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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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欧游心影(3)

由北京而上海而山东,全国响应,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余封国内警告电,国民外交协会在电报中干脆警告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爱国大潮席卷着中华大地。

决心卖国到底的北京政府,置亿万人民的民心民意于不顾,仍然命令陆征祥签字,千钧一发之际,梁启超义无反顾地把北京政府命令签字的消息以及国内抗议的情况,及时通报给在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1919年6月28日,这是预定的和约签字日,留法学生会同留法的中国劳工包围了中国代表的驻地,声言谁敢出门去签字,就一刀杀死谁。

中国代表被迫拒签和约,并对巴黎报界发表声明,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能拒绝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国内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应埋没也无法埋没的。

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使1300万人民、3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战败国领土供列强瓜分、宰割。一个强权世界的格局,已经大大方方地露出地平线,中国人收回山东主权的热望终成泡影,“正义人道梦”也被彻底撕碎了。

梁启超亲历了这一对人类而言应是十分重要的时刻,那么还有谁能比梁启超更为失望呢?

梁启超不愧是精通历史的思想家,由历史而现实,由现实而未来,在其时多如牛毛的关于巴黎和会的评论中,梁启超在《巴黎和会鸟瞰》中的阐述是最为深刻的。信手写来的梁启超不知道他实际是在揭示一次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的动向,并率先发出了二次大战不可避免的红色信号。梁启超写道:

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拿部历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遥遥相对,后先辉映。维也纳会议由几个大国鬼鬼祟祟地将万事决定,把许多小国牺牲了,供他们的利益交换,这回还不是照样吗?维也纳会议过后有个俄、普、奥三国同盟,这回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维也纳会议后,大家都红头涨验地来办法国革命的防堵,这回又有个俄国过激派供他们依样画葫芦的材料。唉,天下事有哪一件脱离得了因果关系?十九世纪种种祸根都是从维也纳种下来,如今他们又在那里造孽了。

梁启超这一番话的远见,是凝聚着历史的睿智的,他不仅揭示了巴黎和会的分赃实质,而且预言了因为分赃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即:世界总有一天会陷入更大的战乱灾难,其矛头必定是首先或主要对着俄国的。

梁启超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列强虎视下的中国所处的环境,以及对国际联盟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强权外交还会进行,而中国人倘不改变自己的恶习,那么什么主义也是救不了的,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国人:

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行返抵上海,一下船即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对国内流行的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进行反驳道:

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堕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

在上海稍事停留后,梁启超北上,3月19日到北京,拜见总统徐世昌报告欧游经过。3月23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43名学生领袖侦讯结束,移送法庭审判。社会各界纷纷疏通、抗议,梁启超闻讯专门致书徐世昌,请释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过去之陈迹,启超越在海外,靡悉其详。要其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不能免。政府若诚以父师自居,而爱之如子弟,则充其量不过收二物之威,断无取绳以三尺之法。

梁启超说得再明确不过了:爱国是无罪的,只有腐败无能的政府,断没有腐败无能的青年学子。

欧游的震荡,依然在梁启超心里翻腾,一个战后贫困、社会混乱的欧洲,给梁启超的启迪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向何处去?

细细地翻阅《欧游心影录》,这部梁启超晚年的重要著作,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种种实录和看法,透过这些历史的轨道再前溯二三十年前梁启超“心醉西风”的篇什,我们可以看到多变的梁启超,其实在政治、学术的根本性的观点上,往往是修正而不是推倒,是蜕变而不是突变。实际上梁启超也有始终如一的另一面,如对西方文明他坦承“心醉”,也坚决反对中国一些文人夜郎自大的“西学中源”说;而对于“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的民族虚无主义,梁启超同样鄙视之。

梁启超主张融合,而既非“全盘西化”,亦非复古。

梁启超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地端着名流架子,以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欧洲的。他的同情心总是在弱者、贫困者、不幸者一边,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他目睹物质贫乏、通胀严重,进而慨叹道:“那富人便有钱也没处买东西,那穷人从前一个钱买的东西如今三五个钱也买不着,这日子怎么能过呢?”他也为战后欧洲的两极分化而忧愁:“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困难。”穷人不得温饱,而资本家呢?“今日赚5万,明日赚10万,日常享用,过于王侯。”

战后的欧洲,是悲观的欧洲。

追根究源,梁启超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西方将科学和物质凌驾于一切事物之故,过于相信了科学万能。

梁启超认为,科学或者说科技发展,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困扰: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一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这一段写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的著名议论,曾经被广泛引用也被广泛攻击。但我们决不能据此便认为,梁启超是反对科学的,不,他仅仅是反对科学万能,或者说他是在警示后人:生命的质量并不仅仅以物质作为标志的,未来岁月里人类无疑还要在物质和精神的两难境地中探求、摸索,简言之,人到底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按照美国学者勒文森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的观点,梁启超努力做的是一种可以称为“新的综合主义”的工程,融合中西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再造中国新文化。显然再造工程的精神是重要一端,梁启超强调并借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他认为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时代及社会,人类所缺乏的往往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精神的饥荒。梁启超开宗明义地说过: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

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从物质为出发点。

梁启超在哲学上固守并坚持的是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梁启超在探求救济精神饥荒的同时,对物质文明所取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他是绝对有远见而又相当天真地想为科学划定一个适用的、哪怕是极为广大的范围;他知道科学的不可阻挡,他承认科学的价值,他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向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学习;但,他也的确看见并预见到了一个以科学万能为主旨的社会的另一种虚弱及混乱。

梁启超在欧洲游历,凭吊古战场,为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所慑服,为艰难困苦下的人民所进行的保卫家园的浴血奋战所震撼,梁启超认识到这是欧洲战后的另一面,因而欧洲文明绝不会破产,“他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因而梁启超断言:“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

梁启超对欧洲亦即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正负两个方面均由后来的历史证实为不谬之词。

那么,这个“很结实的桩儿”是什么呢?尽管游欧一年总还是匆匆来去,梁启超没有细加论述,但倘若我们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时便可以找到答案了,那就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欧洲的教堂是遍布欧洲大地的,无论都市或者乡村,面对战火之后废墟之上残存的十字架,梁启超心里怦然一动,这不正是欧洲的脊梁吗?

或许,古希腊文明中的精于律算渐渐演化成了西方文明中实用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始终更为陌生的基督教文明则成了西方精神的强大的支柱,并由此派生出灵魂上的自律、赎罪,为了走进天堂之门苦苦地守望。

梁启超又毕竟是中国人。

法国著名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会见梁启超时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好像子孙承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遗产,而且叫遗产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文明总有它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

梁启超深以为是。

欧游归来,梁启超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满腔热情地希望使之与西方文明“综合”或“化合”,再造更灿烂的中华文明。他并没有如有些研究者判定的那样彻底回归传统,梁启超确实认为中国古代的“孔老墨三位大圣”都有“因小通大,推肉合灵”之奇妙,其中孑L子的“尽性教化”,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其哲学意义上的永恒与终极关怀无与伦比。

同时。梁启超对作为西方文化观念核心的“自由精神”仍然是一往情深的,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缺乏是渊远流长的,梁启超已经涉及到东方文化专制主义了:

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启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梁启超已经是在仰天长啸了:一个不准自由、禁止批评的国度,是毫无希望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