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冰消雪融，又是桃红柳绿。
当金水桥下护城河水又开始流动，并且发出轻轻的拍击之声，城墙下骆驼队缓爱地走过，必谭湖里冬季用来过河的冰床搁浅在湖边，一条条牵挂渡船的缆绳重新哥张活力……一切都只是无言地告诉人们：无论你觉得缓慢还是疾速，时光就这样蔬动着。
岁月会带走一切，历朝历代，城头变幻殿角楼台……后人将会茫然地面对各种菱墟或者尘封的古迹，让思想绵延不绝。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然而，岁月的流逝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富裕、繁荣和平安的一切。同在日月之下，英国的舰队占领了香港，日本侵略者霸占了台湾，德国人虽占了胶州湾……中国呢？光绪皇帝不断地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上“用宝”；大臣门四出求情、议和；百姓已被搜刮得家徒四壁，为了赔款，赔给那些夺去中国人的命又夺去中国人土地的侵略者们……因而时间之于那时中国的全部意义便是：隹新救亡！
现在是1898年了。
已经是1898年了。
不少人对这一年特别地敏感。
康有为叹息道：距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正好lo年。
梁启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三年。
那个在颐和园中享尽天下荣华富贵的慈禧太后，已经得了轻度的面部神经麻痹量，说是“万寿”，哪有万寿？这个绝对残忍的老女人会享福会用权势而且一点也氏糊涂，她不放心光绪，总觉得光绪要搞什么名堂，想彻底摆脱了她，自个儿做芑帝。
慈禧晚上睡得香，白天清醒得很。
1897年冬，康有为因上书：再一次被阻，心中悲愤准备南归。不料翁同稣突然造疗，亲临南海会馆劝他暂不远行，并告知光绪帝对他期望有加。康有为感激涕零。
光绪拟召见康有为。
奕诉反对，认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皇上若有垂询，命臣李传语可也”。
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康有为奉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稍顷，李鸿章、寄同稣、荣禄、廖寿恒、张荫恒先后到达。稍事寒暄之后，荣禄突然冲着康有为大喝一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不卑不亢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伺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爿得已。”
荣禄语塞。
“宜如何变法？”廖寿恒问。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有为答。
李鸿章接着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今为列国并列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百推行。”
翁同稣关心的是：“如何筹款？”
“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改变，可比吗10倍。”康有为又谈了关于变法的总体设想，举凡法律、财政、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海军、陆军等无所不包。听者除荣禄外，满座皆惊，康有为这个从～介布衣起不断上书言政、被视为“悖谬”、“狂人”、“疯子”者，竟是学贯中囡之士。
是此约见一直持续到天黑。荣禄是不进去的，先走了，出得中南海径奔颐雨园而去。
康有为心里自是澎湃起伏。这是他舞一次面对朝廷要员直言变法和新政，光纠帝将会知晓今天他所说的一切。
次日晨。紫禁城养心殿。
光绪帝问翁同稣对康有为其人其言目象如何。
翁同稣答道：“以愚臣之见，不独康希为，还有梁启超均是经世之才，且怀救磨之方。”
光绪还关心的是与康有为谈话的几1官员的态度，翁同稣只好直言荣禄先退席余皆谈至天黑，多有交流颇为认真。待至翁同稣详尽转述康有为主张的变法各项匀则后，光绪的脸上有了笑容：“正合朕意。’
光绪言毕沉思片刻，对翁同稣道：“袭政之行，看来是势在必然了。”
翁同稣：“圣上圣明之见，江山万代之幸。愚臣漏夜三思不敢寐席，为臣也，肆不能力敌外侮，又不能内举朝政。枉为夕枉食俸禄。而康有为，南海一介布衣，于甲午前上书言政，道列强窥视‘瓜分豆之危；继又‘公车上书’日拒和、练兵、变法；再上书谓‘皇上与诸臣欲苟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长安布衣而亦不可得矣！’臣读后二胆俱裂，若非忠君报国何出此言？’上书屡为阻隔日祖制不许，而亡国灭种之危却以不闻不问，老臣无用，如老夫；新人可举，乃康有为、梁启超辈耳！”
翁同稣伏地跪奏罢，已是涕泪满面。
光绪抚慰几句后，即又传旨军机，召康有为独对。
奕诉依然反对。
光绪只好传旨康有为把变法建言书面呈递，同时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大变政记》送达内廷。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他的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使法维新的主张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其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其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为参与；商量更新一切政事制度。
