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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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后记

1995年10月,我和太太同游西山,秋风乍起,那松树还是绿的,各种鲜花依旧盛开着,深深的静穆铺满了林间小路。

我的脚步也是轻轻的。

小鸟们的呜叫也是轻轻的。

这是一处奇特的山川--生活在这里一样进行着,春秋两季总会有花展,香山公园游人如潮--但,在这一片土地之下却安息着中国近代史上不少著名的灵魂,这儿便也成了蒿里之行的好去处。

出万安公墓往北,进植物园,在卧佛寺东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是粱启超的墓。墓碑呈“凸”字形,状似宝座,碑文是:“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没有生平,也没有梁启超活着时的任何一个头衔。据称,这是梁启超生前的愿望--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个人的一切--一切都过去了,若有若无若生若灭,只留下一个名字一个符号足矣!

经历了太复杂的一生。

最后他得到了简单。

墓的东侧有一株白皮松,松树前有一汉白玉碑,这是梁启超的子女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立的墓碑,碑文略记王女士扶助梁启超及李蕙仙夫人、待所有子女如同己出的生平,种白皮松以为“母亲树”而永志怀念云云。

秋风摇动着“母亲树”。

那是母亲的叮咛吗?秋风起了,花要谢了,天要冷了,你们要小心冷暖……

我把一束山野花放在梁启超的墓碑前。

梁启超的墓园能使人想起梁启超和睦的家庭,以及他在做学问时对环境的重视。由梁启超生前自己选定并购下的这一大块墓地,为山林绿树包围着,远离了京城的喧嚣,有足够的地方留给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后陪伴他的亲人们。

泉下相聚,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正如同四季更迭的春风秋风,在山坡上卷出林涛,在花丛间落下细语,我们听不懂,我们听见了。

秋风一阵紧似一阵了。

墓地甬道的两侧是冬青,冬青上缠绵着几朵并不艳丽的小花,与之相连的是一片杂树,那树上的叶子已经显得疲惫,有的半红有的半黄。

不久便是看红叶的人。

残红落尽之后却是冬日了,凛冽的朔风与雪花,蒿里的各种墓碑会感到冷意吗?

我写梁启超,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1990年春天,我还在巴黎漂泊,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咖啡馆便是友丰书店了。这是专门出售各种中文图书的书店,还有国内的若干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等。先是读完了金庸的全部作品,再读高阳的历史小说,掩卷之后便产生了某种冲动:更多地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这个不大的书店杂书很多,正对我的胃口,写袁世凯的《风雨琼楼》的构想及开头部分便是在巴黎完成的,我当时的巴黎76区丁香城一条小街上的住处,便堆满了各种书本和资料。

沉浸书中的时候,心里便会平静。

我对巴黎的朋友说:历史可以治病。

写袁世凯自然要涉及到梁启超,我在《风雨琼楼》巾唯一不敢放纵笔墨的便是梁启超,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人物,其时已经活在我的思绪中了,我想把他留下。

1995年7月,《香港商报》的吴帆先生约请我在副刊上写个连载,我有点犹豫,一年时间不短了,每天一块,写不下去怎么办?吴帆先生却鼓励我,“写个大家都关心而又了解得不够的近代人物,如何?”

《梁启超》的题目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新的梁启超来,我只能说,我是在用我的笔墨写梁启超。对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敢有一点疏忽,读《饮冰室合集》带给我的冲击与喜悦也都流露于笔端了,我曾在电话里对关心我爱护我的文怀沙先生说:“我本应好好读书的,现在却要写书,一边读一边写总是脱不了匆忙,说到底便是急功近利。”

呜呼哀哉!文人如我。

我读出了自己的浅薄,面对先人巨著只有惭愧的份儿,我却不敢说我已经读懂了梁启超。电话的那一头,文怀沙先生还在鼓励我:“有你这种感慨的人已经不多了,你会写好的。”

夜深人静,我在团结湖小区这一盏亮着的台灯下,常常是翻开《饮冰室合集》便舍不得合上。

香港那边会有电话来:“徐先生,你的连载只剩下5天了。”

我写梁启超,也感觉着梁启超的困惑。我仿佛看见了安徒生笔下的《光荣的荆棘路》:“你,多汁的、绿色的毒胡萝卜,雅典的阴影不是橄榄树而是你!”--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人们才认识了苏格拉底。古希腊的城邦啊,你昔日的荣耀怎么离得开苏格拉底的智慧呢?也是在古希腊,荷马死去之后,七个城邦国家争吵着都说荷马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出生的。可是荷马活着的时候,“他在这些城市里流浪,靠朗诵自己的诗篇过日子,他一想起明天的生活,他的头发就变得灰白起来”。

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想起很多安徒生笔下的这样的伟人、智者,他们的种种遭遇。无疑,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幸和苦难。但,安徒生--这个编织童话的作家,却认真地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光荣的荆棘路看起来像一条环绕地球的灿烂的光带,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条带上行走,才被指定为建筑那座联结上帝与人间的桥梁的、没有薪水的总工程师。”

蒿里秋色荆棘路。

光荣与梦想啊!

1996年清明前,细雨靡靡中

北京--苇斋