所谓的“养”意味一种生活秩序。“养之要义为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就是所谓从“食衣住行做起”达到“礼义廉耻”。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老百姓吃饭穿衣睡觉走路乃至剪指甲都不成个样子，非得从头教起不可，如果全国老百姓一举手一措足全都整齐划一，一模一式，象机器人一般，那么看起来是多么的舒畅和惬意。许多统治者都有某种整齐癖和划一癖。社会出现一点点的不协调，一点点出格之事就感到浑身难受，蒋介石就是其中之最，他恨不得全国四万万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他也真的推广过蓝阴丹士林布中山装），吃饭一个时间一种姿式，据说如此一来，离礼义廉耻就不远了。
后来，蒋介石的“养”又有所变化，认为“养”就是经济，第一要“力求收支平衡，提高法币信用”；第二要老百姓“发挥苦干精神，努力生产建设”。也就是说，“养”意味着由人民来养他们这些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