其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进言，各级官吏不得从中阻隔。
虽说春寒料峭，北京的政治气候却显然开始随着变法维新升温。康有为与梁启重聚京华之日便商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光绪已有明确的支持，此为通上；有一个大的学会，集大群，“振士气于下”。上下呼应，在此一举。
又是3年一度的会试之期，举子们云集北京不能忘怀“公车上书”，何况又有眼前的胶州湾被德国强占事件。，北京又热闹了。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二三百人集会于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式成立“保国会”。康有为先作演讲，日国之现状，曰如何报国，曰报国为谁等，声泪俱下，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便通过了“保国会”章程30条。
择其要者，不能不录，以示后人：
1．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
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2．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3．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4．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5．为保圣教之不失。
6．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7．为讲外交之故。
8．为仰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9．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10．凡来会者，激励奋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11．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这些章程要旨，实质上已具有政党性质，也可视为康、梁第一次试图组党举，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保国会”的推波助澜，维薪步伐加快了。
是年4月21日，“保国会”在北京崧云草堂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了激耐心的演说。他先是直陈民族危亡已经燃眉，中国已经被瓜分，眼下还在被瓜分，千年生生不息的炎黄之地正由列强宰割、争抢，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更为痛者，是有一些士大夫的“中国不可救药论”。
梁启超据此而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七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
梁启超不是没有失望过，但确确实实，他是一个勇敢的希望者：“今中国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其病而待其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是致歹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待行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的演讲博得了满堂掌声。
值此国破家亡之际，梁启超紧随其师康有为站到了最前列，用他的民族感。隧唤着千千万万的民众，那真是难忘的日日夜夜。
康有为下榻的南海会馆，从白天到深夜，总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议论生。满座之中最能高谈阔论者便是梁启超，康有为不时插话，赞许地点头，对流露着充满关爱的柔情。
时值春夏之交。
天寒地冻后的复苏纵然是缓慢的，却也不可阻挡。北京城的叶子渐渐成阴。在迎春开过之后，桃李已经结实，月季刚刚绚丽。
梁启超赶往前门外的杏花村大酒缸。趁天气还没有热，约了夏穗卿小饮。
两人落座。店主人当然还记得那年饮酒题诗的广东佬，如今真个名满京“梁先生请！”店主人的山西话居然也很动听。
梁启超说：“别来可好？”
夏穗卿：“有酒便好。”
梁启超：“今日畅饮。”说毕春风满面。
夏穗卿：“畅饮之期尚远。”
梁启超：“你我久别，何不畅饮？”
夏穗卿：“大祸将至，何能畅饮？”
康有为：“兄何出此言？今上决意维新，正是我等有为之时，保国保种在一役。”
夏穗卿：“兄可知今上之上尚有今上乎？兄可闻书生论道从来不敌刀兵乎？”
梁启超：“然则坐待亡国乎？”
夏穗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梁启超叹一口气，夏穗卿说的是老子之言，一切圣人之言，在热衷现实者能总是“恍兮惚兮”。“老兄，你到底想说什么？”
夏穗卿满饮一杯：“西边要动手了！”
康梁等对帝后之争或许都有耳闻，可不在局中者是难有切身体会的。在光绪的识或首肯之下，立志维新的人们鲜有想到后顾之忧的，“有今上圣明”这一句话舞着不少人，但在夏穗卿或旁的一些聪明人看来，维新实则隐伏着血光险象。
军队在握、有权有势的荣禄居然在等候上朝时咆哮不断：“王公大臣都还没有，即使亡国也不用康梁去保！”
与荣禄同列一班的李鸿章问：“以公之见当如何处置？”
荣禄答日：“康梁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御史潘庆澜、黄桂望上奏折，力主查禁“保国会”。御史文悌则于朝堂之上指呆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
光绪怒斥道：“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尔等有何保国之策，朕未曾闻之！”
光绪一怒之下，痛责文悌自己既不思保国，且不让别人保国，“悖谬之极，革史着交部议处”。
保国会之后的这一股来势汹汹的暗潮暂时平息了，然而帝后两党的要员都知，一切仅仅是开始。
夏穗卿极而言之，意在提醒梁启超，告别时仰天长叹：“任公，你我何如白云鹤！”
1898年6月11日(旧历戊戌年)，光绪帝“诏定国是”，
“百日维新”正式始。
已经是初夏了，天气开始有点闷热。
光绪帝直到传旨颁诏，晓谕天下的那一时，心里仍是忐忑不安的。自从甲午败绩，割赔款，一方面是西方列强争先恐后纷纷取得中国“租借”海港及筑路、开矿等种种特，并且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国中之国”局面已大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列强和封势力的勾结压制，使得民族工业在发生之初匿到摧残。民生凋敝，岁人减少，度支艰，广大的农村更是灾荒不断饥民遍野，在如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变法一：途了。变法又谈何容易！“诏定国是”前，光绪在颐和园先已向慈赶后“奏请恩准”。慈禧不露声色，取的是且克制与容忍的态度，“静观其变”。那是勾慈禧也明白，《马关条约》之后不满清廷、酱慈禧的情绪已经达至愤怒，国势日衰是谁蠹盖不住的。如今皇帝要变法，慈禧当即站杉制止自然不妥，连太监李莲英都明白这个道理：“先让皇帝变着瞧吧。”
荣禄等一批手握大权的守旧官僚，当然了解慈禧的叵测居心，就在“变法”始的那一时刻，他们就准备将“变法”一于人等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
光绪所能依靠的除了少数如翁同稣、徐致靖、张荫桓等帝党官僚外，便是康为、梁启超等一批儒子了。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历史时刻。
这是一种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变法”的客观环境：一批知识分子不1“托古改制”，而且也已经开始传播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除此之外，光绪帝几一全部接受“维新派”的主张，“诏定国是”便是皇帝几乎孤注一掷的自上而下强；“变法”之举：可是从“变法维新”的一开始，它就是败象重重的了。
难道中国人不应该变法？
光绪帝的谕旨出自翁同稣手笔，其中称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认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廷以挞坚甲利兵乎？……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康有为读罢诏书后，当即急步奔往新会会馆，梁启超读毕欣喜若狂：“一切新，基于此诏，一切新政，开于此日！”
总算有个开头了，以后怎么辅助光绪使新政得以成为现实呢？师徒二人竟都时语塞，不知从何着手。不知不觉中，康梁已经卷入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漩涡了，那是他们十分向往却又十分陌生的政治，自此以后的变化，人生的道路不再如以往的上书言事了，至于究竟如何，只是激动而迷茫。
李端菜到访。
梁启超一边延客一边连声直道：“来得好！来得好！”
李端桑却并无太大的兴奋，先告诫道：“诏令之后，朝廷各种官员反应如币殊为重要，由此可以推断许多。公等务请切记：乐极生悲，祸生不测。”
梁启超：“诏令之下，岂有不遵？”
李端菜：“非康乾年代也。今上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所以慎之又慎也。”李端蕖又告诉康梁，皇上不日会有召见，需早作准备。
6月11日傍晚，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官道上，兵丁吆喝，车驾不绝。
值得庆贺的日子，往往也是阴谋诡计交织的日子。
一批早朝时刚刚得到了“诏定国是”圣旨的大员们，由庆亲王奕勖带头，依次荣禄、载漪、端方、刚毅等，从颐和园侧门鱼贯而人，步履匆匆。
进了仁寿门，便是仁寿殿。
李莲英早已等候在一侧了，一声“叫起”，众大臣跪伏在慈禧座前，号啕大哭。
“说话，我还在呐！”慈禧的脸上一阵抽搐。西太后毕竟老了，但依然声色厉。
慈禧知道这班人是冲着皇帝的“诏定国是”来的，维新了，变法了，外边喊得热闹，宫廷内外有的是耳目，慈禧都明白，却顾左右而言他：“今儿个有什么新事？”
奕勖：“启禀圣母皇太后，臣等恳请太后回銮训政，上为宗庙计下为黎民望，狂澜之既倒，非太后莫属。”
慈禧：“皇上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荣禄：“废祖制、失乾纲，康梁结党，狂徒横行，皇上却宠信有加，大清祖是天后土，眼看要丢在维新奸徒手中，请太后圣裁。”
载漪：“宁可亡国，不能维新！”
慈禧：“你们下去吧，我不糊涂。”
夏天的夕阳红得像一轮火球，映照在昆明湖上，那炽热便化作水汽，笼罩着湖，一朵荷花孤零零地亭亭玉立着。晚饭后，慈禧去湖畔遛弯儿，李莲英紧随其后：
“老佛爷，明儿个荷花就要了。”慈禧：“小李子，你说当今朝中笔下生花的要数谁？”李莲英：“当然是翁师傅了，你瞧那诏书，不变法就要亡国，这话，皇上可不会说。”
慈禧：“想不明白那些读书人，书读多了是聪明还是糊涂。”
李莲英：“这全在老佛爷了，你让他明白他就明白，你说他糊涂他准糊涂。”
1898年6月15日，光绪“诏定国是”第五天。慈禧即以“揽权犯悖”为革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稣之职，令其速回江苏常熟老家。光绪毫无思想备，新政初行正是借重翁同稣的时候，慈禧这一招敲山震虎着实厉害。光绪“战变色，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